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主
庚子之役後，李鴻章主持和議，張之洞屢屢發電議論，兩大臣發生齬齟。《南亭筆記》中稱，庚子張、劉（指劉坤一）既訂東南之約，李在京惟日往來於聯軍總統瓦德西之門而已。張遺書誚讓之。李告人曰：“香濤做官數十年，猶是書生之見也。”蓋謂其不諳大局也。張之洞聽後勃然大怒，曰：“我是書生，他是老奸巨滑”，隨後便回電譏諷：“少荃議和兩三次，乃以前輩自居乎？”時人目為天然對偶。
對於洋務派前輩李鴻章，張之洞既有敬意，又有不滿。所謂敬意，主要是李鴻章開了洋務之先河；所謂不滿，則因其步子邁得太小。據稱，李鴻章70大壽時，張之洞為作壽文而三天三夜未睡，後來的這篇文章，堪稱所有壽文中的壓卷之作。然李鴻章死後，張之洞既無祭文，也未作挽詩挽聯，僅送祭帳一懸，中間只有一個 “奠”字。無話可說，竟止於此。
李鴻章死於1901年，此時離“洪楊之役”已過去三十余年，中興老臣們相繼雕謝：1902年底，劉坤一去世；1903年，榮祿去世。榮祿是慈禧太後的寵臣，也是軍界之重臣，甲午年後的軍制改革、新軍編練即出自其手，可惜屢遭亂世、時運不濟；李鴻章既是淮軍首領，也是洋務派領袖，做過多年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劉坤一歷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多年，可謂是湘軍的最後一個大佬。這些人在這個世紀之交，都去了。
《花隨人聖庵摭憶》中說，張之洞與西太後關系甚深，極感知遇，折謂：“殿試對策，指陳時政，蒙孝貞顯皇後、孝欽顯皇後拔置上第，遇合之隆，雖宋宣仁太後之於宋臣蘇軾，無以過之”。《金鑾瑣記》亦有詩雲：“湖園召見上簾鉤，年少探花已白頭。各有傷心無一語，君臣相對涕橫流”，作者高樹在詩下自註：“癸卯張文襄來，湖園召見，出殿門，樹往迎之，扶到朝房休息數刻，坐肩輿回小寓。後遇濮梓泉前輩，聞之內監雲，‘孝欽與文襄見面，孝欽嗚咽涕泣，文襄亦涕泣，始終未交言’。蓋各有傷心，不知從何處說起，惟有對泣而已。對泣已久，孝欽命休息，乃出。孝欽癸亥垂簾，閱定文襄殿試卷，是時文襄二十六歲，今免冠叩首，白發鬅鬙，孝欽焉能無感！”
張之洞與1903年奉旨朝覲慈禧太後，時年六十七歲。慈禧太後比張大兩歲，庚子年後亦年老力衰，會見大臣時憶及西狩苦況常做涕淚流狀，因張之洞系她一手栽培，寵任素專，此次君臣相見，竟無語對泣，誠為百感交集後的心境悲涼（另說，慈禧太後哭系回憶當年西狩苦況，張之洞陪泣系因其最心愛的長孫、當時就讀於日本士官學校的張厚琨墮馬而死），時人粗線白描的作詩記事，亦足以傳神。
相比於當年湘淮軍諸路豪傑封疆各地、清流眾君子喧嘩朝野的同光盛狀，無論是張之洞還是慈禧太後，都能體會到那批中興名臣雕謝後無盡的孤獨和落寞。這種孤獨與落寞，不但沒有因為清末新政與立憲的蒸蒸日上而有所減弱，反使慈禧與張之洞感到惶惑與無助，而在諸多的朝臣疆吏中，同類相屬且能以心相交的人，已近絕跡。
張之洞生命中的最後幾年，國事日非，心境悲涼，這次重返京師，但見“老輩雕零，風雅歇絕，守舊者率鄙陋閉塞，言新者又多後進踐躁之流，可與言者殆少。感憤之余，屢屢形諸吟詠。”如往觀慈仁寺觀松，則感嘆：“遺此區區老禿樹，豈足增壯帝京色”；遠足西山又作詩：“西山佳氣自蔥蔥，聞見心情百不同，花院無從尋道士，都人何用看衰翁。”
晚清史專家楊國強先生說，“以歷史進步主義為尺度，清末最後的十年新政曾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促成了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但顯見得促成了清末十年新政的張之洞並沒有一種與之相匹配的心境”；“身當中西交沖之際的張之洞出入乎清流和洋務之間，從而出入乎是非和利害之間，一生都在努力造時勢，一生又都在被時勢所擺布，並因之而一生都與晚清的國運相系連。他在一個身不由己的時代裏成了一個身不由己的人”。
時勢變換，往往出乎人的意料。1901年10月，清廷發布上諭，其中稱：“擇西法之善者，不難舍己從人；除中法之弊者，統歸實事求是”，在朝廷的屢次電促下，張之洞與劉坤一於1902年7月合奏“江楚會奏變法三折”，其中提出“興學育才”四“大端”、“整頓中法十二條”、“采用西法十一條”等。由於劉坤一此時已經衰病殘年，“江楚會奏三折”實際上是張之洞“中體西用論”的具體化，由此成為清末新政的總綱領與路線圖。
維新派喋血街頭不過三五年，清末新政事業已經在全國各地逐次鋪開，而且走得更遠、所涉及的領域更廣更深，歷史的吊詭而殘酷，又何須多言。事實上， “江楚會奏三折”既包含了洋務派的主張，也融合了維新派的觀點，但步子邁得更大更穩健，其中最重要的是，它的實際可操作性是那些年輕操切的變法書生們所不能企及的。這是經過多年鬥爭乃至流血後的教訓所凝結成的一份寶貴財富，也是封疆大吏對國情傳統及政治運作悉加洞察後的精妙設計，假以時日，中國的近代化轉型與中華民族的強大復興，未必就是一個迷夢。
變法更張勢必牽動四面八方，除舊布新也難免豕突狼奔，歷史的車輪一旦加速，有良好的設計藍圖而無強有力、高技巧的掌控者，最終的結局亦將一哄而散。 1906年，張之洞入京陛見時，在朝房與軍機大臣王文韶相遇，張之洞閑聊中提及廢科舉後湖北興辦新學之事，言辭中不免有誇耀之意。王冷笑一聲，袖出一冊《湖北留學生界》示之，張之洞閱數頁默然無語。退朝後，即電令鄂督將與事的留日學生召回國。
王文韶浙江仁和人（今杭州），比張之洞大7歲，鹹豐二年（1852年，22歲）進士出身，其為人透亮圓到，遇事不持己見，唯獨對廢科舉一事，王文韶堅持己見，曾放言：“老夫一日在朝，科舉一日不得廢”，人多以為異。據說，王文韶曾面批張之洞，大意是別人說要廢科舉，我沒意見，但你是科場出身、當年的探花，你堅持要廢除科舉我不能理解。當時在朝掌權的是榮祿，因其非科舉出身而懾於王文韶，竟不敢極力主廢，張之洞亦無術以易之，唯太息而已。直到1905年，王文韶已罷樞務，沿襲千年的科舉制才最終廢除。
曾任吏部主事的何剛德在《春明夢錄》中說，王文韶“人極圓通，人以‘琉璃球’目之；然其揚歷中外，老成持重，任吏部侍郎時，判事敏決，滿腹精神。庚子拳亂，渠適在軍機，以白發老臣一人，相從西幸，備極賢勞。余丙午到京，見其老態龍鐘，視乙未在天津節署見時，風采頓減，然憂國之意，溢於詞色。且對余言： ‘大家皆抱怨老太太（指慈禧）。汝須防老太太一旦升天，則大事更不可問。’言下蓋別有感慨也。”
慈禧太後亡於1908年11月，與光緒的駕崩相隔不過一日。王文韶亦卒於同年。在前一年，張之洞離開經營了18年之久的湖北，入京拜體仁閣大學士，充軍機大臣，首入廷樞，參與朝政。然此時的張之洞已入七十古稀之年，垂垂老矣。
民國聞人徐樹錚曾記一事，曰：“自合肥李公逝後，柱國世臣，資望無逾公，幹略無逾項城。公於項城，爵齒德俱尊，而輩行又先，項城功名中人，仰公如神，…… 詎公與相遇，殊形落寞，項城執禮愈恭，則愈自偃蹇以作老態。壬寅之春，公過保定，項城時權直隸總督，請閱兵，既罷，張宴節府，樹錚躬侍陪席，親見項城率將吏以百數，飭儀肅對，萬態竦約，滿坐屏息，無敢稍解，而公欹案垂首，若寐若寤，呼吸之際，似骴骴然隱鞬動矣。蓋公去後數月，項城每與僚佐憶之，猶為耿耿也。”若徐樹錚所記為實，則張之洞此時確已年老，精力不濟，或對非科舉出身的袁世凱有所輕慢，但文中“殊形落寞”四字亦見其狀態及心態。
對於洋務派前輩李鴻章，張之洞既有敬意，又有不滿。所謂敬意，主要是李鴻章開了洋務之先河；所謂不滿，則因其步子邁得太小。據稱，李鴻章70大壽時，張之洞為作壽文而三天三夜未睡，後來的這篇文章，堪稱所有壽文中的壓卷之作。然李鴻章死後，張之洞既無祭文，也未作挽詩挽聯，僅送祭帳一懸，中間只有一個 “奠”字。無話可說，竟止於此。
李鴻章死於1901年，此時離“洪楊之役”已過去三十余年，中興老臣們相繼雕謝：1902年底，劉坤一去世；1903年，榮祿去世。榮祿是慈禧太後的寵臣，也是軍界之重臣，甲午年後的軍制改革、新軍編練即出自其手，可惜屢遭亂世、時運不濟；李鴻章既是淮軍首領，也是洋務派領袖，做過多年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劉坤一歷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多年，可謂是湘軍的最後一個大佬。這些人在這個世紀之交，都去了。
《花隨人聖庵摭憶》中說，張之洞與西太後關系甚深，極感知遇，折謂：“殿試對策，指陳時政，蒙孝貞顯皇後、孝欽顯皇後拔置上第，遇合之隆，雖宋宣仁太後之於宋臣蘇軾，無以過之”。《金鑾瑣記》亦有詩雲：“湖園召見上簾鉤，年少探花已白頭。各有傷心無一語，君臣相對涕橫流”，作者高樹在詩下自註：“癸卯張文襄來，湖園召見，出殿門，樹往迎之，扶到朝房休息數刻，坐肩輿回小寓。後遇濮梓泉前輩，聞之內監雲，‘孝欽與文襄見面，孝欽嗚咽涕泣，文襄亦涕泣，始終未交言’。蓋各有傷心，不知從何處說起，惟有對泣而已。對泣已久，孝欽命休息，乃出。孝欽癸亥垂簾，閱定文襄殿試卷，是時文襄二十六歲，今免冠叩首，白發鬅鬙，孝欽焉能無感！”
張之洞與1903年奉旨朝覲慈禧太後，時年六十七歲。慈禧太後比張大兩歲，庚子年後亦年老力衰，會見大臣時憶及西狩苦況常做涕淚流狀，因張之洞系她一手栽培，寵任素專，此次君臣相見，竟無語對泣，誠為百感交集後的心境悲涼（另說，慈禧太後哭系回憶當年西狩苦況，張之洞陪泣系因其最心愛的長孫、當時就讀於日本士官學校的張厚琨墮馬而死），時人粗線白描的作詩記事，亦足以傳神。
相比於當年湘淮軍諸路豪傑封疆各地、清流眾君子喧嘩朝野的同光盛狀，無論是張之洞還是慈禧太後，都能體會到那批中興名臣雕謝後無盡的孤獨和落寞。這種孤獨與落寞，不但沒有因為清末新政與立憲的蒸蒸日上而有所減弱，反使慈禧與張之洞感到惶惑與無助，而在諸多的朝臣疆吏中，同類相屬且能以心相交的人，已近絕跡。
張之洞生命中的最後幾年，國事日非，心境悲涼，這次重返京師，但見“老輩雕零，風雅歇絕，守舊者率鄙陋閉塞，言新者又多後進踐躁之流，可與言者殆少。感憤之余，屢屢形諸吟詠。”如往觀慈仁寺觀松，則感嘆：“遺此區區老禿樹，豈足增壯帝京色”；遠足西山又作詩：“西山佳氣自蔥蔥，聞見心情百不同，花院無從尋道士，都人何用看衰翁。”
晚清史專家楊國強先生說，“以歷史進步主義為尺度，清末最後的十年新政曾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促成了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但顯見得促成了清末十年新政的張之洞並沒有一種與之相匹配的心境”；“身當中西交沖之際的張之洞出入乎清流和洋務之間，從而出入乎是非和利害之間，一生都在努力造時勢，一生又都在被時勢所擺布，並因之而一生都與晚清的國運相系連。他在一個身不由己的時代裏成了一個身不由己的人”。
時勢變換，往往出乎人的意料。1901年10月，清廷發布上諭，其中稱：“擇西法之善者，不難舍己從人；除中法之弊者，統歸實事求是”，在朝廷的屢次電促下，張之洞與劉坤一於1902年7月合奏“江楚會奏變法三折”，其中提出“興學育才”四“大端”、“整頓中法十二條”、“采用西法十一條”等。由於劉坤一此時已經衰病殘年，“江楚會奏三折”實際上是張之洞“中體西用論”的具體化，由此成為清末新政的總綱領與路線圖。
維新派喋血街頭不過三五年，清末新政事業已經在全國各地逐次鋪開，而且走得更遠、所涉及的領域更廣更深，歷史的吊詭而殘酷，又何須多言。事實上， “江楚會奏三折”既包含了洋務派的主張，也融合了維新派的觀點，但步子邁得更大更穩健，其中最重要的是，它的實際可操作性是那些年輕操切的變法書生們所不能企及的。這是經過多年鬥爭乃至流血後的教訓所凝結成的一份寶貴財富，也是封疆大吏對國情傳統及政治運作悉加洞察後的精妙設計，假以時日，中國的近代化轉型與中華民族的強大復興，未必就是一個迷夢。
變法更張勢必牽動四面八方，除舊布新也難免豕突狼奔，歷史的車輪一旦加速，有良好的設計藍圖而無強有力、高技巧的掌控者，最終的結局亦將一哄而散。 1906年，張之洞入京陛見時，在朝房與軍機大臣王文韶相遇，張之洞閑聊中提及廢科舉後湖北興辦新學之事，言辭中不免有誇耀之意。王冷笑一聲，袖出一冊《湖北留學生界》示之，張之洞閱數頁默然無語。退朝後，即電令鄂督將與事的留日學生召回國。
王文韶浙江仁和人（今杭州），比張之洞大7歲，鹹豐二年（1852年，22歲）進士出身，其為人透亮圓到，遇事不持己見，唯獨對廢科舉一事，王文韶堅持己見，曾放言：“老夫一日在朝，科舉一日不得廢”，人多以為異。據說，王文韶曾面批張之洞，大意是別人說要廢科舉，我沒意見，但你是科場出身、當年的探花，你堅持要廢除科舉我不能理解。當時在朝掌權的是榮祿，因其非科舉出身而懾於王文韶，竟不敢極力主廢，張之洞亦無術以易之，唯太息而已。直到1905年，王文韶已罷樞務，沿襲千年的科舉制才最終廢除。
曾任吏部主事的何剛德在《春明夢錄》中說，王文韶“人極圓通，人以‘琉璃球’目之；然其揚歷中外，老成持重，任吏部侍郎時，判事敏決，滿腹精神。庚子拳亂，渠適在軍機，以白發老臣一人，相從西幸，備極賢勞。余丙午到京，見其老態龍鐘，視乙未在天津節署見時，風采頓減，然憂國之意，溢於詞色。且對余言： ‘大家皆抱怨老太太（指慈禧）。汝須防老太太一旦升天，則大事更不可問。’言下蓋別有感慨也。”
慈禧太後亡於1908年11月，與光緒的駕崩相隔不過一日。王文韶亦卒於同年。在前一年，張之洞離開經營了18年之久的湖北，入京拜體仁閣大學士，充軍機大臣，首入廷樞，參與朝政。然此時的張之洞已入七十古稀之年，垂垂老矣。
民國聞人徐樹錚曾記一事，曰：“自合肥李公逝後，柱國世臣，資望無逾公，幹略無逾項城。公於項城，爵齒德俱尊，而輩行又先，項城功名中人，仰公如神，…… 詎公與相遇，殊形落寞，項城執禮愈恭，則愈自偃蹇以作老態。壬寅之春，公過保定，項城時權直隸總督，請閱兵，既罷，張宴節府，樹錚躬侍陪席，親見項城率將吏以百數，飭儀肅對，萬態竦約，滿坐屏息，無敢稍解，而公欹案垂首，若寐若寤，呼吸之際，似骴骴然隱鞬動矣。蓋公去後數月，項城每與僚佐憶之，猶為耿耿也。”若徐樹錚所記為實，則張之洞此時確已年老，精力不濟，或對非科舉出身的袁世凱有所輕慢，但文中“殊形落寞”四字亦見其狀態及心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