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後果：女“性解放”
我對江青的第一印象來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上小學的我在家鄉雅安市中心的一個櫥窗里看見展示的連衣裙被宣稱為由“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設計和提倡。不久，一位小夥伴驚詫地告訴我“粉碎了四人幫”，其中有我們剛哀悼過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老婆江青。接着我就讀的小學也被迫開展對“四人幫”的大批判。我當然不知如何下筆，於是，請大哥代勞交差了事。
女演員時期的江青（網絡圖片／看中國配圖）
80年，審判“四人幫”時，我得以從電視上目睹被告席上的老婦拒不認罪的場面。身為中學生的我不懂審判之意義，不知我也會唱的紅色樣板戲由江青一手“抓起”，更無法相信這位沒女性特徵的被告居然曾是女明星，因為江青被指控在三十年代與另一位女明星王瑩（1915—74）爭演《賽金花》不成便懷恨在心並借文革之機將其迫害致死。
晚年時期的江青，此為被列為”四人幫”時，受審的畫面。（網絡圖片／看中國配圖）
一直到我學成卻歸不了國後，在科隆大學的東亞系圖書館裡查閱中國和中共史料時才發現江青（1914—91）其實是被五四“新文化”毒害的“新女性”。
中華文化順乎人性將人際關係分為五倫，定出五理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從三字經到四書五經，從《紅樓夢》到《三國演義》，從《李慧娘》到《趙氏孤兒》等經典文藝無一不宣揚“仁義禮智信”、“溫良公儉讓”等倫理和善惡必報的天理。在中國正統文化中，婚姻是終身大事，有一套相關的禮儀，講究門當戶對，明媒正娶，結婚時要先拜天地，再拜父母，然後才夫妻對拜……在父母主導下締結了美滿婚姻的兒女數不勝數，比如宋朝的李清照和當代的林徽音。然而魯迅等五四“旗手”由於懦弱，成了寡母的犧牲品，便把自己的私怨，發泄為對中華文化的不滿。他們號召“打倒孔家店”，提倡五四“新文化”，傳播“人是猴子變來的”所謂西方科學。挪威劇作家易卜生和其話劇《玩偶世家》也被他們利用來反中國傳統。可惜再好的精神食物到了這批五四人的筆下都變了質。
魯迅《傷逝》（1925年）的男女主角也讀易卜生，敢於私自同居，但很快男主角便嫌棄女主角。女主角被父親領回家死後，男主角為此悔恨而作《傷逝》，並在末尾表示“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然而，娜拉的可貴之處在於她無私地為丈夫排憂解難，在發現丈夫說謊、意識到自己是其玩偶後，敢於離家出走。就是說真誠善良勇敢是易卜生精神或曰娜拉精神，與虛偽奸詐怯懦的魯迅精神背道而馳。
1927年起，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終於開始着手清除共產國際的邪惡勢力，畢竟共產主義在歐美都像恐怖主義一樣遭到各國政府圍剿。中共利用國民黨統治下的言論和結社自由，暗中滲透中國文藝界，千方百計發表和公演鼓吹階級鬥爭、貧富對立的赤色文藝作品，大肆赤化缺乏教養、不信神佛，不滿現實的“新青年”。為此，中共在三十年代還特意成立以魯迅為代表的左聯等由中共秘密操縱的各種民間文化組織，讓國民黨當局防不勝防，難以對付。
如果說，魯迅在二十年代不離婚，卻和學生許廣平同居，為社會公德所不齒，還像《傷逝》中的男女主角因不明媒正娶，而私自結合得承受各方壓力的話，那麼，江青長大成人時，魯迅們已為她營造出可以隨便與異性同居的五四“新文化”。
正是在這種名為反“封建”實為反道德的“新文化”的慫恿下，俞珊才敢違背大家閨秀的美德，投身於左翼文藝運動而成為最早的“紅星”之一。在“吶喊聲”中長大的江青於33年因與俞珊的弟弟同居而入黨。這對“新青年”對着紅旗發誓，要把生命獻給共產恐怖事業時都只有19歲。
五四“新文化”中產生的“紅星”
在中共筆杆子的哄抬和吹捧下，15歲就被誘騙入黨的王瑩和江青都在緋聞中成了“閃閃的紅星”。江青還曾“飾演”娜拉，也曾棄家而去，害得痴情的唐納兩次自殺未遂。然而當江青在37年到達中共在蘇共的操縱下通過武裝暴動割據的蘇區後，不過一年便成為毛澤東的玩偶。
從各方面的史料來看，在裡通外國的“蘇維埃政權”下江青不成為玩偶，似乎沒有出路。發表《三八節有感》為女性鳴不平而遭打壓的丁玲（1904—86）就是一個佐證。
比江青大十歲並比她早到延安的丁玲也曾得到毛澤東的“青睞”。丁玲位居毛澤東公開為之題過詞的三女之首。丁玲被稱為文小姐與武將軍，楊開慧是驕楊，而江青則被喻為仙人洞。丁玲15歲時就參加了席捲全國的五四運動。她在與瞿秋白同居的女友影響下抗拒包辦婚姻而到上海、北京等地追求“新生活”。像別的“新青年”一樣，丁玲也是”魯迅迷“，並因此在1925年寫信向他求助。魯迅沒有幫她，但”魯迅迷“胡也頻卻對丁玲一見鍾情，兩人很快私自同居。
年輕時的丁玲（網絡圖片／看中國配圖）
1928年左右，丁玲發表可以看作《上海寶貝》之先驅的《莎菲女士的日記》。與此同時，丁玲對地下黨員馮雪峰一見鍾情。難怪熟悉丁玲的沈從文（1902—88）認為她受“肉體與情魔”一類影片影響。胡也頻則被魯迅和馮雪峰赤化，投身恐怖活動，招致殺身之禍，成為魯迅筆下的“左聯五烈士”。
被慾火和怒火燒得頭腦發昏的丁玲則於1932年正式投身共產“革命”，並與另一地下黨員馮達同居。在他們的“革命”活動被發現後，國民黨試圖感化丁玲這位赤色作家，將他們與世隔絕。當丁、馮在軟禁中過著悠閑的夫妻生活時，馮雪峰、沈從文等各方人士積極“營救”，發表文章紀念丁玲，抨擊政府，讓國民黨失去不少民心。36年，丁玲被釋放後，拋棄馮達，投奔被正人君子視為匪區的“革命根據地”。
投奔“革命根據地”的丁玲（網絡圖片／看中國配圖）
丁玲反感中共領導人比如瞿秋白等對待妻子的“封建氣味”，不當玩偶，要當紅軍。豈知紅軍乃中共領導的打家劫舍的流氓無產者隊伍。果然在蘇區不過幾年，“文小姐”便在殘酷的革命鬥爭中變成一個皮膚粗躁、身材矮胖、聲音洪亮、健談豪飲，煙癮很大，讓記者難以相信是女性匪首！並且她也像男性匪首一樣，與一位比她小二十歲的下級結成革命伴侶！幸好她是毛澤東的“文小姐”，否則，丁玲也會像另一位“魯迅迷”王實味（1906—47）等別的書獃子一樣，因自由言論受到酷刑折磨並被處死。
而甘當玩偶的江青雖然也穿上了軍裝，並時常被毛澤東當著侍從的面用“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剝削階級作風”等中共術語加以訓斥，但戰爭年代的江青則依然保持了女性的魅力，直到中共奪取政權後被新的玩偶取代而成為黨性的代表。
江青、王瑩和丁玲等一系列紅星堪稱為中共顛覆中華民國的紅色娘子軍。王瑩還與共特謝和賡,於1942年以留學的名義被派往美國，為中共統戰，騙取了包括賽珍珠等反共作家在內的各界要人的信任。一直到54年底他們的假面具才被美國有關部門揭穿，並因此入獄，於55年被用來交換因抗共援韓而落入中共手中的美軍士兵。
這些本來追求自我解放的女性因為忘了傳統道德，都在“新文化”的誘導下，迷上共產黨員而投身共產“革命”。她們中有的為中共出賣肉體，比如奉命做楊虎城之妾；有的為中共出賣人格，比如奉命當日本漢奸；有的向中共出賣親友；比如奉命當中共特務。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無論是誰，不管他是否能意識到，只要他違背了天理人倫，便會受到應有的懲罰。因而這批“新女性”到頭來多失去了自我，女性和頭腦。江青在公審時表示她是毛的一隻狗，毛讓她咬誰她就咬誰並最終以自殺結束此生。丁玲在1955年就被打成反黨份子，在被殘酷地迫害了近三十年後，還相信共產黨，感謝毛澤東。不過當她在彌留之際時，卻想起了佛，並想當然的以為自己會成佛。這位曾獲得斯大林文學獎的中共筆杆子,不知她今生的所作所為不導致其下地獄就不錯了！
江青和丁玲還有一個共同點，老來都試圖掩飾自己“性解放”。文革時，知道江青底細的人全部為此遭到迫害。其中王瑩在謝和賡被打成右派後，便開始坐冷板凳，文革時則開始坐牢，並被害死在牢中。丁玲則在復出後，不去找整治她的幫凶周揚算帳，卻把矛頭指向幫過她的舊友沈從文。明眼人一看就知，是因為這位老好人在丁玲當年被軟禁時曾真實地記述了他眼中的女作家和其“革命”伴侶，並表達了對共產革命和赤色文藝的反感。沈從文在49年大陸淪陷時自殺未遂，從此被迫改造思想，在中共的暴政下苟且偷生。
與丁玲、沈從文同鄉的謝冰瑩（1906—2000）則比他們幸運。
謝冰瑩出身在家中有藏書樓的書香門第，“平生崇孔孟，守拙歸田園”是謝家的祖訓。然而在五四“新文化”的影響下，謝冰瑩抗拒包辦婚姻，爭取男女平等，因而成為黃埔軍校的第一批女生和北伐戰爭中罕見的女兵。1928年，謝冰瑩以《從軍日記》登上文壇後，也和一中共地下黨員同居。
好在謝冰瑩在抗日戰爭時期幸會一位“抗戰丈夫”，他用愛感化了這位本屬紅色娘子軍的女兵，與之組建了“女尊男卑”的家庭，並於48年隨妻去了台灣。
謝冰瑩晚年否認自己曾是左聯成員，但有文章透露丁玲當眾講過謝冰瑩為左聯效勞的事迹，而且她在魯迅死亡時，當即抱病草書祭文《紀念魯迅先生》，此文與中共用來抹黑中華民國、吹捧魯迅的宣傳品區別不大。最好笑的是謝冰瑩居然在文中稱：在魯迅的文章里，從來找不出“消極”、“幻滅”的字眼，魯迅的思想始終是一貫的反帝反封建。就是說，謝冰瑩即使不是左聯成員，也是一位魯迅迷。否則，她就會發現魯迅和郭沫若乃一丘之貉，都是“才子”加流氓！
當丁玲在高抬魯迅的紅色中國被勞改、被囚禁、被批鬥時，謝冰瑩得以在祭祀孔子的中華民國當教授，搞寫作，供佛像。謝冰瑩在1956年經歷了神跡後皈依佛門，並發表過不少相關作品，比如《金山活佛神異錄》序。謝冰瑩的好友蘇雪林（1899—1999）則在1925年就成了天主徒，曾翻譯過天主教聖女的自傳《一朵小白花》。這兩位文壇長青樹都是台灣懷鄉文學的名筆。她倆的著述也向我們透露了49年前大陸的真實情況，其中包括中共偶像魯迅和郭沫若的惡劣行徑。
郭沫若像魯迅一樣讓原配獨守空房，自己則在外引誘像他們一樣不守傳統道德的“新女性”。可悲的於立忱（1912—37）也像許廣平一樣與有婦之夫偷情。然而當這位女記者懷了孕後，郭沫若卻不願像他在追求新歡時承諾地那樣，離開與他同居多年並有孩子的日本女人。在於立忱打胎並自殺後，郭沫若無恥地發表文章，試圖嫁禍於郁達夫。更可恥的是，他居然借悼念之情勾搭上死者妹妹於立群（1916—79）並為此拋棄了那位不聽父母勸告的日本女人及其孩子們。於氏姐妹栽在同一個流氓手上並雙雙以自殺結束生命真乃舉世罕見！中國歷史上出過不聽父母勸告而與浪蕩才子私奔的卓文君。但卓文君不僅有識英才的慧眼，還有在司馬相如“心花”時作《白頭吟》令其翻然悔悟的天賦。沒有慧眼和天賦的女人當以於氏姐妹為戒！
《一江春水向東流》是中共地下黨員在國民政府治下拍攝的紅色電影的經典，為中共獲取民心、顛覆中華民國立下了不可估量的功勞。可惜觀眾們不知片中男主角那樣的負心漢非毛澤東或郭沫若等中共匪首莫屬。而陳立夫兄弟和判處毛澤民死刑的國民黨高官多是崇尚中華文化的有識之士，即使是蔣介石也在和宋美齡結婚後，與之白頭偕老。不過，不知珍惜中華民國而認賊作父的鄭君里和白楊等紅色文藝人無一例外地遭到報應，鄭君里甚至慘死在牢中。
中共被迫給大陸同胞鬆綁後，謝冰瑩的部分作品也得以在大陸出版。但作者不曾回大陸，畢竟她能獲知中共的罪惡，更何況她和前夫生的女兒，於1966年在大陸因母親在台灣父親是右派而被迫自殺。
在大陸時我只知謝冰心，出國後才知被中共取締的謝冰瑩等別的女作家。把冰心與她的同代女作家一比，就能看到她的幼稚與淺薄，也因此她能被中共統戰，被周恩來夫婦騙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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