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主
公元四世紀，古羅馬誕生了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在他的庇護下，基督教由屢受迫害的異教變成了正統國教。當徒手的耶穌戰勝了持劍的愷撒之後，基督教逐漸征服了西方人的精神，對西方文明的發展做出了諸多貢獻。
一、馴化野蠻人的基督教
從人性進化的角度講，特別是在精神及其倫理層面上，基督教在古希臘的理性精神之外，提供了統一的持久的超驗信仰，對天堂的期待安撫著地上的苦難，信徒的良知反抗著世俗權力的蠻橫，並通過聖徒的殉道和懺悔為人們提供道德典範（比如，耶穌殉難之後，又有聖彼得和聖保羅的殉教，聖•奧古斯丁的懺悔）。這信仰，這典範，提升著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也作為在道德上凝聚社會的紐帶連接起世世代代的倫理傳承。由基督教和古希臘形而上學的結合而形成的超驗倫理，在西方文明中具有超越世俗功利的絕對價值，並逐漸演變為普遍有效的公德標準。來自上天的超自然的恩惠和制裁，許給為善者入天堂的萬世至福，降給作惡者下地獄的永生懲罰，又通過懺悔的途徑給人以贖罪和自新的機會。上帝之子耶穌用甘願上十字架的代價，背負起人的「原罪」，以絕對的非暴力對抗暴力，以絕對的愛與寬恕降恩於所有罪人。生而有罪的人類，唯有終生向上帝祈禱和懺悔，在行為上不斷行善積德，才能在無限的贖罪之路上接近天國。正是這種恩罰並重、懺悔贖罪和良知反抗的超驗倫理，逐漸把凶悍的野蠻人和貪婪的唯利是圖之徒，馴化為平和、節制和反省的文明人，也就是把本能人提升為具有信仰的理性人。
從歷史進程的角度講，基督教興盛於大一統的羅馬帝國開始走向衰敗之時。北方蠻族的入侵、內部的暴虐統治、腐敗奢侈、權爭陰謀和底層反抗，已經失去道德方向的羅馬帝國，強大的武力只能帶來更大的災難。幸運的在於，羅馬帝國在武力上敗給了蠻族，基督教卻在精神上馴服了野蠻人，使之逐漸變成文明人。古羅馬帝國的統一傳統與北方蠻族的分離勢力發生武力衝突，在世俗意義上，促成了羅馬帝國的衰亡和民族國家的紛紛獨立，但在屬靈意義上，教權之下的信仰及教會的統一，等於在另類意義上延續著昔日的羅馬帝國統一。正如英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領袖溫斯頓•邱吉爾所言：「羅馬帝國滅亡以後，獲勝的野蠻人也同樣被基督的福音迷住了。雖然他們並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克制自己的邪慾，但是他們有共同的教義和神靈的啟示。一條聯接著歐洲各個民族。一個世界性機構遍布所有國家，它無比強大，而且是羅馬時代幸存下來的唯一成為系統的機構。這一機構的首腦是羅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職的形式，恢復了羅馬皇帝已經喪失的權威。」（《英語民族史》第一卷《不列顛的誕生》，溫斯頓•邱吉爾著，薛力敏林林譯，南方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Ｐ８３）
正是憑借著聖徒的榜樣激勵、教會的超然權威、教義的普世正義、教士之佈道安慰、儀式之莊嚴魅力、信徒之堅定虔誠……才培育出互助、慈善、克制、苦行等社會公德。僧侶們的開荒拓土，教堂和修道院對弱勢者的庇護、對窮人的賑濟、收養鯀寡孤獨、安頓迷途旅客，教會醫院救死扶傷，特別是救助那些被遺棄的罪犯和傳染病人……等等，宗教場所不僅成為施善育德和救死扶傷之地，也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源泉，交戰雙方不得進入宗教場所，已經成為世界通則。
二、改變社會結構的基督教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講，基督教對西方社會的發展具有三大功能。
１，教會成為凝聚社會大家庭的組織紐帶和自治權威，也成為秩序與和平之源。不僅是羅馬教廷提供了西方屬靈世界的統一權威，而且各地方教會也成為社區自治的組織核心。這種以教會為組織核心而形成的秩序，對結束無政府的混亂狀態來說，具有著遠比世俗政府更強大的功能。怪不得有人戲稱：「梵蒂岡的世界性權威就是宗教領域的『聯合國總部』。」但與現在的聯合國相比，梵蒂岡的統一權威具有悠久的傳統，而聯合國的權威僅僅是二戰後的產物，所以，梵蒂岡對世界各地的天主教會的權威之有效，遠非紐約聯合國總部對各成員國的權威所能比擬。梵蒂岡訓令對全世界的教徒具有強大的約束力，而聯合國決議卻難以真正約束各主權國家的行為。
２，基督教信仰，逐漸凝聚起整個西方教徒的信仰共識，從而形成了相對於世俗權力及其利益的超驗良知，隨著教會的普及和日漸擴張，這種獨立於世俗王權之外的道德的或精神的普遍共識，逐漸變成了高度組織化的宗教權威，在世俗政權本身無法形成對最高權力的內部制度化制約的情況下，基督教作為社會性的精神權威，發揮著從外部制約世俗王權的作用。由此，基督教改變了西方社會的整體結構，即在世俗政府的權威之外，造就了另一個獨立的屬靈權威，構成了兩種權威、兩套法律、兩種責任的並存。神權的確立及其教會財產的合法化，在使西方人的宗教信仰由多神教變成一神教的同時，也使古希臘遺留下來的一元社會隨之退出歷史舞台，西方社會的權力結構逐漸由一元變成二元，神權與王權、教會與政府、僧侶與俗人、宗教法與世俗法……的並存，構成了古羅馬社會結構的二元化：一是僧俗並存並日趨走向政教分離，二是自上而下的封建和自下而上的自治並存。正是在兩種不相上下的社會力量及其制度的相互對抗中，西方社會才能逐漸形成兩種統治力量相互制約的權威均衡，為西方制度向自由憲政的演變提供了成熟的社會條件。
３，為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提供超驗基礎。在基督教成為古羅馬的國教之後，不僅教會法在技術上為世俗法提供了可資效仿的對象，而且對來自超驗正義的教會法為法治秩序的超驗基礎，於是，西方人逐漸形成了這樣的法治思想：法律如若要形成穩定的普遍的規則，首先，法律來上帝的意志，乃善法而非惡法，《摩西五經》是法律的原型；而法律如果僅僅來自愷撒，就很容易變成主要服務於統治者意志的惡法。其次，法律只有被信仰，才會被尊重、被自願服從，整個社會才能具有以遵紀守法為榮的公共意願。否則的話，法律要麼變成「惡法」，只服務於統治者的意志；要麼形同虛設、被法律之外的潛規則代替。
三、培育西方人文精神的基督教
從人文精神的特質和文化發展的角度講，基督教為西方文化提供了精神、制度和物質的偉大貢獻。
１，基督教的教義及其神學思想，對西方的人文學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響。教義提供普世道義，拉丁文提供統一文字，自耶穌殉難以來的西方，沒有基督教背景的一流精神產品，幾乎是不可想像的。無論是神學、哲學、文學，還是繪畫、音樂、建築，只要是人文和藝術的創造，無一不打上鮮明的基督教印跡。不要說神權時代的人文精神被基督教信仰所左右，即便是在理性化世俗化的近、現代西方，基督精神也為人文創造提供深層的滋養，文藝復興運動、啟蒙運動和非理性主義運動之中誕生的文化巨人們，儘管以復興古希臘的理性精神來對抗神權主宰的中世紀，但是從但丁的《神曲》到意大利三傑的繪畫，從莎士比亞的戲劇到歌德的《浮士德》再到貝多芬等人的交響曲，從康德的絕對律令到尼采的超人，人們都能看到基督受難的形象和聽到天國的鐘聲。可以說，基督教已經滲入了西方文化的血肉之中。特別是那種指向絕對價值的超越精神，已經成為西方文化的最醒目的標誌。
２，基督教教會和神職人員在保存古代文化遺產方面貢獻卓著，不僅是與基督教傳承直接相關的古典遺產，還有大量異教和異端的文獻資料。經院神學家對古典哲學做出的獨特性解釋，對古典精神的傳承具有承前啟後的意義。教會開辦的神學院為西方高等教育體制奠基，是西方的近、現代的大學及其研究制度的母體。教會、修道院和神學院訓練出大量的教師、學者、法官、外交官和內閣大臣。教會的慈善事業也包括資助藝術創作，西方的音樂、繪畫和建築所達到的藝術高度，沒有教會所提供的精神資源和物質支持，也是難以想像的。
近、現代以來，借助於強大的經濟、先進的技術和優越的制度，基督教的信仰征服已經從西方向非西方國家擴展，而且一直持續到當代世界。基督教及資本主義文明具有強烈的擴張性，先後造就了羅馬帝國、大英帝國和二戰後的美利堅新帝國，並由武力的征服和佔領的殖民擴張演變為資本的擴張和福音的擴張（道義擴張），基督教為西方文明的擴張意識注入了「傳播上帝福音」的道義動力，其世俗化進程表現為經濟上的自由市場的全球化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的全球化。在「資本」為了利潤而進行的無遠弗界的擴張中，虔誠而富於獻身精神的傳教士，也不惜歷盡千難萬險地傳播福音，甚至於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西方傳教士的足跡。
進入２０世紀之後，人類歷史富於戲劇性的發展證明：自發形成於特定地區的基督教、市場經濟和自由憲政，之所以具有難以抗拒的擴張性，就在於它們具有其他文明所缺乏的與人性的內在契合性──善待人性、確立人的尊嚴、鼓勵自由競爭、確保和平秩序和激發人的首創精神。所以，西方文明逐漸顯露出其普世性品質，被越來越多的其他地區和其他文明所接受，甚至演變成難以抗拒的歷史大勢，順治者昌而逆之者亡。
然而，基督教對西方的偉大貢獻並不能掩飾其製造的災難。在基督教主宰西方精神的漫長歷史上，教會犯下的最大罪惡便是迫害異教和異端。這樣的迫害史，從公元４世紀初一直延續到２０世紀後期。
四、初為國教時期的迫害異端
非常諷刺的是，基督教由異教變成正統之後，也變成了製造並迫害其他異端的信仰獨裁者。從此，作為國教的基督教忘記了自己作為異教徒被迫害的傷疤，開始了在權力的支撐下的漫長的迫害異教徒的過程。君士坦丁大帝在把基督教定為國教之後，就開始迫害其他宗教信仰和基督教內部的異端。他就針對異教頒佈嚴格的禁令：禁止在新首都敬拜任何偶像，禁止任何異教的集會並焚毀其會堂。四世紀的最後２０年，狂熱的基督徒在羅馬各城市裡不斷地製造騷亂，摧毀異教的古老神廟，清除所有偶像和異教徒，禁止異教的祭祀和儀式。異教派別主要源自古希臘的精神遺產，如，新柏拉圖派、斯多葛派、犬儒派和密斯拉教派（Ｍｉｔｈｒａｉｓｍ），其中尤以新柏拉圖派和斯多葛派的影響最大，並通過聖．奧古斯丁的神學而融入基督教之中。
一、馴化野蠻人的基督教
從人性進化的角度講，特別是在精神及其倫理層面上，基督教在古希臘的理性精神之外，提供了統一的持久的超驗信仰，對天堂的期待安撫著地上的苦難，信徒的良知反抗著世俗權力的蠻橫，並通過聖徒的殉道和懺悔為人們提供道德典範（比如，耶穌殉難之後，又有聖彼得和聖保羅的殉教，聖•奧古斯丁的懺悔）。這信仰，這典範，提升著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也作為在道德上凝聚社會的紐帶連接起世世代代的倫理傳承。由基督教和古希臘形而上學的結合而形成的超驗倫理，在西方文明中具有超越世俗功利的絕對價值，並逐漸演變為普遍有效的公德標準。來自上天的超自然的恩惠和制裁，許給為善者入天堂的萬世至福，降給作惡者下地獄的永生懲罰，又通過懺悔的途徑給人以贖罪和自新的機會。上帝之子耶穌用甘願上十字架的代價，背負起人的「原罪」，以絕對的非暴力對抗暴力，以絕對的愛與寬恕降恩於所有罪人。生而有罪的人類，唯有終生向上帝祈禱和懺悔，在行為上不斷行善積德，才能在無限的贖罪之路上接近天國。正是這種恩罰並重、懺悔贖罪和良知反抗的超驗倫理，逐漸把凶悍的野蠻人和貪婪的唯利是圖之徒，馴化為平和、節制和反省的文明人，也就是把本能人提升為具有信仰的理性人。
從歷史進程的角度講，基督教興盛於大一統的羅馬帝國開始走向衰敗之時。北方蠻族的入侵、內部的暴虐統治、腐敗奢侈、權爭陰謀和底層反抗，已經失去道德方向的羅馬帝國，強大的武力只能帶來更大的災難。幸運的在於，羅馬帝國在武力上敗給了蠻族，基督教卻在精神上馴服了野蠻人，使之逐漸變成文明人。古羅馬帝國的統一傳統與北方蠻族的分離勢力發生武力衝突，在世俗意義上，促成了羅馬帝國的衰亡和民族國家的紛紛獨立，但在屬靈意義上，教權之下的信仰及教會的統一，等於在另類意義上延續著昔日的羅馬帝國統一。正如英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領袖溫斯頓•邱吉爾所言：「羅馬帝國滅亡以後，獲勝的野蠻人也同樣被基督的福音迷住了。雖然他們並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克制自己的邪慾，但是他們有共同的教義和神靈的啟示。一條聯接著歐洲各個民族。一個世界性機構遍布所有國家，它無比強大，而且是羅馬時代幸存下來的唯一成為系統的機構。這一機構的首腦是羅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職的形式，恢復了羅馬皇帝已經喪失的權威。」（《英語民族史》第一卷《不列顛的誕生》，溫斯頓•邱吉爾著，薛力敏林林譯，南方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Ｐ８３）
正是憑借著聖徒的榜樣激勵、教會的超然權威、教義的普世正義、教士之佈道安慰、儀式之莊嚴魅力、信徒之堅定虔誠……才培育出互助、慈善、克制、苦行等社會公德。僧侶們的開荒拓土，教堂和修道院對弱勢者的庇護、對窮人的賑濟、收養鯀寡孤獨、安頓迷途旅客，教會醫院救死扶傷，特別是救助那些被遺棄的罪犯和傳染病人……等等，宗教場所不僅成為施善育德和救死扶傷之地，也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源泉，交戰雙方不得進入宗教場所，已經成為世界通則。
二、改變社會結構的基督教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講，基督教對西方社會的發展具有三大功能。
１，教會成為凝聚社會大家庭的組織紐帶和自治權威，也成為秩序與和平之源。不僅是羅馬教廷提供了西方屬靈世界的統一權威，而且各地方教會也成為社區自治的組織核心。這種以教會為組織核心而形成的秩序，對結束無政府的混亂狀態來說，具有著遠比世俗政府更強大的功能。怪不得有人戲稱：「梵蒂岡的世界性權威就是宗教領域的『聯合國總部』。」但與現在的聯合國相比，梵蒂岡的統一權威具有悠久的傳統，而聯合國的權威僅僅是二戰後的產物，所以，梵蒂岡對世界各地的天主教會的權威之有效，遠非紐約聯合國總部對各成員國的權威所能比擬。梵蒂岡訓令對全世界的教徒具有強大的約束力，而聯合國決議卻難以真正約束各主權國家的行為。
２，基督教信仰，逐漸凝聚起整個西方教徒的信仰共識，從而形成了相對於世俗權力及其利益的超驗良知，隨著教會的普及和日漸擴張，這種獨立於世俗王權之外的道德的或精神的普遍共識，逐漸變成了高度組織化的宗教權威，在世俗政權本身無法形成對最高權力的內部制度化制約的情況下，基督教作為社會性的精神權威，發揮著從外部制約世俗王權的作用。由此，基督教改變了西方社會的整體結構，即在世俗政府的權威之外，造就了另一個獨立的屬靈權威，構成了兩種權威、兩套法律、兩種責任的並存。神權的確立及其教會財產的合法化，在使西方人的宗教信仰由多神教變成一神教的同時，也使古希臘遺留下來的一元社會隨之退出歷史舞台，西方社會的權力結構逐漸由一元變成二元，神權與王權、教會與政府、僧侶與俗人、宗教法與世俗法……的並存，構成了古羅馬社會結構的二元化：一是僧俗並存並日趨走向政教分離，二是自上而下的封建和自下而上的自治並存。正是在兩種不相上下的社會力量及其制度的相互對抗中，西方社會才能逐漸形成兩種統治力量相互制約的權威均衡，為西方制度向自由憲政的演變提供了成熟的社會條件。
３，為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提供超驗基礎。在基督教成為古羅馬的國教之後，不僅教會法在技術上為世俗法提供了可資效仿的對象，而且對來自超驗正義的教會法為法治秩序的超驗基礎，於是，西方人逐漸形成了這樣的法治思想：法律如若要形成穩定的普遍的規則，首先，法律來上帝的意志，乃善法而非惡法，《摩西五經》是法律的原型；而法律如果僅僅來自愷撒，就很容易變成主要服務於統治者意志的惡法。其次，法律只有被信仰，才會被尊重、被自願服從，整個社會才能具有以遵紀守法為榮的公共意願。否則的話，法律要麼變成「惡法」，只服務於統治者的意志；要麼形同虛設、被法律之外的潛規則代替。
三、培育西方人文精神的基督教
從人文精神的特質和文化發展的角度講，基督教為西方文化提供了精神、制度和物質的偉大貢獻。
１，基督教的教義及其神學思想，對西方的人文學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響。教義提供普世道義，拉丁文提供統一文字，自耶穌殉難以來的西方，沒有基督教背景的一流精神產品，幾乎是不可想像的。無論是神學、哲學、文學，還是繪畫、音樂、建築，只要是人文和藝術的創造，無一不打上鮮明的基督教印跡。不要說神權時代的人文精神被基督教信仰所左右，即便是在理性化世俗化的近、現代西方，基督精神也為人文創造提供深層的滋養，文藝復興運動、啟蒙運動和非理性主義運動之中誕生的文化巨人們，儘管以復興古希臘的理性精神來對抗神權主宰的中世紀，但是從但丁的《神曲》到意大利三傑的繪畫，從莎士比亞的戲劇到歌德的《浮士德》再到貝多芬等人的交響曲，從康德的絕對律令到尼采的超人，人們都能看到基督受難的形象和聽到天國的鐘聲。可以說，基督教已經滲入了西方文化的血肉之中。特別是那種指向絕對價值的超越精神，已經成為西方文化的最醒目的標誌。
２，基督教教會和神職人員在保存古代文化遺產方面貢獻卓著，不僅是與基督教傳承直接相關的古典遺產，還有大量異教和異端的文獻資料。經院神學家對古典哲學做出的獨特性解釋，對古典精神的傳承具有承前啟後的意義。教會開辦的神學院為西方高等教育體制奠基，是西方的近、現代的大學及其研究制度的母體。教會、修道院和神學院訓練出大量的教師、學者、法官、外交官和內閣大臣。教會的慈善事業也包括資助藝術創作，西方的音樂、繪畫和建築所達到的藝術高度，沒有教會所提供的精神資源和物質支持，也是難以想像的。
近、現代以來，借助於強大的經濟、先進的技術和優越的制度，基督教的信仰征服已經從西方向非西方國家擴展，而且一直持續到當代世界。基督教及資本主義文明具有強烈的擴張性，先後造就了羅馬帝國、大英帝國和二戰後的美利堅新帝國，並由武力的征服和佔領的殖民擴張演變為資本的擴張和福音的擴張（道義擴張），基督教為西方文明的擴張意識注入了「傳播上帝福音」的道義動力，其世俗化進程表現為經濟上的自由市場的全球化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的全球化。在「資本」為了利潤而進行的無遠弗界的擴張中，虔誠而富於獻身精神的傳教士，也不惜歷盡千難萬險地傳播福音，甚至於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西方傳教士的足跡。
進入２０世紀之後，人類歷史富於戲劇性的發展證明：自發形成於特定地區的基督教、市場經濟和自由憲政，之所以具有難以抗拒的擴張性，就在於它們具有其他文明所缺乏的與人性的內在契合性──善待人性、確立人的尊嚴、鼓勵自由競爭、確保和平秩序和激發人的首創精神。所以，西方文明逐漸顯露出其普世性品質，被越來越多的其他地區和其他文明所接受，甚至演變成難以抗拒的歷史大勢，順治者昌而逆之者亡。
然而，基督教對西方的偉大貢獻並不能掩飾其製造的災難。在基督教主宰西方精神的漫長歷史上，教會犯下的最大罪惡便是迫害異教和異端。這樣的迫害史，從公元４世紀初一直延續到２０世紀後期。
四、初為國教時期的迫害異端
非常諷刺的是，基督教由異教變成正統之後，也變成了製造並迫害其他異端的信仰獨裁者。從此，作為國教的基督教忘記了自己作為異教徒被迫害的傷疤，開始了在權力的支撐下的漫長的迫害異教徒的過程。君士坦丁大帝在把基督教定為國教之後，就開始迫害其他宗教信仰和基督教內部的異端。他就針對異教頒佈嚴格的禁令：禁止在新首都敬拜任何偶像，禁止任何異教的集會並焚毀其會堂。四世紀的最後２０年，狂熱的基督徒在羅馬各城市裡不斷地製造騷亂，摧毀異教的古老神廟，清除所有偶像和異教徒，禁止異教的祭祀和儀式。異教派別主要源自古希臘的精神遺產，如，新柏拉圖派、斯多葛派、犬儒派和密斯拉教派（Ｍｉｔｈｒａｉｓｍ），其中尤以新柏拉圖派和斯多葛派的影響最大，並通過聖．奧古斯丁的神學而融入基督教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