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樓
商周角力勢消長
戰爭的根源要再追溯到幾百年前。西元前十三世紀左右,由於全球氣候的劇烈變動,一場民族大遷徙像暴風一樣席捲了整個亞歐大陸,各遊牧民族紛紛從廣袤的中部草原侵入到四周的農耕文明區,呈波紋狀擴散開來,引起了一連串的改變整個世界的連鎖反應。在希臘,多利安人南下伯羅奔尼薩斯半島,毀滅了正欣欣向榮的邁錫尼文明;在小亞細亞,被稱為“海上民族”的幾支蠻族摧毀了赫梯帝國,進而騷擾埃及邊境,並最終導致了埃及“新王國”的覆滅;在印度,雅利安人也越過興都庫什山進入印度河流域,征服了當地的達羅毗荼人;同一時期的東亞,一支強大的遊牧民族從蒙古高原南下,佔據了今天的陝西、山西北部,對當時正處於鼎盛期的商王朝形成了巨大威脅,在後來的華夏文獻中,他們被稱為“鬼方”,也就是後來匈奴人的祖先。
與後世儒家經典的理想描述不同,商朝並不是一個“大一統”王朝。實際上,在當時的中原大地上,操漢藏語、突厥語、蒙古-通古斯語和南島語的各種族、部落犬牙交錯,時時流動,有的已經進入農耕文明,有的還是遊牧民族。商朝是其中最開化和最強大的政治組織,商王自稱受“上帝”之命統治世界,但直接統治範圍其實只有都城附近方圓幾百公里,稱為“王畿”。此外是許多臣服于商的“方國”,他們對商王有納貢和從征的義務,但是內政不受干涉。再以外,就是根本不承認或不知道商朝至高地位的“蠻夷”了,防範、消滅和征服他們是商代軍事活動的主旋律。
鬼方的入侵改變了東方世界的實力對比。商高宗武丁時期,商朝與鬼方多次激戰,雖然一時擊退了鬼方,卻未能消滅其根本。此後直到商亡,鬼方仍不時出沒騷擾,其他各蠻族也乘機作亂,長期戰爭中,商朝的實力逐漸削弱。面對遊牧民族來無影去無蹤的威脅,商人後來採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扶植臣屬的周國去征討其他蠻族。結果養虎成患,反而使得周人實力壯大。
周人發跡後,自稱是正牌的華夏貴胄,夏朝以後才不幸“沒于戎狄”。不過,現代史學家多認為周人最初與周邊羌、戎各族並無區別,同樣是西北遊牧民族的一支。據考,他們本居於山西的汾河流域,周文王的祖父古公父為首領時,受到鬼方的壓迫,南遷到岐山之下的周原。那堣g地肥沃,周人遂改遊牧為農耕,向商朝稱臣納貢,並仿效殷商文化,建立城郭,設置官制,成為一個新興方國。
周人兼有華夏和戎狄的雙面優勢,因而在錯綜複雜的各派勢力之間如魚得水,迅速發展壯大。古公父之子季曆繼任首領後,得到商王武乙的召見和賞賜,命他出師討伐今陝西中北部的西落鬼戎(鬼方的一支)。季曆出兵大獲全勝,甚至捕獲了對方的主要首領。此後十幾年,季曆又接連以王命的名義,征服和吞併了周圍不少蠻族部落,因戰功被商王文丁封為“牧師(諸侯之長)”。周國的勢力急劇膨脹,甚至侵入到南方的江、漢一帶。傳說季曆的兄弟太伯、仲雍“讓位”給季曆,自己“遠竄荊蠻”,太伯還成了吳國的開國之君。不過據史學家考證,這個動人的故事不過為了掩飾周人在長江流域的殖民擴張而已。但周國的擴張還是引起了文丁的警覺,後來他將季曆囚禁處死。
季曆死後,世子姬昌繼位,時約前1100年。 《竹書紀年》載,姬昌即位初年,為報父仇而出兵伐商,但商朝實力尚在,周國沒討到什麼便宜。此後,姬昌不得不韜光隱曜,臣服于商,還從商朝娶了一位貴族小姐為妻,但卻難以消除商朝的猜忌。商王帝辛(名紂,即後世所稱的紂王)繼位後,為翦除日漸強大的幾個方國,羅織罪名殺了好幾個諸侯國君,同時也將姬昌幽禁於(今河南湯陰附近)長達七年。後來,周國卑躬屈膝,一再進貢美女珠寶,帝辛才赦免了姬昌。姬昌也很乖覺,一遇赦就主動割讓洛西之地,以解除商朝對自己的疑忌。果然,帝辛“龍顏大悅”,封他為“西伯”,甚至賜給他弓矢斧鉞(象徵征伐權),放他回國。
按說,帝辛既然猜忌姬昌,縱然開恩釋放,又何至於給他征伐權然後放虎歸山?這還得從帝辛本人說起。據 《史記·殷本紀》,帝辛“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又說他“好酒淫樂,嬖於婦人”。除去史官的有意貶損之辭,不難看到,這位商朝的末代君主其實是一個聰穎勇武、才華橫溢、性情剛烈而又過於自負的人物。據史書中的一些零星記載以及殷墟甲骨提供的線索,此時,江、淮之間的東夷發動叛亂,成為對商朝的最主要威脅,帝辛也將注意力集中在東南方,他認為西邊的周國畢竟只是蕞爾小邦,沒有顛覆大商的實力,但是仇隙既在,難保不乘機作亂。賦予姬昌征伐權並放他歸國,不但暫時可以綏靖周國,而且能誘使他出兵討伐諸鄰國,造成兩敗俱傷的局面,以保證商朝後方的穩定。
此後帝辛致力於用兵東南,和東夷各部族的戰爭持續了很多年。終於,戰爭取得了最終勝利,史稱商朝俘虜了“億兆(上百萬)夷人”,而帝辛也被譽為“百克(百戰百勝)”。戰爭結束後不久,前1046年二月下旬,仍然沉浸在勝利喜悅中的帝辛忽然接到緊急軍情:以周王姬發為首的西方諸國聯軍數萬人已經進駐牧野,離朝歌(今河南淇縣)只有七十埵a,而此時商朝的主力部隊尚滯留在千里之外的東南戰場!帝辛這才驚覺,自己的如意算盤全部落空,一場亡國大禍就在眼前了。
文武經營伐商計
與帝辛的勇武自負相比,姬昌可以說是另一個極端。從史書的描述來看,他文質彬彬,謙遜小心而又深藏不露,若非如此,豈能安然脫困歸國?這兩個人頗似近代歐洲的查理十二和彼得大帝:一個專注於武功,雖稱霸一時,終於身敗名裂;一個致力於文治,最終翦滅強敵,建立了不朽的事業。
姬昌治理周國前後垂五十年,選賢與能,招徠重用了謀略過人的呂尚(即後世傳說中的姜太公)、散宜生、太顛、閎夭、南宮適等賢才,建立起一個團結而高效率的政治統治集團。他歸國後,並沒有立即出兵四伐,而首先在國內修整內政,宣揚德教,鞏固了統治基礎,也在諸侯間贏得了“仁義”的美名。不少鄰近的方國都來請周國調停爭端。姬昌趁機大搞統一戰線,而各國由於要供應商朝攻打東夷的大量軍隊和物資,又受到商王的猜忌和鉗制,早已苦不堪言,當然也樂於向“西伯”靠攏。史稱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雖然不免誇張,但也反映出周國的勢力已經發展到了可以和商朝分庭抗禮的地步。
同時,姬昌及其幕僚又開始抓意識形態,為滅商大業奠定思想基礎,商王宣稱自己的王權得自“天命”,周人就講“天命無常,惟德是輔”,說商王無德,西伯有德,所以天命已經轉移到姬昌身上,前1056年就是姬昌“受命”元年,於是姬昌也對內稱王,是為文王。另一方面,文王對商朝仍然小心翼翼,殷勤貢奉,甚至在自家祠堂祭祀商朝先王(今天,在周原還有相關的甲骨文出土),以麻痹帝辛的耳目。文王據說被關在堛漁伬唭@了 《周易》 ,自然深諳與時變化之道,知道如何把握出兵的最佳時機。
對此,帝辛並非完全沒有警覺。 《左傳》載,帝辛曾移兵西陲,在黎(今山西長治)舉行軍事演習,明顯是針對日益擴張的周國而發。然而時機不巧,東夷再次發動叛亂,帝辛不得不調兵東向,去彈壓東夷。商的西部邊防空虛,文王出兵的時機到了。
前1055年,文王“受命”第二年,出兵伐犬戎,翌年,又討伐侵淩鄰國的密須,二者皆在周國的西北部,遠離商朝中心地帶。文王征伐它們,解除了伐商的後顧之憂。隨即,文王在東方開始了一連串軍事行動,揭開了滅商戰爭的序幕。前1053年,文王出兵東向攻黎,前1052年,攻於?(今河南沁陽),前1051年,攻崇(今河南嵩縣),三戰皆克。從地圖上可以看到,這幾個據點從北到南呈扇形將商的王畿包圍起來,切斷了商王朝同西部屬國的聯繫,同時,也據有了出關中的崤函狹道(後來的歷代兵家必爭之地),搶佔了伊洛一帶作為橋頭堡,此後就可以直插商朝的心臟—朝歌了。同年,文王遷都于豐(今陝西西安西南角),這婺岐下的周原,更不受戎狄的侵擾而有利於出兵東向,至此,文王伐商的戰略部署已經基本完成。
《尚書》載,文王克黎後,商臣祖伊向帝辛告急,帝辛頗不以為然地說:“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哎呀!我不是生來就有天命麼)!”帝辛剛愎自用的性格在此暴露無遺。不過,帝辛未能及時採取有效的防範措施,可能主要是因為陷入東方戰爭的泥淖,無力在兩線同時作戰。他此時無疑已經清楚了西伯的野心,目前的問題只是何時能騰出手來收拾對方。
正在這關係微妙的節骨眼上,前1050年,文王忽然逝世,世子姬發繼位,是為武王。武王繼位後,破例沒有改元,以示仍秉承文王之天命,繼續利用商朝暫時無暇西顧的良機向東擴張。
前1048年,文王受命九年,武王出兵崤函,到中原與其他諸侯國會盟。會盟的地點在黃河北岸的一個渡口,後來因此被稱為“盟津(今河南孟縣)”。 《史記》中說“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其實不是什麼“不期而會”,據甲骨文所揭,此次出兵早有聯絡,關中和江漢間的許多方國都有參與,但諸侯恐怕並無八百之多,從牧野之戰的情況看,基本上都是西南方的羌、戎各國。一些學者據此認為,這次伐商的實質是東西方兩大族系的鬥爭。
“盟津觀兵”時,武王自導自演了不少好戲。他出兵時,將文王的靈位擺在中軍的戰車上,自稱“太子發”,說是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主。在到達盟津後,周軍與諸侯進行了聯合軍事演習,其間祥瑞屢出,在渡黃河時,白魚躍入武王舟中,據說象徵商軍落入武王之手,後來又有一道火焰化為赤鳥,飛到武王的營帳上鳴叫,又象徵周德的昌盛。後來,不少諸侯都建議武王乘機一舉滅商。武王卻說:“你們不知道天命,現在還不到滅商的時候。”於是各諸侯班師回國。
武王何以不趁此時一舉攻下朝歌?從史書中的蛛絲馬跡推測,一方面,似乎武王掌握朝歌的重要情報,得知此時殷商尚有一定實力,不可輕伐;另一方面,威德素著的文王已死,嗣位的武王威信未立,其他諸侯未必聽話,所以武王不敢改元,甚至連出兵都要奉文王的靈位為主,都是在打“文王牌”。這場會盟中周人大搞“祥瑞”,無非是為了確立武王“天命所歸”的至高地位元,這也需要時間才能鞏固。從敵我雙方來說,都還沒有到正式交戰的時機。不過,這個時機很快就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