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2月25日中午，道光帝駕崩，終年69歲，廟號宣宗，葬清西陵慕陵。臨終，道光帝立儲封王，反映了他抉擇的艱難，也給後人留下了無窮的遐想。另外，一生節儉的他爲何兩修陵寢？我們又應該怎樣評價這位生於盛世、死於憂患外侵之時的道光皇帝呢？
道光執政後期，政治經濟諸多方面都有所起色。這段時間地方官報喜不報憂，道光帝的心情也逐漸好轉，他度過了一段相對安甯、祥和的時光。
一方面，兩廣總督徐廣縉“圓滿”地解決了英國人要求進入廣州城內居住的風波，使他感到曾經痛心疾首的“夷務”也在朝好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道光帝獲得了一個海關稅收收入。作爲一個大陸民族和農業國家的君主，他本來沒有對此寄予厚望。
令道光帝沒想到的是，海關稅收不但穩定，而且逐年上升，再加上精打細算，他勉強度過了19世紀40年代的財政難關，並且又攢下了近二百萬兩白銀，這在康乾盛世時期不值一提，可在當時卻意義重大。道光派重兵不分晝夜，嚴加看守，他知道，千萬不能再讓庫兵給偷了。
其實，這一切都是假象，大清王朝這條千瘡百孔的破船即將駛進形勢更加嚴峻的激流險灘，遭遇那場前所未有的暴風驟雨、驚濤駭浪。
道光二十九年(公曆1849年)，葡萄牙強占了澳門，這是繼割讓香港之後，又一件損害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大事，地方官未敢上報。此時，洪秀全的拜上帝會在廣西已經擁兵數萬，正蓄勢待發，地方官不屑一顧，也未向他報告。同時，受挫於廣州入城事件的英國人正秘密謀劃著新的侵華計劃，這個時候，各地官員報喜不報憂，大清整個統治藍圖被粉飾了。大清的統治者道光落了個心靜，自然也就被蒙在了鼓裏。總之，從上到下，一片麻木，對即將到來的暴風驟雨缺乏應有的敏感。
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一(公曆1850年1月23日)午後，皇太后去世了，終年74歲。《清宣宗實錄》記載道光帝“哀慟號呼，擗踴無數……哭無停聲，水漿不禦，王大臣等伏地環跪，懇上節哀，上悲痛不能自已，左右皆弗忍仰視”。所謂“擗踴”就是頓足捶胸。道光帝哭得呼天搶地，頓足捶胸，一連幾天別說吃飯，連水都不喝。這可嚇壞了臣子，畢竟道光帝年近古稀，怕他再有個三長兩短。王公大臣、皇子、嬪妃紛紛下跪，哀求道光帝國事爲重，保重龍體。
此時的道光帝已經68歲了，他白天以一國之君的身份操持大喪，晚上以孝子身份結廬守孝在靈堂旁邊鋪設草苫，席地而寢。這時北方嚴冬，滴水成冰，大殿裏冷得像個冰窖，年近七十的老人哪裏受得了這份兒罪，大家苦苦哀求請他回宮，均被拒絕。由於勞累、受寒，再加上營養不良(國喪期間每天只能食薄粥)，道光帝病倒了。
十二月二十一，道光帝決定將皇太后靈柩停放在圓明園。移靈的這天，一身孝服的道光帝抱病步送靈柩出城，然後騎馬趕往圓明園，在園門外跪迎。皇太后梓宮被安置在圓明園綺春園迎暉殿，道光帝又令人在慎德堂鋪上白氈、燈草褥，在裏面守孝。就在這哀戚之中，道光迎來了他在位三十年的新年，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年。他已經69歲了，在人壽命平均35歲的清朝，這應該是高壽了。
皇太后靈柩的終點是易縣的清西陵。正月初五，道光帝終於答應了大臣們的一再請求，決定放棄親自將皇太后靈柩送到西陵的計劃。此時的他臥在燈草褥子上，病得已經爬不起來了，只能有氣無力地哀泣著。
正月十一，道光在上年江蘇江甯(今南京市)等地遭受水災情況的奏折後批示：暫停征收災區賦稅。這是他三十年治國，處理的最後一件政事。
道光帝本來就有小恙，至此已經演變成肺病，由於年事已高，抵抗力下降，迅速惡化，終於不治。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公曆是1850年2月25日，道光王朝的大幕很落寞地落下了。
這天中午，道光帝逝世於圓明園的慎德堂，終年69歲。《清史稿》稱“宣宗春秋已高，方有疾，居喪哀毀，三十年正月崩”。距太后的死僅一月有餘，可以說他直接死於這場喪事。臣子們嚎哭著脫下了道光帝的一身重孝，爲他換上皇帝的壽衣。
在道光帝逝世的前六個小時，他宣布了大清王朝新一代君主的人選。
此時的道光帝已經不能說話，但由於迴光返照，神志還算清醒，而且按照清朝的秘密立儲方法，他早在五年前完成，此時需要的僅是揭曉謎底而已。早晨六點鍾的圓明園還籠罩在黑暗之中，但慎德堂中卻是燈火輝煌，御前大臣、內務府大臣、軍機大臣、近支親貴、所有皇子當著生命垂危的道光帝的面，準備公啓鐍匣，領受立儲諭旨。
太監捧來了鐍匣，楠木匣子無鎖，上貼封條，封條上寫著“道光二十六年立秋”八個字。總管內務府大臣文慶奉旨在衆目睽睽之下撕開封條，打開鐍匣，發現裏面有兩道用朱筆寫成的十分簡練的密旨，其中一道密旨漢字旁注有滿文。於是，他拿起這道密旨高聲宣讀：“皇六子奕訢”，現場鴉雀無聲，文慶接著念道：“封爲親王，皇四子奕詝立爲皇太子。”隨即宣布了第二道密旨：“皇四子奕詝著立爲皇太子，爾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贊輔，總以國計民生爲重，無恤其他。”
奕詝磕頭大哭，群臣也紛紛下跪表態擁護新君。生離死別之時，所有的恩怨都將煙消雲散，所有的感情化作淚珠，盡情地揮灑著。慎德堂屋檐上的烏鴉被驚得拍翅而起，低回盤旋在庭院之中。道光帝將封奕訢爲親王寫入立儲諭旨，可見他在選擇儲位上的爲難，這令奕詝尷尬，令奕訢傷感，也給後世史家以無窮的猜想。道光帝之所以這樣寫，既是對奕訢歉疚之情的表示，更是對愛子的一種保護。
道光帝考慮立儲之事是在鴉片戰爭結束後，經過幾年考慮，道光二十六年(公曆1846年)，他下定主意，密定儲位。他共有九子，按照清王朝的家法，凡是皇帝之子，不分嫡庶，均有入承大統的可能。說起來，道光帝選擇的餘地很大，但若加深究，其結果並非如此。
在道光帝考慮繼承人選的時候，長子、次子、三子早已不在人世；第五子又過繼給了兄弟；而七子奕譞、八子奕詥、九子奕譓尚在襁褓之中，品格、能力、體質諸多方面均無從考察。可供選擇者只有四子奕詝和六子奕訢兩人。
如果讓道光帝在這二子中擇一而立，也是一個艱難的選擇。二人均爲庶出(奕詝出生時其母尚不是皇后)，在年齡上僅差一歲，同在上書房讀書，各有所長。奕訢的長處是天資聰穎，在兄弟中首屈一指，“就傅日授千言，少讀即成誦”，同時他又常習武功，操練刀法，可以說是文武雙全，爲此道光帝特賜白虹刀，可見對他器重有加。總之，奕訢是道光帝的寵兒，與奕詝比較起來，他更受父親偏愛。可道光帝爲什麼最終沒有選擇奕訢作爲繼承人呢？
對此，史學界一般常提這段史料：道光二十六年三月，皇帝校閱南苑，“諸皇子皆從，恭親王奕訢獲禽最多，文宗未發一矢。問之，對曰：‘時方春，鳥獸孳育，不忍傷生以幹天和。’宣宗大悅，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儲遂密定”。
這段史料的意思是道光帝帶著諸皇子打獵，奕訢收獲最大，奕詝幹脆沒開弓。面對父皇的詢問，奕詝認爲春天是鳥獸孕育的季節，他不忍心殺生，否則會改變大自然的平衡與和諧。道光帝認爲這才是真正的帝王所應說的話，因爲帝王大權在握，生殺予奪，無人監督，具有一顆仁慈的心是十分必要的。於是，道光就決定選他做太子。人們認爲此計出自奕詝的師傅杜受田。
我感覺這段史料可信度很小，原因主要有下列三條：
1、滿族尚武，以射獵多者爲能，而且南苑行獵是奉旨行事。奕詝打不著獵物已屬無能，不知慚愧，反而指責獵殺是“傷生以幹天和”，是不是有指責父皇道光帝之嫌。況且，“傷生以幹天和”這話很重，一位皇子豈敢隨便說出。
2、清朝在皇子教育時，並非一位老師只教一個皇子，一般是一位老師教所有皇子，無論誰作皇帝，都是自己的學生，做老師的完全沒有必要偏袒其中一位皇子，從而承擔風險。
3、此事官書不載，檔案不記，當事者不言，最早起自野史傳聞與附會之言，由此也可判斷，可信度極低。
我認爲道光帝之所以選擇奕詝，原因應該有三：
1、與奕訢相比，奕詝沒有大的弱點，而且更加老成持重；
2、在道光帝連喪三子之後，奕詝就是長子，在封建宗法社會中，長子的地位是很高的；
3、奕詝是孝全皇后所生，這位皇后備受道光帝寵愛，又因婆媳關系死得不明不白。孝全皇后死時，奕詝僅僅10歲，立奕詝爲皇太子，或許道光有愧對皇后的考慮。
道光帝去世的次日，奕詝即皇帝位，以明年爲咸豐元年。傳統史家對咸豐帝的評價在其父祖之上，認爲其資質在清代諸帝裏可居中流偏上，缺憾是體質薄弱而又縱情聲色，因此英年早逝，逝世時年僅31歲。
而奕訢卻活到了光緒二十四年(公曆1898年)，終年67歲，成爲大清王朝最後一位辭世的皇子。此時距道光帝逝世達48年，距咸豐帝逝世達37年。他在咸豐一朝備受冷遇，直到咸豐去世，他利用慈禧與肅順的矛盾，與慈禧聯手發動北京政變，終於以議政王的身份掌握國家政權，一度成爲清王朝的“政府首腦”。
其間奕訢重用湘淮軍閥，引進西洋長技，使清王朝出現了迴光返照的“同光中興”。假如道光帝選定奕訢爲皇太子，那麼他將有可能在位五十年，僅次於康熙和乾隆，這樣一來，歷史上就沒有北京政變、垂簾聽政、帝后黨爭之類的變動及由此而給歷史帶來的影響，中國近代史必將改寫！
一次“偶然”的抉擇而影響到歷史進程的“必然”，於此可見深矣！
幾天後，咸豐帝頒布《道光遺詔》，這是以道光的名義，對道光30年治國的自我總結，對一生勤政愛民、崇尚節儉、平定西陲等功績做了渲染，對鴉片戰爭的失敗也作了辯解。
咸豐帝確定道光帝廟號“宣宗”，謚號爲“效天符運立中體正至文聖武智勇仁慈儉勤孝敏成皇帝”。道光帝葬於清西陵，陵名爲慕陵。慕陵的選址和建造，頗多波瀾，與道光帝嚴守祖制、崇尚節儉的初衷大相徑庭。
按照中國古代帝王營建陵寢的慣例，道光帝在即位以後就著手陵寢的選址工作。清代皇帝陵寢在關內有兩處，即清西陵和清東陵。按乾隆帝制定的“父子分葬，選分東西”的祖制，道光帝應該隨祖父乾隆帝埋葬在清東陵。
道光初年，莊親王綿課帶隊，領著由朝廷重臣、風水先生組成的探陵隊伍，浩浩蕩蕩開赴東陵，幾經斟酌，在寶華峪選中了一塊“吉壤”。陵寢工程於道光元年冬開工，道光七年(1827)九月竣工，工程造價二百萬兩白銀。
在陵寢的建設過程中，發現此處地下水位較淺，地宮出現滲水問題。衆臣對此一籌莫展。此時保險的辦法是重新選址，但負責修陵的大臣英和深知一旦前功盡棄，前期大筆投資全部泡湯，而且涉及風水問題與皇家忌諱，道光帝肯定會怪罪下來，不僅逃脫不了關系，還將被追究刑事責任，所以，他決定硬著頭皮幹到底。
英和命令工匠在施工時，采取防水措施，力求蒙過皇帝的驗收。陵寢竣工後，道光帝親臨現場驗收，可道光帝對工程驗收一點不懂，是個十足的門外漢，他看到陵寢氣勢恢宏，自然也就很感滿意了，重賞了主持修陵的各位大臣，並主持了孝穆皇后鈕祜祿氏的棺槨遷葬一事。鈕祜祿氏是道光帝的原配，死於嘉慶十三年，道光帝即位後，追封爲皇后。由於她去世時道光尚未登基，也沒有修建陵寢，當時葬於京郊的王佐村，道光即位後才遷葬於此。
道光八年秋，道光帝前往東陵謁陵，拜謁了順治帝的孝陵、康熙的景陵和爺爺乾隆帝的裕陵後，突發奇想，決定到自己的陵上去看一看。這一看非同小可，原來修陵大臣搞的這個“豆腐渣”工程已經漏洞百出，地宮成了“積水潭”，積水已經漫過了“寶床”(放置棺槨的石台)。“孝穆皇后”的棺木如水中孤舟，下半截泡在水裏，黴濕得不成樣子。
道光帝趕緊命人將孝穆皇后的棺木從地宮起出，移到陵寢的地面殿宇裏安放，然後哭著向死者致歉。回到北京後，道光大罵修陵大臣“喪盡天良”，下旨嚴辦。當年負責選陵址和主持施工的大臣全部被捕下獄，查抄家産。道光帝怒火燒身，本想殺了主持修陵的英和，但被太后苦苦勸住。他雖逃過一死，但跟兒子一起被發配到黑龍江服苦役。
道光帝已經沒有在清東陵繼續選址的信心，他派人到易縣的清西陵選擇陵寢之地，最後選定龍泉峪爲新的陵址，開工建設。一個人總不能有兩處陵寢，英和等人搞的這個“豆腐渣”工程還得拆掉。僅拆除工程就歷時兩年，拆下的材料除部分用於新陵寢的建造外，大部分因“風水”關系而運出陵區，就地掩埋。後來咸豐帝陵寢修建就利用了這次拆下的部分材料，那時國難當頭，已不能講究了。
道光中葉，新陵寢完工，規模不大，沒有方城、明樓、大碑亭、石象牲等建築。但再次建陵，君臣上下鑒於前次教訓，不敢馬虎，故工料相當講究，工程精細程度超過了雍正的泰陵和嘉慶的昌陵，在清西陵中首屈一指。尤其隆恩殿的建築工藝精巧絕倫，大殿全用硬度極高的金絲楠木構成，不飾油彩，保持原木本色，微風襲來，幽香陣陣，隆恩殿的梁柱、檁枋、藻井、天花板遍雕龍頭和遊龍，形成“萬龍聚會，龍口噴香”的氣勢，可謂別具一格。慕陵圍牆不掛灰、不塗紅；大殿不貼金，不繪彩，本是節儉之意，建成後，典雅肅穆之感出人意料，再配以藍天白雲，遠山近水，頗有一種古樸超然的情趣。總之，道光帝陵寢的一拆一建，花費在清朝諸陵之首，甚至超過了乾隆帝陵寢的造價，這真是對道光帝崇尚節儉純樸的絕大諷刺。
道光陵寢在西陵的西南角，眺望東北，可見其父嘉慶帝的昌陵和其曾祖父雍正帝的泰陵，爲了表達對祖先的崇敬，道光帝有言：“敬瞻東北，永慕無窮”。據此，咸豐帝將陵名確定爲“慕陵”。根據道光旨意，由於在位之時，喪師失地，慕陵不建聖德神功碑。此後，咸豐、同治、光緒三帝也均不立此碑。
咸豐二年(1852)春，慕陵地宮最後一次開啓，臣子們將道光帝的靈柩安置於寶床之上，點上“長明燈”，輕輕關上了重達數噸的金剛石門... ...於是，清朝歷史上歷時達30年的道光王朝就此永遠付諸歷史長河的滾滾東流，就時間之長而論，僅次於康熙、乾隆和後來的光緒。但他的是非功過，已深深地刻在千年不遇的大變局中。
古人講“蓋棺論定”，說的是一個人的功過是非只有到死才能做出結論。那麼，今天我們應該怎樣評價道光帝呢？
第一個結論：道光帝是一位爲中華民族作出一定積極貢獻的皇帝。應該承認，與中國歷代帝王相比，道光克勤克儉，力戒浮華，在歷史上是少見的；他召見臣工，批答奏章，日以繼夜，幾十年如一日，對國事可謂鞠躬盡瘁；凡遇貪官汙吏，均能嚴懲不貸；他也曾傾力維護國家統一、嚴禁鴉片進入，爲中華民族留下了可貴的物質和精神遺産。
第二個結論：道光帝是一個較爲平庸的皇帝。道光帝資質不高，在用人、處事、應變、統馭等方面相對平庸，與列祖列宗相比差距較大。
道光帝有兩大弱點：一是謹慎過度，二是缺乏定見。由於他一生謹慎過度，所以他不敢大膽使用像陶澍、林則徐這些富有開拓能力的人才，不敢將很多具有積極意義的改革進行到底；由於缺乏定見，導致封疆大吏無所適從，難有作爲，而有力者卻敢於撇開朝廷，自行其是。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就是同光年間地方勢力崛起，從而內輕外重，枝強幹弱。可以說，道光一朝實開晚清時期中央權柄下移的先河。
平庸的君主有兩怕：一怕被人蒙蔽，二怕被人輕視，爲此不得不時時處處表現出“聖明”的一面。於是，他就挑剔細節，注重形式，來顯示自己的明察秋毫。結果使“多磕頭，少說話”、“報喜不報憂”成爲官場風氣，使遺害晚清政治者層出不窮。
第三個結論：道光帝是個一只腳已經踏進了新時代，但頭腦依然留在閉關鎖國時代的舊君主。鴉片戰爭之後，當中國已經開始向西方開放，道光帝對統治政策未做任何調整，依舊堅定地按照祖宗的法則去治理新時代的中國，其結果就可想而知了。道光帝一生以“守成”自命，《清史稿·宣宗本紀》也稱贊他爲“守成之令辟也”(守成的好皇帝)。道光帝是否具備“守成”的才幹與是否是個出色的“守成”君主可置之不論，他所處的時代根本就不是個應該“守成”的時代，當時的中國正處於一場天翻地覆的社會大變革的前夜，是一個“鬼神思變置”的時代，仁人志士對於社會變革的呼聲此起彼伏。然而，道光帝不懂得自己的時代使命，依然是“安靜以守之”，這種回避現實的“守成”實質上就是苟安！
第四個結論：從時代命運的角度來看，道光帝是個帶有悲劇色彩的皇帝。在中國歷史上，皇權專制、皇位世襲再加上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導致了王朝更疊頻繁的周期性現象。譬如皇權專制導致統治者和百姓的隔閡與對立；皇位世襲不可避免使得統治者一代不如一代；土地自由買賣使得土地最終落到了少數人手中，以致階級對立尖銳。另外，和平時期一長，人口繁衍劇增，導致國土過度開發，又加劇了生態環境的惡化，災荒不斷。以當時的技術水平和國家能力，根本無法應對黃河泛濫、北方乾旱這類嚴峻的生態危機。於是，王朝盛衰就成了中國歷史上永恒的話題。
道光帝的悲劇在於他無可選擇地處於王朝衰落的拐點上。在一個王朝建立的初期，人民經過大亂之後，人口少了，土地相對多了，人心也易於滿足，同時歷史包袱輕，國家問題少。在這種情況下，君臣同心，沒有過不去的坎兒，國家蒸蒸日上是大勢所趨。相反，一個王朝經過一二百年的積累，問題成山，積重難返，各種矛盾集中爆發，牽一髮而動全身，各種舉措，舉步維艱。總之，一個王朝的命運已經鑄成，非個人之力所能挽回。令道光帝治國之途雪上加霜的是，他與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衰世的君主不同，他偏偏又遇上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末期，更加不幸的是他還面對立國以來史無前例的西方列強的挑戰。
如果我們把道光朝的一系列失誤都歸咎於道光帝，把清政府不能戰勝列強的劣勢歸咎於道光帝的個人品格與能力，難免要陷入英雄決定歷史的唯心史觀。那麼，鴉片戰爭的失敗到底該由誰負責呢？我想，這個責任要是追究起來的話，不僅大清朝的聖祖、高宗難辭其咎，恐怕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幾百年的閉關鎖國政策都應爲鴉片戰爭的失敗負責。可以肯定，道光君臣有責任，但又負不起這個責任，如果說換上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批聖主賢臣，就能打贏這場戰爭，您信嗎？
第五個結論：從個人際遇上看，道光帝是一位很幸運的皇帝。他有幸生長於“人間天堂”的乾隆王朝，依仗祖先的餘蔭，在位30年，雖然內憂外患並存，但仍能威風凜凜地穩坐金鑾寶殿。比起殺人盈野、激烈爭奪的太祖太宗時代與骨肉反目、鬥爭險惡的順康雍三朝，道光王朝不乏父慈子孝、君唱臣合的“祥和”一面。雖然未能撥亂反正，重睹升平，但死於19世紀50年代太平天國運動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漫天烽火之前，未嘗顛簸流離之苦，未見陵夷亂亡之慘，誰說不幸！
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說，道光已是古人，形骸已灰飛煙滅，陵寢也不可能萬古千秋地聳立。但是，道光帝不會想到，虎門海灘的一場銷煙，其意義遠遠不是一場禁毒鬥爭那樣簡單，它成了中國百年變革的開端，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起點。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迫向一個陌生的世界開放，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迫走進了一個新時代，恰似長江入海不回頭，中國告別了古代社會，進入近代社會。
隨著歐風美雨的侵襲、頻繁的中外交往，中國社會發生了全方位的改變，這是個充滿苦難的歷程，也是個新生的歷程。總之，中國社會在無窮無盡的紛擾之中曲折地前進著。道光帝逝世後十年，中國再敗於第二次鴉片戰爭。北京失陷，圓明園灰飛煙滅，北方大片領土割與俄國，大批國家主權喪失，外國公使進駐北京。咸豐帝心膽俱裂，不久就病逝於承德。此間中華民族在半殖民地的深淵中繼續沈淪。
道光帝逝世四十多年後，中國居然大敗於長期被自己輕視的日本，爲此割讓台灣，賠款兩億多兩白銀，嚴酷的現實使得當時中國“四萬萬人齊下淚”，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危機，隨後八國聯軍接踵而至，大肆侵華，中國完全淪爲半殖民地社會，幾乎到了亡國的邊緣。
道光帝逝世十年後，清政府搞起了洋務運動，清軍士兵終於扔掉了大刀長矛，拿起了法國産的來福槍，操縱著德國的克虜伯火炮，完全採用西方工業模式建立江南制造總局，這是中國現代化的起步。道光帝逝世三十年後，當中國人駕駛著從英國訂購的戰艦經麻六甲海峽進入南中國海的時候，標志著這個大陸民族終於建設了歷史上未曾有過的海軍。差不多與此同時，在唐山，中國人拉響了蒸汽機的汽笛，工業革命的象征火車行駛在廣袤的中華大地上；陸續建設了覆蓋全國主要城市的電報網，讓“千裏眼”、“順風耳”的神話變爲現實。清政府還建設了當時亞洲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漢陽鐵廠，當高爐運轉的時候，西方人驚呼這是比堅兵利甲更爲可怕的“黃禍”。
道光帝逝世將近五十年的時候，他的嫡孫載湉光緒帝進行了一場更爲深入的改革運動戊戌變法。變法雖然失敗，但學習西方、變法圖強已成爲大勢所趨。在道光王朝愴然落幕將近一百六十年後的今天，回顧這段曆史，我們看到中華民族走過了屈辱、坎坷、壯麗、重振雄風的曆程，總之，中國這條巨龍終于進入了浩瀚無邊的太平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