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是有名的反面形象，白臉。
不過，跟那些歷史上同樣的反面形象昏君奸臣不同，他的臉之所以變白，並不是因為他有多麼昏暴，挖了忠良的心肝下酒，寵了多少心腸特壞的女人，或者是說了什麼我死之後管他洪水滔天之類的渾話。僅僅是因為他要當皇帝，準備了洪憲帝制以及兩套龍袍，逼前清的小皇帝溥儀讓出了三大殿，預備登基。換言之，袁世凱之所以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主要是因為他開歷史的倒車，跟長期以來人們公認的進化論開玩笑，違反了歷史進步的直線行進律。
由此，袁世凱皇帝夢的破滅，成全了歷史進化論，沒有讓政治的現代性的進程倒退，也造就了一個經久不衰的神話:即，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復辟和倒退註定要失敗。
然而，袁世凱成全了進化論，但歷史卻並不如此寬宏，多少年之後，至少某些明眼人突然發現，即使在21世紀的今天，被辛亥革命趕下臺的皇帝，也並沒有真的從人們心中消失，於是忙著回過頭來看歷史，一時間，有關袁世凱和孫中山的話題又熱了起來，連一向熱中于炮製皇帝戲的電視界，也推出了《走向共和》，讓孫、袁這對冤家大放其電。美籍華人學者唐德剛的新作《袁氏當國》在國內出版，應該也是回應有心人回頭看的一個不小的熱鬧。
我最早接觸唐德剛的文字，還是在1980年代的初期，湊巧在一本所謂內部出版的《胡適哲學思想資料選》裏，看到有唐編輯的胡適口述史。說實在的，那口述史正文其實平平，了無勝意，倒是唐德剛那夾敘夾議的注釋，很是引人入勝。唐氏的文字不惟老辣，而且透著過來人似的透徹，如老吏斷獄，往往一語揭破謎局。可惜的是，眼下擺在我案頭的這本唐氏的新作，卻如放了太多年頭的臘肉，雖然還是臘肉，少了一點應有的風味。
可以看得出，作者對袁世凱和孫中山都懷有歷史學家特有的溫情，立腳處也相當中立，沒有國共人士所特有的立場。不過，可能是作者只是將一些隨手的劄記連綴成篇，深度的思考不足；也許是當年過多的口述史的整理，不經意間被傳主的意見所左右，總之，《袁氏當國》只有片段的精彩，比如關於二十一條的交涉，關於當年民國政府顧問古德諾，關於國民黨“二次革命”等等，都還找到唐氏當年文字的風韻，尤其說到民國北洋時期辦外交的“專業人士”何以成了不倒翁的那段文字，真是愛煞個人。然而，通篇看去，這樣的文字在全書中並不多見，相反，我們在書中看到了不少的遊移，不少的武斷，甚至還有一些摻雜著大路貨資料的老生常談。
袁世凱復辟是一出悲劇，正因為這出悲劇，中國陷入了幾十年的軍閥混戰。考究其原因，唐氏沒有像西方著作那樣直接點明，但事實上列出兩大理由，一是制度設計的扞格與制度與人的衝突，二是袁世凱本人思想境界之舊。此論固然突破了過去僅僅在袁氏個人品質道德上轉、圍繞著“皇帝夢”三字做文章的窠臼，但依然有說不清道不明的嫌疑。
先說制度問題。辛亥革命一開始建立的政權性質是美國式的總統制，總統直接領導內閣。這是當時中國先進分子的共識，認為美國制度是最先進的，而中國學西方就要“法乎其上”，所以，一上手就是大總統云云，中國的華盛頓云云。然而，待將政權交給袁世凱之際，為了牽制這個梟雄，同是這些先進分子控制的臨時參議院又將美國式的總統制改成內閣制（實際上法國式的半總統制），總統和內閣之間，加了個總理，由總理負責領導內閣。唐氏由此得出結論，認為這種制度轉換，是革命黨人想要“虛君”，而袁世凱根本不想做虛君，“政治矛盾要用槍桿解決，民國因此逐漸變成軍閥的天下了。”
不錯，當時的革命黨人，的確在制度設計上欠考慮，他們一方面對西方制度有著近乎神聖的迷信，像當時的名記者黃遠庸說的那樣，幻想著只要民主共和的旗幟掛在城頭，中國就可以立馬改變了模樣。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又缺乏對民主制度的虔信，只是把這種制度當成工具，甚至看成可以和中國古老的權力技術嫁接起來的工具。
所以，怪事就出來了:以徹底地學習西方的旗幟下的革命政府，不僅隨意地以政府法令的方式侵奪公民權利（比如剪辮），而且可以在旬月之內，隨意改變政體。然而，革命黨人的錯誤並不足以導致袁氏最終的帝制自為，跟後來的軍閥混戰更是沒有直接的關係。唐德剛先生不是考證過了嗎？宋教仁被刺案最終並沒有跟袁世凱的直接聯繫，袁跟宋案的關係更可能像後來的蔣經國跟江南案的關係一樣，是手下過於忠實之徒將馬屁拍到馬腿上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