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主
由幾個例子再看史料對“張獻忠屠蜀”的記載
例1：以訛傳訛，以假充真
“年十五以上殺之，各路彙集所殺衛軍75萬，新軍23萬六千，家口32萬。”(《蜀亂》)”
單看這一段文字，連幾萬幾千人都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似乎言之鑿鑿，頗值參考。但是且慢，這段記載實際是傳抄自《後鑒錄》：“先檢各衛軍及在營新兵年十五以上殺之，會計各路所殺衛軍七十五萬有奇，兵二十三萬有奇，家口不計，乃次殺民之諸生，釋道及堪輿，醫蔔有材技者。。。。。。凡三十餘萬，家口不計”。
那麽，作爲原始記載的《後鑒錄》是否可信呢？就是在上面這段數字所在的同一段文字裏，僅作者所列舉出的被張獻忠殺死的四川人，加起來總共就達69900萬，也就是約7億人。---- 我想這就不必再辯下去了，明朝萬曆年間四川的人口才310萬，即使四川人口真被張獻忠殺光了，後來與清軍鬥争了十年以上的都是孤魂野鬼，那《後鑒錄》的數字也最少誇大了200倍以上！也就是說，最保守的估計，也把殺100人說成是殺2萬人
如果完整地看了《後鑒錄》，誰都能看出它提供的數字不可信，但是，當它被《蜀亂》剔除明顯不合理的部份而部份引用之後，卻成了某些論者眼中“言之鑿鑿”的信史了！
例2：相互矛盾的記載
或者，我們恰恰可以這樣說：正因爲現存各種史料大都指責張獻忠的“嗜殺”，故而這些史料也就都不可能故意美化張獻忠，換言之，這些史料中所記載的對張獻忠有利的史記載基本上是可信的，如果彼此出現矛盾，那麽對張獻忠有利的那一種說法基本上應是比較接近真實的？(除非有故意美化張獻忠用謊言爲其開脫的理由)
如果按照這樣的方式，從這些對張獻忠大肆鞭撻的史料中将對張有利的史料找出來，再一一去對照曆次所謂“大屠殺”記載，會發現幾乎每次“大屠殺”的記載都可以找到反證。
例如所謂的“屠重慶”，《紀事略》說“合城男婦大小二三百萬有奇，俱盡锆鋒刃”，《蜀亂》說“盡屠其城”，說張把重慶的人殺光了。但《續綏寇紀略》卻記載說“......初欲屠重慶，因是矣止。”而從《綏寇紀略》《懷陵流寇始錄》的記載看張獻忠所殺則大都是明朝大臣和宗室。
又如所謂屠成都，很多記載說張把成都人殺絕了，《明史》更明确指出地點“坑成都民于中園”。但相反的記載也比比皆是，如《蜀難叙略》說“給大順錢，綴于首，可不死”，就是說把發給的大順錢币挂在脖子上表示順從新朝就可以不殺。《續綏寇紀略》則說“盡驅城中士民于中園，将屠之，忽見一物如龍尾下垂，賊懼，又以其黨汪兆齡言，乃止。”
再如所謂青羊宮殺儒生(士子)，有些記載說是張獻忠無理由的嗜殺，也有不少記載說張獻忠發現有士子暗通李自成便大開殺戒，濫殺無辜，然而上引誣蔑張獻忠在重慶屠2，3百萬人(四川總共才三百多萬人口)的《紀事略》記載此事經過時卻說“諸生寓此(青羊宮)......(鬼離)魅現形......從夢中驚醒，金金甲人無數......皆裸體亂竄，衆賊一時大嘩，皆雲秀才造反，持戟亂搠，黑夜之中，不辨民兵，相互踐踏，死者近千，于是監者稍疏，諸生乘勢奔出宮門者數百人。”這個記載中把“諸生”的趁夜突出青羊宮說成是因爲看到“(鬼離)魅現形”“金甲人無數”，誰都知道荒誕無稽，如果剔除這一顯然屬于捏造的幻象外，事件過程與事後大西軍刑部尚書向張獻忠所奏的“諸生夥謀不軌，殺監守之兵奔逃”并無大異。因爲青羊宮中人趁夜突然沖擊青羊宮守軍，守軍被迫反擊，黑夜之中相互踐踏，以緻士子和士兵均有傷亡，而士子還有數百人沖出。張獻忠所殺的是拒不爲大西效命，而且強行闖出宮門的“諸生”，這件事的是非姑且不論，但張獻忠殺的是反對他的人，而不是随意濫殺，甚至爲殺人而殺人，在這一事件中卻是顯然的。
例3：洋人的記載
洋人的記載，是否就一定可信？我們不妨問一句，去過美國的中國人寫的有關美國的文字就都可信嗎？---- 甄别史料時考慮作者的政治立場是正确的，但政治立場并不是可能影響史料可信度的唯一因素。
洋人或許未必是故意誣蔑張獻忠，但如果他對張獻忠有惡感(不能否認張獻忠的草莽作風的确可能令很多人産生惡感，尤其是以文明布道者自居的洋人)，能排除偏聽偏信的可能嗎？要知道，張獻忠在四川總共3年，他死于1646年，而《聖教入川記》記載的四川平定時間是1681年，已經是康熙24年，在張獻忠身後這35年中，忠于明朝的文人或是爲清廷效力的筆手随時都可以散布有關張的誣蔑之詞，聽上35年的話耳朵都可以聽出繭子來了！“七殺碑”不久是最好的例子嗎？
舉例言之，《聖教入川記》說張“性情暴虐，每日均殺人。大西的官員本有九百人。張獻忠離開成都時還有７００人。到他臨死時隻有２５人”，張戰死于西充，據《蜀難紀略》記載，當時随行者“尚有一百三十萬人”，《續編綏寇紀略》說“尚有五六十萬”，我們姑且按少的算，即五十萬吧。如果說他死時隻有25名官員剩下，而我們即使假定這25名官員不包括将領，而且都是平行級别，那每個官員就要直接管理2萬人，這可能嗎？有任何一個政權，基層組織能以2人爲單位，以下不設官吏的嗎？
再請看《聖教入川記》本身這一段記載：
“張獻忠滅後，旗兵在川......彼時川人不甘旗人權下者，逃亡地方，聚集人馬抵抗旗兵，如此約有十載，迨至1660年間，川省稍定......不幸又值雲南吳三桂之亂，連年刀兵不息，自1667年至1681年，一連15載，川民各處被摟，不遭兵人之劫，即遭寇盜之害.....四川際此兵霾之後，地廣人稀。”
張獻忠死于1646年，距離1681年有35年，而四川人口統計的最低點是在康熙24年即1685年，換言之，外省向四川大範圍移民是那以後的事。那麽，這35年間和旗兵作戰的，或是遭吳三桂軍蹂躏的，或被迫爲其提供物資的，難道都是鬼魂嗎？
例1：以訛傳訛，以假充真
“年十五以上殺之，各路彙集所殺衛軍75萬，新軍23萬六千，家口32萬。”(《蜀亂》)”
單看這一段文字，連幾萬幾千人都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似乎言之鑿鑿，頗值參考。但是且慢，這段記載實際是傳抄自《後鑒錄》：“先檢各衛軍及在營新兵年十五以上殺之，會計各路所殺衛軍七十五萬有奇，兵二十三萬有奇，家口不計，乃次殺民之諸生，釋道及堪輿，醫蔔有材技者。。。。。。凡三十餘萬，家口不計”。
那麽，作爲原始記載的《後鑒錄》是否可信呢？就是在上面這段數字所在的同一段文字裏，僅作者所列舉出的被張獻忠殺死的四川人，加起來總共就達69900萬，也就是約7億人。---- 我想這就不必再辯下去了，明朝萬曆年間四川的人口才310萬，即使四川人口真被張獻忠殺光了，後來與清軍鬥争了十年以上的都是孤魂野鬼，那《後鑒錄》的數字也最少誇大了200倍以上！也就是說，最保守的估計，也把殺100人說成是殺2萬人
如果完整地看了《後鑒錄》，誰都能看出它提供的數字不可信，但是，當它被《蜀亂》剔除明顯不合理的部份而部份引用之後，卻成了某些論者眼中“言之鑿鑿”的信史了！
例2：相互矛盾的記載
或者，我們恰恰可以這樣說：正因爲現存各種史料大都指責張獻忠的“嗜殺”，故而這些史料也就都不可能故意美化張獻忠，換言之，這些史料中所記載的對張獻忠有利的史記載基本上是可信的，如果彼此出現矛盾，那麽對張獻忠有利的那一種說法基本上應是比較接近真實的？(除非有故意美化張獻忠用謊言爲其開脫的理由)
如果按照這樣的方式，從這些對張獻忠大肆鞭撻的史料中将對張有利的史料找出來，再一一去對照曆次所謂“大屠殺”記載，會發現幾乎每次“大屠殺”的記載都可以找到反證。
例如所謂的“屠重慶”，《紀事略》說“合城男婦大小二三百萬有奇，俱盡锆鋒刃”，《蜀亂》說“盡屠其城”，說張把重慶的人殺光了。但《續綏寇紀略》卻記載說“......初欲屠重慶，因是矣止。”而從《綏寇紀略》《懷陵流寇始錄》的記載看張獻忠所殺則大都是明朝大臣和宗室。
又如所謂屠成都，很多記載說張把成都人殺絕了，《明史》更明确指出地點“坑成都民于中園”。但相反的記載也比比皆是，如《蜀難叙略》說“給大順錢，綴于首，可不死”，就是說把發給的大順錢币挂在脖子上表示順從新朝就可以不殺。《續綏寇紀略》則說“盡驅城中士民于中園，将屠之，忽見一物如龍尾下垂，賊懼，又以其黨汪兆齡言，乃止。”
再如所謂青羊宮殺儒生(士子)，有些記載說是張獻忠無理由的嗜殺，也有不少記載說張獻忠發現有士子暗通李自成便大開殺戒，濫殺無辜，然而上引誣蔑張獻忠在重慶屠2，3百萬人(四川總共才三百多萬人口)的《紀事略》記載此事經過時卻說“諸生寓此(青羊宮)......(鬼離)魅現形......從夢中驚醒，金金甲人無數......皆裸體亂竄，衆賊一時大嘩，皆雲秀才造反，持戟亂搠，黑夜之中，不辨民兵，相互踐踏，死者近千，于是監者稍疏，諸生乘勢奔出宮門者數百人。”這個記載中把“諸生”的趁夜突出青羊宮說成是因爲看到“(鬼離)魅現形”“金甲人無數”，誰都知道荒誕無稽，如果剔除這一顯然屬于捏造的幻象外，事件過程與事後大西軍刑部尚書向張獻忠所奏的“諸生夥謀不軌，殺監守之兵奔逃”并無大異。因爲青羊宮中人趁夜突然沖擊青羊宮守軍，守軍被迫反擊，黑夜之中相互踐踏，以緻士子和士兵均有傷亡，而士子還有數百人沖出。張獻忠所殺的是拒不爲大西效命，而且強行闖出宮門的“諸生”，這件事的是非姑且不論，但張獻忠殺的是反對他的人，而不是随意濫殺，甚至爲殺人而殺人，在這一事件中卻是顯然的。
例3：洋人的記載
洋人的記載，是否就一定可信？我們不妨問一句，去過美國的中國人寫的有關美國的文字就都可信嗎？---- 甄别史料時考慮作者的政治立場是正确的，但政治立場并不是可能影響史料可信度的唯一因素。
洋人或許未必是故意誣蔑張獻忠，但如果他對張獻忠有惡感(不能否認張獻忠的草莽作風的确可能令很多人産生惡感，尤其是以文明布道者自居的洋人)，能排除偏聽偏信的可能嗎？要知道，張獻忠在四川總共3年，他死于1646年，而《聖教入川記》記載的四川平定時間是1681年，已經是康熙24年，在張獻忠身後這35年中，忠于明朝的文人或是爲清廷效力的筆手随時都可以散布有關張的誣蔑之詞，聽上35年的話耳朵都可以聽出繭子來了！“七殺碑”不久是最好的例子嗎？
舉例言之，《聖教入川記》說張“性情暴虐，每日均殺人。大西的官員本有九百人。張獻忠離開成都時還有７００人。到他臨死時隻有２５人”，張戰死于西充，據《蜀難紀略》記載，當時随行者“尚有一百三十萬人”，《續編綏寇紀略》說“尚有五六十萬”，我們姑且按少的算，即五十萬吧。如果說他死時隻有25名官員剩下，而我們即使假定這25名官員不包括将領，而且都是平行級别，那每個官員就要直接管理2萬人，這可能嗎？有任何一個政權，基層組織能以2人爲單位，以下不設官吏的嗎？
再請看《聖教入川記》本身這一段記載：
“張獻忠滅後，旗兵在川......彼時川人不甘旗人權下者，逃亡地方，聚集人馬抵抗旗兵，如此約有十載，迨至1660年間，川省稍定......不幸又值雲南吳三桂之亂，連年刀兵不息，自1667年至1681年，一連15載，川民各處被摟，不遭兵人之劫，即遭寇盜之害.....四川際此兵霾之後，地廣人稀。”
張獻忠死于1646年，距離1681年有35年，而四川人口統計的最低點是在康熙24年即1685年，換言之，外省向四川大範圍移民是那以後的事。那麽，這35年間和旗兵作戰的，或是遭吳三桂軍蹂躏的，或被迫爲其提供物資的，難道都是鬼魂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