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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詳述蘇聯共黨一手扶值的《蒙古人民共和國》殺人如麻的歷史...
“世界上有兩個最偉大的天才，一個是佛祖，一個是列寧”
1930年起已經有零星的抗暴運動，還產生了一個又一個“反革命集團”大案，如“強迫僧侶還俗戰役”刺激下，有幾十名活佛與和王公聯名寫信請求中華民國政府和班禪幫助，驅除蘇蒙政權，事發後這些人全被處死。到1931年，僅三個月內又逮捕了5191人。
1000多軍人為了避免被殺，主動“承認”自己的“反革命罪”，最初只有人幾人得到赦免，絕大部分仍被槍斃。人類的“智慧”是被逼出來的，有些人乾脆主動自首，說自己犯過“強姦罪”和“盜竊罪”，迅速被定刑事罪送進監獄，居然在大清洗中倖存下來。
前來指導大清洗的蘇聯總顧問格魯伯奇克1938年8月向斯大林報告：“到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個變成廢墟，仍在運轉僅有26座，85000名喇嘛僅留下17338人，這些人還未逮捕，對中高層喇嘛我們將在下一階段戰役中全部解決。”
血色幽默：大清洗期間，三人於牢房中聊入獄原因，甲說：我因為反對州委書記伊萬諾維奇；乙說：我因為支持書記伊萬諾維奇；丙說：我就是伊萬諾維奇。”
1939年末，喬巴山在筆記本裏記下了這樣一段工作總結：“到11月，共處決喇嘛20356人，600名是高階喇嘛，3174名是中階喇嘛，13120名是低階喇嘛，摧毀797座寺廟；在1937年和1939年之間，逮捕了56938人，其中20396被處決，被逮捕的人中有17335人是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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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北紅色風暴：外蒙古集體化和大清洗（上）
2012-05-21 16:10:50
段宇宏
1991年12月25日18時32分，克里姆林宮頂上空飄揚的蘇聯鐮刀和錘子國旗徐徐降下，強大的蘇維埃帝國解體，15個國家獲得獨立。確定蘇聯已解體，不再會對自己造成任何傷害，近三個月後，有“蘇聯不加盟共和國”之稱的蒙古才真正獨立——1992年2月12日，外蒙古更改國名、國旗、國徽、國歌，拋棄蘇式政治經濟制度，全面啟動自主化和民主化進程。蒙古人終於可以談自己的歷史，談自己的祖先，可以舔舐71年作為蘇聯附庸的慘痛傷口——謹以此文紀念蒙古民主化20周年。
蒙古國的“政治迫害犧牲者紀念館”
引子
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的蘇赫巴托廣場附近，有一幢被鐵絲網圈起來的紅色小樓，它的正式名稱叫“政治迫害犧牲者紀念館”，俗稱“大清洗紀念館”。
若無當地人提醒，外國遊客常會誤以為這是某位要人宅邸，與之擦身而過。不錯，它確實曾為蒙古人民共和國（1992年改國民為“蒙古國”）第二任主席、第九位總理根登的住宅。1993年被改造成紀念館，而根登本人則死於30年代的大清洗。
在大清洗紀念館裏，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大量遇難者的頭骨，上面彈孔清晰可見，紀除了陳列遇難者遺骨外，紀念館裏有挖掘大屠殺埋屍坑現場照片，各地大屠殺的遇難者統計數據，以及描述蒙古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的種種慘烈場景的繪畫。
1930年代與蘇聯同步發生的蒙古大清洗，由於其規模遠不及蘇聯，再加之長期與世隔絕，外部世界對草原上這場昔日的慘烈紅色風暴幾乎一無所知；在蒙古國內部，由於蘇聯的嚴密控制，也沒有赫魯曉夫時代那樣對大清洗進行局部披露和反思。看似將在人們的緘默中被永遠遺忘。
蘇聯解體和隨之而來的蒙古民主化，這段幾乎給每個蒙古人家庭都留下深重苦難的歷史立即被解凍，在民間一致呼籲下，蒙古總統授權成立調查委員會，對大清洗進行取證並重新建構這段歷史。真相開始一點點浮現。
1992年，調查委員會的負責人，歷史學家木汗達萊•仁欽率隊在庫蘇古爾省的木倫挖出第一個埋屍坑，顯露出100多具屍體，因為是永久凍土，屍體仍保存完好，從衣物上可以判斷死者多為僧侶。由於政治原因，當政的人民革命党一度中止繼續調查和挖掘。
2003年，烏蘭巴托東部地區發現一個更大的埋屍坑，有600多具屍骨。經技術鑒定發現，多數人雙手被反綁，腦部被槍擊或被鈍器猛烈擊打，還有些人死前脖子被扭斷，生前皆受過酷刑折磨。
由於蘇聯直接指揮製造的大清洗，留下的檔案文獻並不多，蒙古大清洗確切的死亡人數，目前尚無定論，遇難人數有著從3.6萬至10萬人不等的幾種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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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館中展示了從埋屍坑中挖出的少部分屍骨，頭部都有彈孔或被鈍器重擊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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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死的各層級宗教人士統計表之一，僅這張表上，普通喇嘛一項寫著6043名。
不過，這段歷史雖然塵封日久，但並不乏當事人的見證。
伊蘇策零，一位老態龍鍾的86歲老人，住在烏蘭巴托郊外簡陋的蒙古包裏，他是五十餘年前內務部行刑隊的頭目，曾經處決過無數的僧侶，這位老者希望通過交待事實換取政府的獎勵。沉默了幾十年的伊蘇策零在BBC鏡頭前將當年行刑場景娓娓道來，但他認為自己只是追隨喬巴山（蒙古建國時期重要領導人）的指示行事，屠殺責任不該由他個人來負。
“我的一位兄弟也是喇嘛，當時也被逮捕了。必須要承認，並無任何正義可言，若有300個人被捕，將會有200人被處決，其餘人會被判處10年的監禁。喊出他們的名字，反綁雙手，用卡車拉出去，在土坑邊跪下執行槍決，只到坑被填滿為止。喬巴山審案累了會休息片刻，喝上一些伏特加，當他醉的時候，死刑的簽發相當草率。”
歷史學家木汗達萊•仁欽說，隨著調查的深入，他和委員會成員們被所知道的事實震驚了。仁欽認為，根據埋屍坑和直接間接證據的挖掘情況，以及對人口檔案的研究，應有10萬人死於大清洗；3.6萬的數字，學者普遍認為被低估，10萬是目前估計最高的數字，但還不是最終的學界定論，這一問題的研究必將持續下去。
無論是哪個數字，蒙古的遇難者總數，在蘇聯和柬埔寨同樣原因的受害者數字面前，都相形見絀，但蒙古在蘇聯人幫助下“獨立”時，其人口總數不過70余萬。若統計蒙古在1921到1941年間死於紅色風暴中的遇難者，大略可認為，蒙古因此至少喪失了10%的人口。其慘烈程度相比蘇聯，毫不遜色。
一個劊子手和受害者的掙扎
決定把根登舊居改成“大清洗紀念館”的，是根登的女兒策零•杜蘭。根登舊居變成紀念館，也許最能體現“大清洗”的殘酷無情和歷史的複雜吊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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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之世敢當面痛駡斯大林，砸他煙斗的，恐怕唯根登一人。
根登，極左政策的執行者，甚至是大清洗的罪魁禍首之一，但他也是大清洗的受害者。
根登，這位傳奇的蒙古總理，是斯大林一手栽培起來的學生，同時，也是唯一一個當面對斯大林大不敬的叛逆者。他曾經做過一件在當時能把膽小者嚇尿褲子的事——當眾對斯大林劈頭蓋臉痛駡，並搶過斯大林的煙斗摔到地上。
根登言行魯葬粗俗，性格張揚好鬥，女人和酒是他兩大嗜好，一方面極力表現得像個“布爾什維克”，一方面內心深處又有濃厚的宗教信仰。
“世界上有兩個最偉大的天才，一個是佛祖，一個是列寧”，20年代初根登喝醉後曾說過這樣的“胡話”。
30年代初，“革命青年團”（類似蘇聯共青團）幹部出身的根登在黨內鬥爭中緊跟斯大林而受青睞，政治上平步青雲，成為蒙古人民革命黨（即蒙古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三個書記之一，1932年被蘇聯指定為總理。
根登等人在斯大林授意下大力推行各項恐怖政策：強制集體化、消滅民營經濟、關閉寺院、沒收教產充公……這場浩劫激起大規模的民眾暴動，斯大林在黨內尋找“極左路線”替罪羊，多名領導被驅逐，但根登卻倖免於難。
1933年大清洗之初，斯大林授意根登效法蘇聯在黨內抓“反革命集團”，他遵囑照辦。但到了1934年以後，斯大林的指令與根登內心深處的宗教信仰、覺醒的良知愈發不可調和，最終劍拔弩張。
斯大林多次催逼根登要在1937前全面清除宗教階層，暗示殺掉10萬僧侶，這道命令觸碰到根登的情感底線，但他不敢公開違抗，只能對命令陽奉陰違。由於他的消極抵制，致使這一任務被延期兩年。但根登這點手法又豈能在明察秋毫的斯大林面前矇騙過關？根登因此很快喪失了斯大林的寵倖和政治地位。
1936年在蒙古駐蘇大使館的招待會上，斯大林再次訓斥根登不能貫徹清洗宗教界的政策，並對其百般嘲諷:“根登，你是不是當蒙古國王？”。根登終於忍耐不住，仗著酒勁大罵斯大林：“你這個血腥的格魯吉亞人，你實際上已變成了一個紅沙皇！”隨後，根登奪過斯大林的煙斗，摔碎在地，然後把桌子板凳砸個稀爛。
在座者全部瞠目結舌，他們都明白，這意味根登政治生涯的終結，也意味他的生命也已走到盡頭。
斯大林隨後命令一直與根登爭寵的喬巴山重組中央會議，解除根登一切職務。在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的大會上，與會者嚴厲批判根登“破壞蘇蒙友誼”，根登本人隨後被強制在蘇聯“休假式療養”。1937年底，根登被扣上“反革命罪和日本間諜罪”遭處決。
之後的蒙古，進入了喬巴山時代。在駐蒙蘇軍協助下，喬巴山忠實執行莫斯科指令，轟轟烈烈的“紅色恐怖自殘運動”由此拉開序幕，在這個草原國度留下了無數埋屍坑。
“白俄外蒙”的短暫泡沫
血腥的紅色風暴為何能席捲蒙古草原，這還應從蒙古國的獨立過程中尋找原因。
滿清的衰落，讓一路東擴的沙俄對蒙古地區興趣越發濃厚，俄軍人和商人階層普遍主張吞併蒙古，知識分子階層亦主張助蒙古成“獨立”國家。不過，俄羅斯的戰略重心在歐洲，遠東軍力較弱；20世紀初，還多了日本因素的干擾，故未在蒙古放開手腳大幹。
不過，沙俄蠶食蒙古卻一直未斷。康熙初年，哥薩克佔領布裏亞特，同治年間侵吞唐努烏梁海。上述地區如今分別是俄羅斯布裏亞特共和國、圖瓦共和國，居民主要為衛拉特蒙古人，即漠西蒙古人。
清末俄國勢力已早深深滲入外蒙，20世紀初年，在外蒙定居、遊歷的俄國人數量最多達10萬之眾，僅在其首府庫倫（後來的烏蘭巴托）就有俄商3000多人，每年有7000餘人的商隊往來俄蒙之間。
外蒙王公亦想借俄國勢力脫離滿清，1911年8月，杭達多爾濟親王為首的外蒙王公即率團赴聖彼得堡請求沙皇協助獨立，正巧兩月後辛亥革命暴發，大清土崩，國內一片混亂，俄國立即協助外蒙王公發動兵變，趕走當地滿漢官員，宣佈建立大蒙古國，奉哲布尊丹巴大活佛為皇帝，稱“博格達汗”，年號“共戴”。
“博格達汗”、“共戴皇帝”八世哲布尊丹巴大活佛，藏族人。蒙古今年正式恢復了“博格達汗”傳統。
因懼怕過度刺激同樣對滿蒙“深懷興趣”的日本，俄國雖然答應給予“大蒙古國”各方面援助，但未公開承認外蒙獨立，只在外交上與中國斡旋為其爭取特殊的“自治”地位。沙俄當然還有另一層考慮，怕公開扶值外蒙獨立引發帝國內部的“分離主義”大潮。因此，外蒙獨立後一度想出兵征伐內蒙，實現內外蒙大聯合建國，被沙俄阻止。
一戰暴發，俄國全部精力投入歐洲戰場，實不願在東方招惹麻煩。1915年6月，《中俄蒙協議》簽署，規定中國對外蒙有宗主權，中俄都承認外蒙自治，並不得干涉。
外蒙據此建立自治政府，當時中國的北洋政府委派陳毅為都護使赴外蒙，擔任最高行政長官，行使宗主權。外蒙名為自治，實際仍在沙俄控制範圍內，但陳毅主政之時，為維護宗主權做出了最大努力。
1917年俄國發生二月革命，隨後暴發十月革命，引起全面內戰和協約國干涉，各種外部勢力湧入外蒙，致其局勢一片大亂。日本欲扶持白俄將領謝苗諾夫，建立一個囊括所有蒙古地區的“大蒙古國”，要向外蒙進軍。外蒙內部高層黨派政爭激烈，因恐懼謝軍進入，“親華派”要求北洋政府派兵保護。
中國內部要求撤銷自治，收復外蒙的呼聲也高漲不已，在五四運動壓力下，段褀瑞派徐樹錚率兵進駐外蒙，1920年1月舉行“撤治儀式”，中華民國總統像掛在了皇帝寶座上。
彼時沙俄庇護下曾一度獨立的外蒙，政權基礎極為脆弱，憑藉自身財政根本無法獨立。由於滿清治蒙採取嚴禁蒙古人從商的政策，令蒙古人對市場經濟一竊不通，一切商業活動由關內漢人包辦，後來俄商又加入競爭行列。獨立後，蒙古政權大力排擠華商的政策，致其物資短缺，物價飛漲，而此時俄國因一次世界大戰和內戰，運入外蒙的物資更少，經濟外交困危至極，在陳毅誘導和徐樹錚武力威懾下，外蒙再次回到中國控制之中，不過局面僅維持不到一年。
1920年10月，白軍謝苗諾夫軍隊在遠東被蘇俄紅軍擊敗，其部下羅曼•馮•溫甘倫，一個精神偏執狂，綽號瘋男爵的傢伙，應外蒙上層之邀，帶著他那支由俄國人、中國人、日本人、蒙古人組成的雜燴軍隊突入庫倫，將中國駐軍打跑，扶植哲布尊丹巴重新大皇帝位，自己則當了外蒙實際統治者。
但瘋男爵的好景不長。此時蘇俄已扶持蒙古人民黨在靠近俄國邊境的恰克圖建立臨時政府，1921年7月，蘇俄紅軍領著蒙古人民軍進擊庫倫，溫甘倫在逃亡中被捕並遭處決，白俄蒙古滅亡，迎來紅俄蒙古時代。
瘋男爵溫甘倫，當過白俄蒙古短暫的統治者。
“紅俄外蒙”的誕生
1921年7月11日，蘇俄扶植外蒙建立君主立憲的“蒙古人民共和國革命政府”，簽訂蘇蒙條約，互相給予承認並派駐代表。
新成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國革命政府立即承認“圖瓦（中國稱為唐努烏梁海）”地區的民族“自決權”，讓其脫離外蒙成為“獨立”國家（即今天俄羅斯聯邦的圖瓦自治共和國，1944年8月斯大林在新疆策劃所謂“東突共和國”時，勒令圖瓦宣佈“自願加入”蘇聯）。
外蒙和圖瓦自此拉開全面蘇化序幕，從鎮反——反右——集體化——大清洗，一樣不落，斯大林在同步複製了蘇聯的一切。
接替沙俄操控蒙古的蘇聯，同樣因為顧及國際影響，未公開把外蒙變成自己的“加盟共和國”，但從1921至1992年，外蒙實際上已是蘇聯的“不加盟共和國”。由於外蒙表面上未納入蘇聯，所以它成為世界上繼蘇俄之後“第二個社會主義國家”。
還在中國軍隊控制外蒙時期，外蒙上層就四處尋求外援，試圖恢復獨立。病急亂投醫時，他們曾向美國美孚石油公司駐庫倫代表拉爾申求助，還有王公帶著哲布尊丹巴的信赴日求援，均無結果。
但找到蘇俄這一方——或者被蘇俄一方找到的蒙古民間獨立力量，卻意外地開花結果。受內蒙鄂爾多斯群眾性排外運動——“人民圈”和俄共地下黨員的影響，蒙古誕生了兩個布爾什維克革命小組，它是蒙古人民革命黨的創黨班底：一個，由僧侶出身的學者鮑陀與其學生喬巴山在俄羅斯駐蒙領事館創建，稱為“領事館小組”；另一個，由公務員丹增與軍人出身的蘇赫巴托創建，稱為“東方庫倫小組”。他們的目標是把“葛明”和“葛明軍隊”驅除出外蒙，實現獨立（葛明是漢語“革命”音譯，辛亥後對中國人的稱呼）。
鮑陀和喬巴山的領事館小組，文化水較高，跟共產國際關係深厚，有很多蘇俄朋友，對馬列主義瞭解較多，鮑陀本人精通滿學、蒙學、漢學、藏學，在俄領館的學校教援蒙語；與共產國際駐蒙代表額勒貝格道爾吉•日奇諾（大清洗中被處決）、俄共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的丹奇諾夫等過從甚密。
丹增和蘇赫巴托的東方庫倫小組多為下層軍人、公務員和僧侶，滿腦都是“民族主義”，只關心“獨立”，推崇傳統文化和博格達汗。正因這個淵源，蘇聯把前一派稱為左派，後一派稱為右派，後來的黨內鬥爭中，在蘇聯支持下，原本處於弱勢的領事館小組日益佔據統治地位，另一派成為“反右”重點清洗目標。
蘇俄內戰後期，列寧曾樂觀地認為歐美共產革命大高潮即將到來，所以新政權縱然物資奇缺，餓殍遍野，仍然擠出大量經費人力，甚至不惜拋售文物珠寶，對外輸出革命。孰料共產國際一大以後，德匈兩國共產黨武裝奪權慘遭挫折，紅軍進攻波蘭，未掀起預期的革命熱潮，反因遭激烈反抗而受重創。
列寧反思後認為，全球革命需要延遲，退而求其次，新生的蘇俄生如何存發展下去，就成了第一要務。他原本認為東方國家根本沒有共產革命的社會發展水平，不予重視，但經歐洲的挫敗，才注意到東方發生“朝鮮三一運動”、“中國五四運動”，認為把“幽靈”送到東方，既是實現全球建立蘇維埃理想的首要步驟，亦是蘇俄外交突圍的手段。
俄共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與共產國際加緊了對兩個小組的整合，告之他們如要爭取“自由”與“獨立”，必須要創建地下革命政黨，並可獲得蘇俄“幫助”。於是鮑陀與丹增的兩個小組在俄共西伯利亞局的運籌下合併創建“蒙古人民黨”。所謂創党七元老是指：鮑托、丹增、查格達爾紮布、吉格吉德紮布、多格蘇木、蘇赫巴托、喬巴山。
1920年6月，蘇俄紅軍控制了大部分遠東地區，人民黨立即派人進入蘇俄聯絡援助，參與軍事培訓，丹增等人還找到原在哲布尊丹巴宮中做事，但被除樹錚解職的達喇嘛彭楚克道爾吉，通過他弄到了蓋著哲布尊丹巴大印的信件，帶往蘇俄。
其實蘇俄根本就不關心有無大活佛信件，進軍是早晚的事兒，活佛出面也只是丹增等人的一廂情願。不過蒙古老百姓皆崇敬大活佛，初期哲布尊丹巴和獨立的名義招納了很多牧民參軍。
蘇赫巴托與列寧會面，一張歷史事實真偽存爭議的宣傳畫。
1921年2月和3月，俄境內的托洛伊茨庫薩夫斯克(恰克圖對岸)，共產國際代表主持召開了人民黨兩次黨代會，宣佈建立中央委員會，選出領導機構，創建人民軍，選蘇赫巴托為總司令。隨後向從庫倫逃到恰克圖的中國殘軍發起攻擊，佔領該城後宣佈建立臨時政府，這時候外蒙出現了兩個政權，另一個就是控制庫倫，挾哲布尊丹巴以行號令的溫甘倫政權，紅白蒙古之間展開了短暫的內戰。
弱小的蒙古人民軍自然不是溫甘倫對手，瘋男爵派兵攻擊恰克圖時，蘇俄境內的幾隻紅軍越境過來助戰才擊退溫甘倫，穩住了陣腳。緊接著，應“蒙古人民臨時政府”之“邀請”，遠東共和國（蘇俄為了不刺激日本干涉，在戰時遠東建立的一個假“緩衝國”）人民革命軍亦入境，然後蘇俄紅軍兵分三路，進佔庫倫，溫甘倫政權滅亡。
蘇化大改造
蘇聯對蒙古人民黨的布爾什維克化改造，在蒙古建立蘇式政治經濟體系，使其淪為蘇聯殖民地，不是一蹴而就，而有個漸進的血腥過程，在蘇聯特務機關和軍隊監督下，伴隨著不斷清洗鎮壓而完成。
蒙古人民黨建政頭三年，之所以還要“擁戴”博格達汗，建立“聯合政府”，實行“君主立憲制”，就是因為人民黨本身力量太過弱小，若無蘇軍幫助根本不可能掌權。1921年建立“人民政府”時人民黨只有黨員164名，雖然外蒙當時人口僅約70萬，這仍算是極不起眼的組織，且人民黨成員缺乏有名望之重量級人物。
人民黨當時的民族主義屬性遠遠大於布爾什維克屬性，黨章規定，只要贊同蒙古獨立者，皆可成為黨員，而哲布尊丹布卻有數百年積累的政教權威，廣受蒙古人信賴，仍有“統戰”價值。
作為佛教遊牧社會，蒙古人對蘇聯的意識形態既無興趣也聽不懂。初期由共產國際代表幫他們擬就的公告裏，“資產階級”、“殖民地”、“剝削者”、“蘇維埃”這類詞彙，蒙古人完全一頭霧水，宣傳效果大打折扣，短期內政策只能改弦易轍。很多蒙古官民、僧侶加入或支持人民黨，是沖著“獨立”旗號和蘇聯後臺而去，並非對蘇聯意識形態有興趣。
與此同時境內還活躍著白軍殘兵，政權仍未鞏固，華商和親華蒙古官民還有相當勢力，蘇聯還要肅清人民黨內的“右傾民族主義”，扶值勢力弱小的人民黨“親蘇派”，需要過渡期。
1922年，蘇聯控制外蒙全境，向其軍隊、政府派駐政委、顧問，實行改組和教育，建立由蘇聯控制的金融貨幣體系，逐步驅除所有第三國商業力量與人員，甚至嚴禁第三國人踏足外蒙。
1923年蒙古有商行2332家，中國商行占1440家，俄國私營商行166家。蘇聯命令全面排華，禁止償還一切欠中國商家債務，連民間私債都不允許還；對華商徵收重稅，嚴禁華商販賣貴重物品，宣佈舊盧布作廢，導致中國商家大批破產。
華商所剩物資，蘇蒙當局強行以十分之一的價格購買，30年代初，庫倫華商從2萬銳減到2千，並禁止華商華工出入境，也不許新華僑入境。1918年時，外蒙還有華人10萬左右，到1963年時，統計顯示為“無”。
人民黨的國家主席和政府總理虛有其職，蘇聯委派的共產國際代表作為“總督”藏于幕後，在蘇聯軍政、特務機關配合下，監督人民黨政府推行莫斯科提出的蘇化政策。
最早的“總督”是蘇聯布裏亞特人日奇諾，後來是庫楚莫夫、車爾諾莫德揚克，一切不貫徹“把蘇聯當作唯一的最親密盟友”者，有“民族主義傾向”，有“親華嫌疑”，不能緊跟“蘇聯路線”者，無論資歷再深，威望再高，輕則入獄重則處決，人民黨的黨政軍元老亦無例外。
若新選拔上來的親蘇幹部已不能貫徹更苛刻的新路線，則立馬清洗，換上更年輕的“忠誠”幹部，黨內“反革命集團案”層出不窮，均由蘇聯特務機關操刀。
1922年8月，擔任總理和外交部長的人民黨創党元老鮑陀反對過激蘇化政策，希望保持獨立自主，與中國維繫良好關係，已不能適應形勢發展，他與臨時政府首任總理，亦是創七元老之一的查格達爾紮布等40名幹部被打成“反革命團”遭逮捕，他倆與其中13人很快被處決。
1923年2月22日，30歲的蘇赫巴托離奇死亡（喬巴山後來說他是被丹增毒殺），又借此掀起了更猛烈的“反右鬥爭”，原在“聯合政府”中任職的一些有名望的王公、僧侶、學者在此期間亦被排擠、逮捕。
中央和省級政權的控制基本完成，蘇聯認為結束“過渡期”的條件成熟了。
“國家元首”——哲布尊丹巴過著被軟禁的生活，1924年5月亦離奇死去，(蒙古史學家多認為被蘇聯特務機關謀害)，蘇蒙當局宣佈禁止哲布尊丹巴活佛轉世。
8月份，人民黨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這是一次“整黨改組”大會，黨名更改為“蒙古人民革命黨”，聲稱要按莫斯科指示，貫徹“繞過資本主義，直奔社會主義”大躍進發展路線，實行內政外交“一邊倒”，逐步掀起階級鬥爭，加快把蘇聯之外所有國家資本驅逐殆盡的步伐。
創党元老丹增此時接替死去的蘇赫巴托擔任人民軍總司令，他不贊同共產國際代表制訂的路線，並認為這是在武力協迫下的會議，作為會議主席他拒絕參會，丹增明顯也不能“適應形勢”了。
8月26日深夜，還在會議期間，共產國際代表命令逮捕丹增並即執行槍決，隨後又揪出贊同丹增觀點的幹部，政府秘書長巴瓦桑等打成“反革命集團”處決，扣上一堆莫須有罪名：“勾結中國反動派”、“破壞蘇蒙友誼”、“妄圖武裝叛亂”……丹增的總司令職務由喬巴山暫兼任。
完成這波清洗後，當年11月，蘇蒙當局正式宣佈廢除君主立憲制，國名改為“蒙古人民共和國”，通過蘇維埃憲法，建立蘇式一黨專政體制，首都庫倫改名為“烏蘭巴托”(意為紅色英雄城)。
蒙古人民革命黨的“創党七元老”。
作為共產國際成員，人民革命黨宣稱用“用馬列主義無敵學說，以其科學理論的璀璨光輝照亮了戰鬥道路”，但蘇聯為在國際社會面前營造外蒙一切都是“蒙古人民選擇和內部自然演變”，非其插手所致的假像，亦為了不引起其它國家緊張，所以人民革命黨一直假裝不叫“蒙古共產黨”。
只要外蒙還存在對外交往、市場經濟、私有產權、宗教信仰和對傳統文化敬畏，蘇聯即難以實行全面控制。20年代中期，在外蒙已被蘇聯控制的情況下，其對外貿易額中，蘇聯仍僅占二成份額，蘇聯國企的劣質商品在蒙古市場上毫無競爭力，蘇方處於入超狀態，如此則蘇聯難以用低價或免費方式從蒙古獲得皮毛、木材、礦產。
蘇聯始終認為人民革命党的黨員總有這樣或那樣的“舊思想”，難以改造，無法忠實貫徹斯大林命令，解決的思路是“從娃娃抓起”，一張張白紙，可以描繪美麗的圖畫。
在蘇聯，共青團必須絕對接受蘇共領導，為其下屬組織，但在外蒙，卻用“蒙古革命青年團”來監督蒙古人民革命黨，若黨有貫徹莫斯科政策不給力的情況，青年團可以抨擊和告密，甚至矛頭公開指向党的領導人，青年團還負責發起各種蘇式社會改革戰役。
20年代中期，大量年輕人被選拔赴蘇進行政治培訓，回國後送到青年團各機構擔任領導職務，經過歷練後再充實到黨的高層。
青年團挑選狂熱成員組建了一個紅衛兵組織——“意識形態戰鬥旅”，其職責為：發起對傳統文化、習俗服飾的清除運動；貶損蒙古傳統社會中地位崇高的僧侶、學者的威望，轉化和打擊信教百姓；協助搜查、舉報、沒收寺廟財產，摧毀寺院和文物；搜查集體化運動中牧民隱匿的財產和抓捕逃亡牧民。
戰鬥旅做過的最荒誕事情是逼迫散落在各處的遊牧民集合到一個地方，強迫他們同一時間起床，同一時間進食，同一時間睡覺，進行沒完沒了的開會和學習。
青年團要求下，外蒙禁止了蒙古人最重大的傳統新年——白月節，“白月節是一個封建節日，儘管已被禁止，仍然有很多蒙古人在過節，党的領導必須有人為此受譴責”，一位叫盧瓦桑的青年團成員曾這樣炮轟人民革命黨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