日本大地震，震出台灣人的心底，對日本別有的感情；不同於台灣之於任何國家，也不同於任何國家之於日本。

為什麼台灣人那麼喜歡日本和日本人？大家都有這樣的疑惑。我並沒有脫口而出的答案，不過，老一輩台灣人的回憶裡，普遍有一個他們稱為「日本先生」的美好身影。「先生」是日文「老師」的意思。

醫學博士楊孔昭在回憶錄說，念台南二中時，他愛畫畫，中村老師會送他「外面買不到的畫圖用品」，鼓勵他，可惜老師因病早逝，但「現在眼睛閉合起來」，仍會浮出那「慈祥的」身影。

送東西還是小事，日本老師免費幫學生補習，也非常普遍，台灣文學前輩葉石濤的安藤老師就是這樣，「對台籍的子弟，當做自己的孩子」，下課後還補習到五、六點，不取分文。葉母過意不去，過年時，買了一大箱香腸，要葉石濤拿去送給安藤老師。師母有意收下，老師在屋內聽見，卻走出來罵人，很生氣把那箱香腸丟出去。葉石濤跟老師解釋是母親的謝意，安藤老師說：「幫你們補習，是我應該做的事，請你把香腸帶回去。」葉石濤自己戰後也成為國小教師，回憶起這樣的日本先生，他甚至用了「偉大」兩個字。

十九世紀末，日本開始在台灣開辦新式學校，一般台灣家長並不了解教育的重要，或迫於貧窮，無法讓孩子就學，於是日本老師負起了遊說勸學的工作。統一企業前董事長吳修齊一九二六年小學畢業，末永猛校長「再三」到家裡拜訪，勸他的父親讓吳修齊繼續升學。前台灣省建設廳長、台肥董事長朱江淮說，他的父親是家鄉大甲公學校的老師，父親有位日籍同事志賀哲太郎，對勸學之事特別熱心，常自動戴著斗笠挨家挨戶跑，令他的父親非常佩服。志賀老師也提供清寒學生文具，補助他們學費，學生生病，也會去家裡慰問，當地人稱志賀老師「大甲的聖人」。

當然，討厭的日本老師也有，但整體來說，日本老師印象，美好居多。就好像日本時代一樣有許多偷盜犯罪，警察的藤條又是可以橫暴揮舞，但治安很好的印象，卻是一面倒地烙印在台灣人的記憶裡。

日本時代，各階層的台灣民眾都會接觸到各色日本人，禮貌往來有，但能深入彼此生活圈的並不多。能發生感情的，日本老師屬最大宗了。

林務局退休官員陳繁首出身屏東，他的回憶裡，戰爭結束，日本人等待遣返的期間，同學們還去幫日本老師種菜。宜蘭名醫陳五福趁著早坂教授有家庭禮拜時去拜訪，他目睹教授親自拿拖鞋給客人，並親自整理客人的鞋子，他在回憶錄寫下「其體貼、親切及細膩的心思，令人感動」的句子。

讀著這些回憶文字，我不得不揣測，或許，日本老師正是台灣人喜歡日本的感情源頭。（作者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