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四”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到“文革”中上演的“批林批孔”。 孔子形象曾被低估和歪曲，如今，隨著國學聲勢漸起，孔子的地位和影響再次為人所關注，想假孔子之名而行其道者不乏其人。

　　在孔子學院到處開辦的今天，讀鐘德濤先生有關孔子的文章時，見有此段甚為有趣。

　　其實，孔子當年辦的是“文武綜合學校”，講究的是德智體勞美全面發展。他開設的六門功課（六藝）———禮、樂、射、禦、書、數中的“射”（騎射）與“禦”（駕車）就是體育，就是“武”，不脫下長衫是教不成的。他既教文，又教武，個人身體素質和體育技能都是很出色的，在《淮南子》和《列子》上，就有他能“舉國門（魯國城門）之關（門閘）”及能“疾走逐兔”的記載。哪是我們眼前浮現的那個寬袍大袖，文質彬彬的祖師爺的形象呢？

　　孔夫子原來還是“孔武有力”的呢，這恐怕是今人鮮知的吧。統治者有時候根據需要將歷史筆削，如教育的祖師爺在中國千年中，只能老老實實的一幅文弱書生的模樣，而他能文能武的形象就被打了個五折。

　　統治者有時又會將歷史張冠李戴，曲意而損人聲名。可憐的孔夫子，武力指數給削減了，也戴了頂不屬於他的大帽子。這帽子就是“學而優則仕”。

　　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的《現代漢語詞典》中對“優”字解釋為“優良、美好”，對“仕”字解釋為：“舊指做官”。按照這個字典對這兩個字的意思，“學而優則仕”這半句只能解釋為“學習好了就能做官”。這就是我們通常的理解。根據這一解讀，文革“批林批孔”階段，“學而優則仕”這句話就被普遍當作“讀書做官論”的典型論點遭到批判。孔子的辦教育也被歪曲成了就是培養官僚，罵聲不斷。

　　在跳梁小丑甚囂塵上之時，學者畢竟有其自身的良知早在。一次批“學而優則仕”的會後，葉至善先生曾小聲對知己議論道：“‘學而優則仕’與‘讀書做官論’完全不相干，那個‘優’的意思不是‘優秀’，那個‘仕’的意思也不是‘做官’。”

　　實際上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呢？首先，“學而優則仕”並非出自孔子之口，而是他的學生子夏說的。原文為：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篇》）。其次，子夏在這裡說的是“學”與“仕”的關係，也就是學習與實踐的關係。工作之餘繼續學習可以增長才幹，學習之後參加社會實踐可以檢驗學到的東西。

　　優良、優秀、優勝是“優”字的現代常用義，但不是它的本義。《說文·人部》：“優，饒也。” 清朝劉寶楠《論語正義》：“《說文》：優，饒也。饒，余也。言人從事于所當務，而後及其餘，不泛騖也。”可知“優”的本義是豐富、充足、寬裕，當“有餘力”講，後來才引申指優良，與“劣”相反。這個引申義的出現最早也不會早于漢朝，《文心雕龍·麗辭》篇中所說的“反對為優，正對為劣”，則是“優劣”對舉的一個實例。但在孔子的時代“優”只能作“有餘”講解。

　　至於其中的“仕”，清代文字學家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指出：“訓仕為入官，此今義也。”他引《毛詩傳》為據，認為：“仕，事也。”這說明，在孔子的時代“仕”只能作“做事”或“實踐”講解。對“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的原意，應該理解為“做事（實踐）有餘力就學習，學習有餘力就做事（實踐）”，確實與“讀書做官論”絲毫不相干。

　　南宋儒學正宗朱熹在《四書集注》中，對這兩句話的辯證內蘊有一段極精闢的闡發：“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當然了，“四人幫”未必曲解“學而優則仕”的始作俑者。“文化大革命”期間，“四人幫”是在狠批“讀書做官論”，才順手拉扯上“學而優則仕”作為靶子的。在中國科舉時代，的確有對這句話重新解讀的。在《中國成語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在“學優而仕”條下列了兩個古代書證：一個是《梁書·劉顯傳》“穎脫斯出，學優而仕”，一個是宋·蘇軾《答試館職人啟》“某官學優而仕，行浮于名，辭令從容，議論慷慨。”兩例中的“優”字都作優良解，不作寬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