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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通稱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始於1966年的一場重大政治運動，被廣泛認為是自1949年建國至今最動蕩不安的災難性階段，常被冠以「十年動亂」或「十年浩劫」。
文革的指導思想來源於毛澤東提出的「四個存在」理論，即「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在此基礎上，毛澤東發展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文革自1966年開始，結束時間則存在爭議。官方認為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的被捕後被宣布「勝利結束」（1978年憲法《序言》：「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使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
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和政治成果均在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被正式否定，決議認為毛澤東應負上責任。該決議的正式表述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近來，有部分左翼人士，尤其毛派為文革翻案，認為文革是「一個普遍解放的時刻」，是反官僚化和等級化的產物，是平民的「黃金十年」。
引發文革的前因大躍進主條目：大躍進
1957年，中國仿照蘇聯模式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1958年，毛澤東提出要加快社會主義建設速度，在農村成立人民公社，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基層組織。大躍進口號提出後，全國掀起全民大鍊鋼運動，農業產量也要翻一番。但大躍進最後卻是徹底的失敗，工業陷入癱瘓，除了鋼鐵之外其他工業產量都大幅度下降，再加上全國各地虛報產量（浮誇風盛行），而且煉出的多半是廢鐵，令剛有起色的經濟陷入混亂。九千萬農民被召入鍊鋼廠，導致農業發展滯後，加上各地爭相虛報糧食產量，導致農民的口糧都被作為增產上繳，最終導致全國大飢荒。
四清運動和毛、劉歧見
1959年7月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在廬山召開。廬山會議原本是要整頓在1958年大躍進中出現的極「左」錯誤，但是在會議後期出現了分歧。7月14日，彭德懷元帥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批評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儘力避免針對毛，而把矛頭指向當時主持一線工作的劉少奇等實力人物，並要求後者承擔責任。彭德懷的批評意見與一年前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的意見十分相近，而當時中蘇關係已經破裂。公開信在擁戴毛劉主流地位的與會者中引起強烈反彈。毛澤東收到信後分發各小組討論，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贊同。7月23日，一直沒有明確表示意見的毛澤東，經權衡黨內具有壓倒性趨勢的批評彭德懷的意見，認為公開信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向党進攻。廬山會議至此峰迴路轉，開始批判所謂的「彭德懷反黨集團」和右傾。會議結束後，彭德懷被軟禁，宣布彭黃張周為「反黨集團」，一批同情彭的意見的幹部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1959年開始，中國進入了當時被官方稱為「三年自然災害」，大躍進結束後被稱為「三年經濟困難」的時期，糧食產量嚴重下滑，全國大部分地區陷入飢荒之中。官方表示很多人「非正常死亡」，非官方的分析意見認為有兩千萬至五千萬人死於飢荒。中國經濟遭遇嚴重困難。毛澤東在經濟領域退居決策二線，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國家主席劉少奇與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2] 在內的一些決策者改變了大躍進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復大躍進以前的體制，解散公社，實行三自一包。
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提出總結經驗教訓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作了自我批評，承認中央犯了主觀主義和脫離群眾的錯誤。劉少奇沒有出面主動承擔「一線工作」領導責任，卻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
1962年8月，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重申階級鬥爭是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存在「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重點討論開展社會主義教育的問題。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指出：「現在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煙，就被收買。只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會後全國範圍內逐漸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內容包括在城市開展的三反五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3] 等等的增產節約運動和農村開展的「清帳目、清倉庫、清工分、清財物」，後來統稱為四清運動。
四清運動一開始主要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鬥爭對象是城市和農村的腐敗分子，後來隨著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向農村派工作隊，工作隊幹部代替基層組織，開始了由工作隊幹部領導大兵團運動，鬥爭對象轉向「地富反右壞」，鬥爭中逐漸出現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四清運動逐漸從教育性質轉向階級鬥爭。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社教運動的工作會議，毛澤東批評有那麼多的地方將壞分子劃成20%（包括地主富農、新生反革命、和平演變的）。毛強調運動重點是「整當權派」。劉少奇則認為，運動重點是整下面，整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整社會上對體制不滿的敵對力量。會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矛盾公開化。
在周恩來的協調下，劉少奇作了檢討。1965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文件接受了毛澤東對政治形勢的基本估計，強調運動的根本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並特別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治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發展過程文革輿論準備
1965年11月10日，在毛澤東的授意及其夫人江青等人的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將矛頭對準了明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在1960年發表的歷史劇《海瑞罷官》。《評》文認為該劇借古諷今，通過描寫「平冤獄」為被打倒的彭德懷翻案，而劇中的「退田」情節則是為單幹風和三自一包做輿論準備，並認為全劇實質是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
此文一出引起極大震動，全國各大報紙、雜誌紛紛轉載。支持吳晗的北京市長、當時負責中共文化宣傳工作的彭真帶頭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並於1966年2月草擬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等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試圖將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局限於純學術範圍。然而與此同時江青則在上海活動，宣稱文藝界已經「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而同時林彪則通過解除羅瑞卿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職務一事，基本掌握了軍隊的主導權，為江青出面的文化方面的鬥爭做好了保障。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前夕，《解放軍報》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指出應該全面「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隨後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的文章，再度將矛頭對準「反對毛澤東路線」的彭真、吳晗等人。
文革爆發
1966年5月16日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康生、陳伯達起草、毛澤東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發布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會議還決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取代原先由彭真、陸定一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原五人小組上報並得到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批准的《二月提綱》也被廢除。「五一六通知」發布和「二月提綱」被撤銷，往往被視為文革正式開始的標誌。不過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報》公開發表，在此之前是作為黨內二級機密文件，只有達到17級以上的黨員幹部才能接觸。[4] 會議同時決定撤銷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的職務，不過對於他們犯下的錯誤的通告同樣也是機密文件，並不公開。
5月18日，林彪發表談話，稱「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開始在全國各地搞個人崇拜。由於原來負責北京市、中共文化宣傳、解放軍、中央文書等重要職務的四人被撤職，其下的大批黨員幹部也受到牽連，而林彪、康生等人則開始逐漸獲得實權。康生改組了黨的喉舌《人民日報》，原總編輯鄧拓被打倒。
與此同時，由於中下層並不了解高層發生劇烈人事變動的原因和內情，康生等決定採取手段「發動群眾」。康生派遣自己的妻子曹軼歐赴北京大學調查工作，並專門會面了曾在延安結識的北京大學哲學系總支書記聶元梓。[5]5月25日，聶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學大飯廳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甚麼？》的第一張大字報，批判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此時一直身在杭州的毛澤東大舉讚揚這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6月1日親自寫了批語：「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由於毛澤東的批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立即於當晚八時，向全國廣播這張大字報的內容。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經陳伯達、王力、關鋒修改的頭版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呼籲民眾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同時還發表的有聶元梓等六人撰寫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號召要把所有的資產階級權威、學者等打倒。
5月29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成立了全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此後局勢迅速發展，全國大中學校學生紛紛起來造反，反對學校黨委或支部的領導，很快使得很多學校的領導和教學工作癱瘓或基本癱瘓。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和上海音樂學院等高校的校長被公開批判[來源請求]。
當時毛澤東已經退居二線，在此之前已經長期不在北京，由劉少奇領導中央一線工作。在這種非常局勢之下，劉少奇在六月初主持中央會議，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試圖減緩基層被挑動起來的革命情緒。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八條規定」，包括不應影響工作學習、不得打人等，口頭傳達下去。這時毛澤東在杭州，對於劉少奇給他的請示彙報，沒有明確回復。6月6日的《解放軍報》刊登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教育要點》，其中提到「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剝削制度，逐步消滅工農、城鄉、腦力勞動、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6月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陶鑄、陳伯達乘專機到杭州向毛澤東彙報情況，並請毛澤東回京主持有關工作，毛澤東拒絕，委託劉少奇相機處理運動的問題，但是同意了向北大派遣工作組的想法。[6]
派工作組是共產黨在對"有問題"下屬機構進行接管的傳統辦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運動中，劉鄧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隊下基層大兵團作戰，結果引起毛澤東的不滿，後來被認為是「形『左』而實右」。現在他們依然按照傳統的黨的領導的方法理解文革，認為是「四清」運動的繼續，所以想到還是派工作組。劉鄧派到基層的工作組站在黨委一邊，把起來造反的造反派鎮壓下去，結果引起很多激進分子「造反派」的不滿，激起很多矛盾和爭鬥事件。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統計，工作組把10211名學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師打成「反革命」[7]。
學者認為，此時中國可能還沒有人意識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對象是最高層的劉少奇等人，而誤以為只是反右四清等運動的延續，所以他們的目標僅僅是中下層敢於發表不同觀點的知識分子等。日後「四人幫」之一的張春橋在1967年5月承認，自己當時也絕對沒有想到「五一六通知」中「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指的是劉少奇。[8] 而副總理薄一波在當時對工作組講話時，就認為目前已經把牛鬼蛇神引蛇出洞了，現在就可以一網打盡，顯然也完全誤讀了當時的形勢。[9]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
7月18日，毛澤東在暢遊長江後，終於從武漢回到北京。當天聽取了江青等人關於工作組的彙報，看了一些學校反工作組的材料。19—23日，文革情況彙報會上毛澤東指責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24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批評了劉少奇和鄧小平，作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7月28日，北京市委發出《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並於2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市大中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當眾宣布這一決定。會上，劉少奇承認，文化大革命到底應該怎麼搞，他也不曉得；鄧小平的發言承認，老革命碰到新問題。當日紅衛兵寫信給毛澤東，聲稱「造反有理」，毛澤東表示同意。
8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召開。會上，毛澤東支持紅衛兵，再次指責中央派工作組，「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工作組是「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會議原定在8月5日結束，但在當日，毛澤東用鉛筆在一張報紙的邊角上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出中央有另外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令會議日程被延長，內容也很快轉向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批判。8月7日，毛澤東在謄清稿上修訂後加標題，由當日會議印發。文中說：「五十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雖然沒有點名，但是實際矛頭已經直指過去50天內執政的劉少奇。毛澤東同時將之前缺席了一周會議的林彪從大連召回北京，林彪隨即於8月8日發表針對劉少奇發表了言辭激烈批判，並與其在5月18日關於彭陸羅楊等人「錯誤」地言論，一起印發大會。[10]
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文化大革命」一語首次出現於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開始。「十六條」里說這次運動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並做出了「『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鬥」等規定。
8月12日，會議選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等11人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為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林彪則第一次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此後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出現，成為毛澤東形式上的接班人，而比之資歷更高的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雲等的副主席身份不再被提及。會議還正式確認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在5月對於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四人撤職的決定，更高層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被點名批判。
紅衛兵與大串聯
在中共高層權力大規模調整的同時，5月底出現的紅衛兵於此同時大規模壯大。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發出通知，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6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制度」，廢除高考制度。[11] 從此中國的大學十多年內無法正常招生，而在校的中小學生也失去了繼續就學的必要。
由於得到毛澤東對「造反有理」的支持，之前各級政府黨委試圖控制局面的措施反而可能被視為鎮壓革命，於是對於紅衛兵的管制全面撤銷。有大量「革命師生」從各地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革命」，至8月十一中全會期間，北京市有數萬名外來學生，僅清華大學校園內就住下了7000人。[12] 8月12日，文革小組提議勸導學生返回居住地進行革命，但是毛澤東不同意，反而決定鼓勵紅衛兵運動，並安排親自接見在京紅衛兵。
8月18日，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此後至11月期間，毛澤東又陸陸續續會見了超過1100萬紅衛兵，並且由紅衛兵代表為其佩戴紅色袖章，成為全面支持紅衛兵活動的最有力表示。從此全國便進入混亂狀態，紅衛兵四處串聯並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標語，開會演說辯論，對各地的事物進行改名活動，以「破四舊」的名義衝擊寺院、廟宇、教堂等，大肆砸毀文物，破壞古迹，焚燒書籍、字畫。同時針對被視為「剝削階級」「反動派」的個人開始抄家，攻擊學術權威、知識分子，大批學者、知識份子被毆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殺。除了批鬥「反動學術權威」外，全國紅衛兵還進行了大串聯。9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凡外地師生來京觀摩文革運動者，交通費與生活費由中央財政補助，這個通知使之前就已經開始的大串聯達到高潮。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
這一期間受到波及的人不計其數。和尚、修女、神父、傳教士被公開批鬥，學生當眾毆打、侮辱教師，還有教師遭到以糞淋頭等極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為有親戚在國外，被紅衛兵以有「海外關係」等罪名批鬥抄家。紅衛兵抄家，把傢具全都搬走，翻遍地土，破開牆壁，到處搜掠，查看有否私藏物品，房屋被搶奪一空，跡同強盜[來源請求]。8月與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戶家庭被紅衛兵或自稱紅衛兵的人員抄家，紅衛兵在一個多月內獲得了十萬三千兩（約5.7噸）黃金、三十四萬五千二百兩白銀、5500餘萬人民幣現金，以及613,600件古玩玉器等。在上海，僅8月23日至9月8日期間就有84,222戶家庭被抄家，其中1,231戶為教師或知識分子，紅衛兵除獲得了大量的金銀珠寶外，還獲得了334萬元美金、價值330萬元人民幣的其它外幣、240萬民國銀元，以及3.7億元的人民幣現金或憑證。據1966年10月的黨中央工作會議文件稱，至此之前全國的紅衛兵僅黃金就獲得了一百一十八萬餘兩（約65噸），並將這稱為充公「剝削階級」的不義之財。[13]
針對出現的打死人的事件，毛澤東寫了一個《關於發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內容是：「黨的政策不主張打人。但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今後再不許打人。要擺事實，講道理。」8月22日，毛澤東厭惡當權派利用國家機器大肆逮捕學生，發布了《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規定警察不得干涉、鎮壓「學生革命運動」。在這段後來被稱為「紅色恐怖」的時間內，據官方統計僅在北京就打死1700多人，在市郊的大興縣更是發生屠殺，三天之內用包括活埋等手段殺死了325人[14]。而全國自殺人數達到20萬人。至於整個文革期間死亡的人數可能超過200萬到700萬人，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這個數字需要確切的統計資料證實。[15]
在1966年10月為期近三周的中央黨會上，劉少奇、鄧小平被定性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並分別作了自我檢討，內容向全國印發，這也成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過劉鄧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職。與此同時，六年前就已經被「打倒」的彭德懷被押送回北京，與彭真、羅瑞卿等一起接受批鬥。
全面奪權與文攻武衛
1966年11月以後，原來以教師和學生為主的紅衛兵運動開始向工廠和農村擴張，上海率先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由年僅三十齣頭的工廠職工王洪文領導，很快取代了各種紅衛兵組織。1967年1月3日，張春橋與姚文元從北京趕赴上海，支持王洪文等工人運動的首腦奪取了上海的黨政大權，陳丕顯、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領導被批鬥。這次事件被稱為「一月風暴」，也成為全國「奪權」行動的開始。1月8日，毛澤東對此表示讚譽，《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給上海的「賀電」。全國多個省區市的領導機構被「革命群眾」奪權，奪權後成立的革命委員會往往無法履行原有的政府機關職能，導致中央和全國各地的政府機關陷入癱瘓。同時由於沒有明確的原則和規則，奪權的形式與內容也是無奇不有，比如北京市就在同一天內被三股不同革命群眾先後奪權，而黑龍江奪權後成立的革命委委員會的主任最後就是奪權前的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而中央某部委居然還向康生寫信申請批准被奪權。[16] 月中，原本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志被紅衛兵奪權。
與此同時，在中央，陳伯達、江青等開始將鬥爭對象轉移到當時中央第四號人物、主要協助周恩來維持社會和生產秩序的陶鑄。此後雖然毛澤東對於陳伯達、江青隨意針對文革小組同僚的行為提出指責，並且要求他們在小組內自我批評，但是並未插手陶鑄被「打倒」。[17]
不過毛澤東對於陳、江的批評是這些在文革開始後權力日大的活躍人物第一次重大受挫，也促使一些不滿其做法的中共元老做出了聯手抗爭。2月11日和2月16日，在周恩來主持的兩次中央碰頭會議上，陳毅、葉劍英、譚震林等七位國家和軍隊的最高層領導對當時混亂的局勢感到不滿，發表反對造反運動的強硬談話，與張春橋等人當場發生激烈爭論。此後張春橋召集姚文元、王力，先與請病假的江青會面，隨後於當晚即會面毛澤東，彙報了這些元帥副總理的發言。最終毛澤東認為這是從根本上反對文化大革命，而這次事件則被張春橋等稱為「二月逆流」。[18] 此後雖然這些領導人並未立即被正式停職，但實際上國務院、政治局在少了他們以後已經無法繼續正常工作，中央文革小組實際已經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到該年5月，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批判已經完全公開化。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風潮已經蔓延至南面受英國統治的香港，這種風潮直至同年12月才告結束。（參閱六七暴動）
與此同時，各個紅衛兵組織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嚴重。3月份，中共中央就不得不發出通知，停止一切串聯活動。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開批鬥劉少奇。7月20日，武漢發生七二〇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運動」，乘機指責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搞兵變」。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支持左派，有些紅衛兵開始搶軍隊的權。此後，全國衝擊軍隊、搶掠武器、槍枝的事件不斷發生，武鬥已經升級，其中尤其以陝西、廣西、四川等地的情況最為嚴重[來源請求]。這種武鬥一直持續到1968年8月份才漸漸平息下來。
上山下鄉與清理階級隊伍（1968年）
文化大革命時期「批鬥」劉少奇的海報（1968年10月）
1968年春天，在全國興起了一股對毛澤東的盲目崇拜浪潮，當時的口號就是「三忠於四無限」，毛澤東已經被神化。
不過此時的毛也已經發現局勢有些失控。全國武鬥日益嚴重，打死、打傷的人不計其數，接近於開始一場內戰。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隊」進駐各高校，試圖停止武鬥，實際採取的正是兩年前劉少奇、鄧小平等因之獲罪的措施。但在清華大學，造反派頭子蒯大富無視工宣隊，甚至下令抵抗，打死五人，情況已經非常嚴重。8月26日，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下達全國：「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武鬥才逐漸平息。10月，毛澤東提出幹部下放，於是全國各地大批被打擊的幹部下放五七幹校。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中央委員會提出了新黨章，提請接下來的中共九大批准，第一次將林彪正式作為毛澤東的繼承人，而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則被定為「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毛澤東在大會上的發言從一定程度上維護了鄧小平，使其得以去江西的一家拖拉機場工作、反省，而沒有得到毛澤東維護的另外兩名元老劉少奇、賀龍則不得不面對更加嚴酷的待遇。劉少奇被匿名關押，缺醫少藥，1969年11月在河南開封的一座封閉的舊銀行中因肺炎去世，1967年後就未能與其見面的妻子王光美被繼續關押至文革結束。[19] 而元帥賀龍則連基本的飲食飲水都得不到供應，「賀龍專案組」還刻意造成錯誤用藥，促使其於1969年6月在北京解放軍三〇一醫院去世。[20] 這次全會從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革對於中共政治局面的影響，中央委員會1966年十一中全會後仍然在世的87位正式中央委員中，僅有40人被邀請出席十二中（其餘多數已經被「打倒」），1956年及1958年八大選舉的96名候補委員中，僅有19名參加了會議，其中10人被補選為正式委員，替換已去世的10名正式委員（其中兩人自殺身亡），才使得出席人數達到了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的最低標準。而與此同時，又有74名非中央委員會委員或候補委員被邀請參加了大會，主要來自文革開始後得勢的中央文革小組、「奪權」成功的各省市的革命委員會、實際控制局勢的解放軍機構等，也使得大會成為中共歷史上罕見的與會非委員人數超過委員的奇觀。[21]
12月，毛澤東又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指示，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畢業生（後來稱為「老三屆」）的上山下鄉運動開始。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人數達到1600多萬人[來源請求]。
5月起，按毛澤東的要求，全國陸續開展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各地採用軍管會和進駐工宣隊的方式，對在文化大革命進程中，以各種名義，各種方式揪出來的所謂「地、富、反、壞、右、特務、叛徒、走資派、漏網右派、國民黨殘渣餘孽」，進行了一次大清查。非官方的數據認為，此間全國有3000萬人被斗，50萬人死亡。[22]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2月5日發出《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和《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為一，成了「一打三反」運動。由中共各級組織正式領導，以政治運動的方式，對相當多的人進行了死刑，有期徒刑和剝奪政治權利的懲罰。27歲的遇羅克就是在1970年3月5日，一打三反運動高潮中，在北京被公審宣判死刑，並立即執行。
林彪問題與九一三事件（1969年—1971年）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屆黨代表大會召開。在這次會議上，國防部長林彪作為黨的接班人列入黨章[23]。國家主席劉少奇已經被打倒，周恩來繼續保持黨內第三的位置且為國務院總理，擔當處理國家日常事務大權[24]。
九大會議由林彪作政治報告。原政治報告草稿為陳伯達所寫，題目為《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25]。該題目遭到毛澤東反感，後由張春橋起草政治報告，林彪在會上宣讀。而中共官方指出，林彪對張春橋起草的報告不滿，宣讀時磕磕巴巴，照本宣科[26]。張的報告中不斷引用毛澤東語錄，再度批判「劉少奇反革命集團」，還讚揚了軍隊的作用。會議的第二項議程是修改黨章。新的黨章中明確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從此毛澤東與林彪的名字就一直聯繫在一起。會議還選舉了中共的新領導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為中常委委員，而江青、林彪集團進入政治局（參閱中共中央政治局），周恩來維持了自己的地位，至於陳雲等一些中共元勛則全都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而有資料稱，周恩來在九大期間地位上升，並幾乎成為黨的第二副主席[27]。
1969年，因劉少奇逝世，國家主席職務空缺。而此時面臨召開四屆人大，憲法需要修改以容納文革綱領。1970年3月，毛澤東在收到周恩來送來的憲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之後明確與汪東興說，「憲法中不要寫國家主席這一章，我也不當國家主席。」[28]。3月8日晚，汪東興在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這一指示。政治局一致擁護毛澤東的建議[29]。整個過程中，林彪僅有一次單獨表態，即在1970年4月11日，林彪寫信給毛澤東「一，關於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志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二，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同志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關係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30]。周恩來向政治局轉達了林彪的建議，「多數政治局成員同意仍由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周恩來對此也沒有提出異議」[30]。
由於按照黨的紀律，少數服從多數。在除毛澤東外多數政治局委員要求設立國家主席的情況下，毛澤東再度以個人權威壓倒集體決議，聲稱「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當孫權。」[31] 九屆二中全會上，事情再度出現轉折，康生、周恩來、陳伯達等人再度要求設立國家主席[32]。周恩來建議設立國家主席是為了外事活動，如毛澤東不願意參加外事活動，可以授權他人進行。憲法修改小組的康生對撤銷國家主席反應激烈，他認為撤銷國家主席違背民眾願望，但又不能違反主席的指示，導致他們修憲小組壓力很大。陳伯達表示毛澤東任國家主席是對人民的鼓舞。[32] 林彪僅表示附和[32]。
有學者認為[29]，國家主席問題涉及國家體制，多數政治局委員對於涉及國家大事的重大問題有激烈反應完全可以理解。而撤銷國家主席職務這樣的更改國家體制的提議，毛澤東應光明正大地說明原因和理由，但他一直未能做出解釋，反而指責反對者有陰謀[29]。中共的史料對此也指責反對者，即林彪覬覦國家主席職務而引起毛澤東懷疑[33]，「林彪陰謀設立國家主席以篡黨奪權」[34]。
有學者認為[29]，據中共承認[35]，毛澤東最早公開指出林彪有篡奪國家主席野心是在1971年8月南巡期間[36]，而中共迄今認定林彪有篡奪國家主席野心的唯一證據[29] 是吳法憲在1971年10月21日對中央專案組揭發葉群對他的談話[37]。該學者認為，根據這兩個時間可以得出毛澤東是在得到證據兩個月之前就開始懷疑林彪陰謀奪取國家主席職務的結論。
關於毛澤東與林彪關係惡化的原因，目前有兩種對立的說法。中共官方說法是林彪覬覦國家主席，篡黨奪權的野心引起毛澤東懷疑，後林彪襲擊毛澤東專列未果，倉皇出逃。而有學者則提出相反的觀點[24]，認為是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與張春橋的文人相鬥，引起了大會成員對張春橋的怒討。而偏袒張春橋的毛澤東則懷疑這種大規模聲討（毛澤東語「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運轉之勢」[38]）是林彪背後指使，故引起毛澤東批判陳伯達，矛頭對準林彪，毛林關係由此惡化。這個觀點認為國家主席問題僅僅是為遮掩批鬥張春橋事件引發毛林關係惡化的一個藉口[24]。
高文謙等學者則明確指出[24]，毛澤東在1971年8月繞過黨中央直接向南方的地方幹部揭發林彪問題，並採取「摻沙子」「拋石子」等辦法鬥爭林彪，均成為後來林彪出走事件的直接原因。
受到挫敗的林彪，雖然並沒有被直接點名批評，但毫無疑問他也已經意識到，其在黨內的地位已經搖搖欲墜。在這種情況下，林彪及其兒子林立果與其親信組成了代號為「聯合艦隊」的秘密組織，並在林彪等人的根據地上海制訂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五七一」取自「武裝起義」的諧音）。紀要內明確提出「一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將落在別人頭上。」林彪的計劃是要利用空軍為主導武力奪權，如果成功的話就可以一舉逮捕所有要員，獲得全國的政權。另一種可能性則是形成割據局面。
有學者對此說法提出質疑[39]，認為迄今尚無任何證據證明林彪參與《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制訂，甚至連林彪親信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等人均不知道該紀要的存在。該學者提出一個論點，即「似乎死了的（指飛機上摔死的），都是『571工程紀要』的目擊者，而活著的，卻沒有一人見過這個『綱領』。」[40]。
不過林彪的計劃並沒有實現，政變失敗了。根據香港《明報》幾星期後的報導，1971年9月8日至10日之間，毛澤東曾在上海險些遭到一系列襲擊。在此之前公安部就已經接到情報，稱林彪正在預謀一起重大政治陰謀，一批軍中林彪的親信正在接受特殊軍事訓練。而上海的襲擊陰謀則完全證實了該情報。此外還有其他各種傳聞，稱毛澤東在往北京的火車上險些遭襲，甚至有人到毛澤東寓所行刺。這些傳聞是否屬實不得而知。
據中共官方表述，9月13日晚，林彪等人倉促從隸屬海軍的山海關機場乘256號三叉戟飛機準備逃往蘇聯伊爾庫茨克，飛機在沒有副機長和領航員且跑道燈未開的情況下強行起飛，在進入蒙古國領空幾百公里後在溫都爾汗墜落，林彪及其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駕駛員潘景寅在事故中喪生。而在同一天，北京的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林彪事件。直到9月14日林彪墜機的消息才傳到北京。當年10月1日的天安門國慶慶祝活動也取消。這和1976年也是十年文革中沒有在天安門廣場舉辦國慶慶典的兩年。
近年來，有學者發現林彪飛機的飛行軌跡是從山海關至蘇蒙邊境後折返蒙古，在蒙古墜毀[41]。林彪出走事件因整個事情撲朔迷離，其出走原因，出走過程，出走目的，出走性質仍然爭議極大[42]。
四人幫的興衰（1971年—1976年）
林彪的死，一方面使毛澤東精神上受到極大打擊，身體狀況急劇變差；另一方面國家也失去了原定的接班人。1972年9月，毛澤東將王洪文從上海調到北京，次年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就成為名列周恩來之後的黨的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似乎有意培養為接班人。
1973年7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林彪和國民黨都是尊孔的。1974年1月，真正忠於毛澤東的勢力江青等人便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這場運動的主要目標就是批判宣揚「上智下愚」維護等級制度的孔孟之道，同時「批林批孔」後面本來還有「批周公」三字，指向當年10月病重入院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毛澤東曾經在一次接見外賓時讚揚秦始皇，並且針對郭沫若的十批判書寫了一首詩表示異議，而四人幫把此事提升為「儒法鬥爭」。林彪死後，周已經成為四人幫在毛澤東死後獲取政權的最主要障礙。「批林批孔運動」雖然是對著死去的孔丘和林彪，周恩來卻強調林彪「左」的錯誤，而此時中國普通老百姓經過長時間的政治運動，對各種新的批判運動也好像沒有甚麼興趣了。四人幫的「批林批孔」並不是很成功。
1974年10月，周恩來入院後，鄧小平獲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實際負責日常工作，工作方向就是延續周恩來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目標。到了1975年9月，毛澤東也病重，毛澤東把他的姪兒毛遠新由瀋陽調回北京陪在身邊當上傳話人。
1976年，是文革關鍵的一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但悼念周恩來的活動卻受到政府壓制。從第二天開始，北京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就已經出現了紀念周恩來的花圈，向紀念碑前送花圈，這在過去是從未出現過的。1月15日，是周恩來的追悼會，全國都有自發的紀念活動，鄧小平致悼詞。
2月，情況再度改變。自認已經沒有了障礙的四人幫開始打擊唯一剩下的鄧小平，經毛澤東批准，搞出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針對的正是鄧小平。但是毛澤東並沒有任命四人幫中的任何一個擔任總理，而是看中了名不見經傳的華國鋒，由他出任國務院代總理。
3月底，南京爆發了悼念周恩來、支持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的「南京三二九事件」，並迅速擴展到全國。4月4日，是中國傳統的清明節，從3月底開始北京群眾自發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紀念周恩來的逝世，同時也有人是對四人幫的抗議。人們還自行在紀念碑上張貼悼詞，並送來花圈。廣場上還逐漸出現了一些直接針對四人幫的批判性文章。到4月5日，已經有大約200萬人來過廣場上。由於擔心有人放火焚燒堆積在紀念碑四周的花圈，四人幫派出警察在夜間把花圈收走。對立情緒演變成燒毀汽車和房屋，於是要求各單位禁止本單位人員去廣場，並下令廣場上的人群離開，當夜，廣場上剩下的200餘人不肯離開，被北京市委組織的工人民兵拘留甄別後遣散。這個後來被稱為「四五天安門事件」的活動，在四人幫與毛遠新等人的影響下，病重的毛澤東把之定性為反革命活動，並指責鄧小平是事件的幕後黑手，撤消了鄧小平的一切職務，但留下一句「以觀後效」的伏筆。同時並決定代總理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天安門事件直到1978年冬才完全平反。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中國政治最高領導權歸屬不明，四人幫的行動慢慢與華國鋒作對，在上海組織民兵，有奪取政權之意。面對文革派與元老派兩大派系，華國鋒只能選擇一個。10月6日，華國鋒先發制人，在中共和軍隊元老葉劍英、毛澤東的侍衛長汪東興的支持下，以通知四人幫成員開會為名，由汪東興負責的警衛部隊8341部隊就地逮捕四人幫所有成員，對其進行「隔離審查」。這次事件被稱之為「粉碎四人幫」，文化大革命也由此落幕。而文革的正式結束則是在1977年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華國鋒宣布文革結束[43]。
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華國鋒成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領導人。
文革之後
武漢大學老齋舍在文革時期的標語「無限信仰毛主席」至今依然可見。
華國鋒當權後雖然成功擊潰了四人幫，但是由於他的權力來源只是毛澤東的遺言「你辦事，我放心」六字以及汪東興等毛澤東晚年的衛士支持，面對著鄧小平這一批元老，華國鋒的經驗、政策、革命歷史也比不上鄧小平，故華國鋒憂心會被這些元老奪去大權，所以他奉行的依然只是毛澤東的政策及方向，他提出「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們都要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終不渝地遵循。」10月10日，鄧小平親自寫信給華國鋒，表示永不翻案，要求恢復工作。還有傳聞說[來源請求]，在政治局會議上，常委之一（這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華葉二人）的國防部長葉劍英提出要恢復鄧小平的工作，否則他也辭職。葉是華國鋒逮捕四人幫時的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再加上他在軍隊中的權威，令華不得不屈服。1977年7月，鄧小平恢復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國務院副總理等職務。8月，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和汪東興為副主席。五人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1978年5月，鄧小平把握機會，由他最親密的戰友、當時中共黨校校長胡耀邦負責，在《光明日報》發表由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初創的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該文在全國引起廣泛討論。他們巧妙地利用毛澤東的語錄，來為自己造勢，當時凡是支持該文實用主義論點的，都是鄧小平的支持者，而黨內大部分人確實接受了該觀點（唯一沒有表態的是華國鋒和毛澤東的親信汪東興）。7月1日，建黨節時，鄧小平成功地公開了毛澤東1962年為「大躍進」在黨內作自我批評的談話，表明即使是毛澤東也會犯錯誤，間接批評「兩個凡是」。到了9月，鄧小平已經開始公開批評華國鋒的「兩個凡是」了。
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鄧小平在會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華國鋒被迫在會上作自我批評，承認「兩個凡是」的錯誤，而汪東興也被批判。會上還重新評估了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為其平反。
1980年，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劉少奇、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領導人被平反，胡耀邦當選為黨的總書記，鄧小平的另一親信趙紫陽也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9月，全國人大召開，華國鋒迫於形勢，辭去總理一職，由趙紫陽接任，至此鄧小平已經成為中國實際的最高領導人。
11月，由江華擔任庭長的特別法庭開始併案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全國也開始廣泛討論，重新評估毛澤東的功過是非。1981年1月，最後判決江青和張春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其他人分別被判為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江青後來在保外就醫期間在寓所內自殺。文革中的受害者陸續平反，這個工作的主要負責人是胡耀邦。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
影響
文化大革命影響了當時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文革頻繁的政治運動令經濟活動近乎停頓，同時也消耗了不少的資源。例如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大串聯，全國鐵路系統就承受了極大壓力，總共運載了1100萬人次。也有觀點認為大串聯停止的主要原因是毛澤東不願意屢番接見紅衛兵而決定打發紅衛兵「上山下鄉」接受改造[44]。武鬥時期被破壞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迹則更是難以統計。
文化大革命發生的10年期間，按照葉劍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說法，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人，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國計劃會議上）說的國民收入損失5000億，浪費和減收共計13000億人民幣。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沒有內戰，沒有重大自然災害（關於是否真正存在「三年自然災害」，大多數人持質疑態度，認為是政府故意推卸責任的託辭），非正常死亡在5755萬人以上（其中三年困難時期的死亡人數目前尚存在較大爭議，爭議的範圍從1000萬至5000萬不等），經濟損失14200億元。近30年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為6500億元，三年困難時期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總的損失，是中國前30年基建投資總額的兩倍多。
人員死亡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主要包括由各地各級行政、司法和臨時運動組織完全不必按照中國大陸的法律程序和原則而判決處決的，因受迫害而得不到基本的生活所需、醫療服務等的，以及不堪受辱而自殺的。有些人的死刑沒有經過審判，往往是一個人說了算，例如：張志新。中國大陸政府至今沒有公開這一數目。由於文革期間各國家職能機構均陷入不同程度的混亂狀態，可能這一總數早已無準確記錄、統計的可能。同時文革期間中國基本對境外完全封閉，而國內正常信息的傳遞也陷於癱瘓，所以國內外非政府機構也無法做出可信的計算。國外科學家依靠在國內出版的縣誌資料計算1966-1971年在中國的農村地區有50萬到200萬人因受文革的迫害而死亡[45]。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政界人物
自殺身亡：
萬曉塘（1966年9月19日，天津市委第一書記）
周小舟（1966年12月25日，湖南省委書記）
閻紅彥（1967年1月8日，雲南省委書記）
衛恆（1967年1月29日，山西省委第一書記）
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中國工人運動重要的領導人之一、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重要領導人）
陳昌浩（1967年7月30日，中國共產黨早期重要人物，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增補為中央委員）
吳晗 （1969年10月11日，曾任雲南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清華大學教授，北京市副市長，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北京副市長）
受迫害身亡：
賈拓夫（1967年5月7日，曾任中共西安市委書記、市長，國家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國家計委副主任、輕工業部部長）
賀龍（1969年6月9日，中國十大元帥之一，前中央軍委副主席）
劉少奇（1969年11月12日，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陶鑄 （1969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宣傳部部長）
彭德懷（1974年11月29日，中國十大元帥之一，前國防部長）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知名人物
文革對中國各界的精英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一大批知名的作家、演員、學者、運動員等都遭到了肉體和精神上的嚴重摧殘，其中不乏不堪屈辱而自殺身亡的（用當時的語言來說是「某某某自絕於人民」）。由於文革的打擊面太廣，至今仍然無法統計出載文各種非正常死亡和失蹤的正確人數。下面只能列舉出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多為知名人物。其他無名無姓的，不計其數。
下面列出的人物只是文革犧牲者中極不完整的一部分：（括號內為去世時間，曾擔任職務，按照去世時間排列）
自殺身亡：
鄧拓（1966年5月17日，人民日報總編輯、作家，服毒致死）
李平心（1966年6月20日，歷史學家）
葉以群（1966年8月2日，文藝理論家）
老舍（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作家協會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作家）跳北京太平湖溺死
陳笑雨（1966年8月24日，文藝評論家）
黃紹竑（1966年8月31日，政務院政務委員，原國民黨高級將領）
傅雷夫婦（1966年9月3日，著名翻譯家）傅雷服毒自殺，妻子朱梅馥隨之上吊自殺
陳夢家（1966年9月3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考古學家，詩人）
言慧珠（1966年9月21日，京、崑劇表演藝術家，請參看章詒和條目）
劉盼遂（1966年，古典文學研究專家、語言學家）
李翠貞（1966年，上海音樂學院鋼琴系主任，開煤氣自殺）
劉永濟（1966年底，武漢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授）
羅廣斌（1967年2月10日，共青團重慶市委統戰部長，《紅岩》作者）
陳璉（1967年11月19日，陳布雷之女、全國婦聯執行委員）
胡慧深（1967年12月4日，表演藝術家）
嚴鳳英（1968年4月7日，著名黃梅戲演員）服安眠藥死於醫院，死後被解剖，造反派試圖在她的遺體體內找所謂的發報機。
傅其芳（1968年4月16日，國家桌球隊教練，在北京體育館自縊而死）
姜永寧（1968年5月16日，桌球國手，在拘留室上吊自殺）
熊十力（1968年5月24日，北京大學教授，國學家） 絕食身亡
容國團（1968年6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世界體育冠軍──男子桌球單打冠軍，在北京龍潭湖畔上吊自殺）
楊朔（1968年8月3日，中國作家協會外國文學委員會主任，著名作家）
周瘦鵑（1968年8月11日，作家）
戴麟經（1968年10月，前中國國家足球隊主教練）
趙九章（1968年10月25日，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氣象學家）
李廣田（1968年11月2日，雲南大學副校長，作家）
上官雲珠（1968年11月22日，著名女電影演員）病中跳樓身亡
翦伯贊（1968年12月18日，歷史學家，北京大學副校長，與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藥自殺）
焦啓源（1968年，復旦大學生物系教授）
范樂成（1968年，武漢醫學院副院長）
沈知白（1968年，音樂理論家）
顧聖嬰（1969年1月31日，著名女鋼琴家，與母親、弟弟開煤氣全家自殺）
劉綬松夫婦（1969年3月16日，武漢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教授）
吳晗（1969年10月11日，北京市副市長，歷史學家，《海瑞罷官》的作者，於獄中自殺，死前頭髮被拔光）
顧而己（1970年6月18日，電影藝術家）
范長江（1970年10月23日，人民日報社社長、新華社總編輯，著名記者）在河南確山跳井身亡
聞捷（1971年1月13日，作家、詩人）
受迫害身亡：
李達（1966年8月24日，武漢大學校長）
楊端六（1966年9月，武漢大學教授）
向達（1966年11月24，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長）
馬連良（1966年12月16日，京劇表演大師）
彭康（1968年3月28日，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被造反派槍殺）
林昭（1968年4月29日，被槍決，北京大學學生）
蔡楚生（1968年7月15日，著名電影導演）
田漢（1968年12月10日，《義勇軍進行曲》歌詞作者）
錢海岳（1968年，挾持至南京明孝陵活活摔死，著名歷史學家，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施今墨（1969年8月22日，中國著名中醫學家）
遇羅克（1970年3月5日，被處決，北京工人，《出身論》作者）
陳克禮（1970年7月5日，被槍決，回族伊斯蘭學者，譯有《聖訓經》）
趙樹理（1970年9月23日，中國曲藝協會主席、中國作家協會理事，著名作家）
潘天壽（1971年，著名畫家）
蓋叫天（1971年1月15日，病逝，著名京劇演員）
張東蓀（1973年，著名哲學家）
顧准（1974年12月3日，病逝，經濟學家，思想家）
張志新（1975年4月4日，遭割喉並槍決，「五七幹校」宣傳幹事）
陳寅恪 [1969年十月七日，遭到紅衛兵羞辱憂憤成疾病死，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失蹤:
儲安平（原光明日報主編、著名記者，1966年9月在被紅衛兵關押中失蹤，也被認為已經跳海自殺或被紅衛兵打死）
其他在文革中受牽連的人物
任毅（中國知識青年，《知青之歌》作者，1970年被監禁九年，1979年平反出獄。）
較為詳細的名單見：
文革中部分名人自殺死亡名單
文革受難者名錄（不限於名人）
文革名人死亡檔案
社會影響對文化教育的影響
十年文革令全國所有的學校進入停課狀態，大學入學考試取消。文革開始後的數年內，中國各級、各大教育機構基本都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圖書館藏書被焚燒，在校園內發動武鬥，教師被當眾羞辱、打罵，一切教學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識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數被下放進行體力勞動，有些則遭到殘酷對待，財產被沒收。知名學者往往不堪羞辱，選擇自殺。
1968年，毛澤東在一次批示中表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挂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一段話被稱為「七二一指示」。1970年開始，許多大學按照這個指示招收「工農兵學員」。 工農兵學員由各地各界單位推選，選擇對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貧窮、政治思想激進的二、三十歲的青年，與本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質基本無關，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學以 下文化水平。工農兵大學生去各大高等教育機構的主要目的是以毛澤東思想改變教育系統，即將激進的思維強加到各大院校中。工農兵學員雖然文化水平低，但是由 於其政治立場和後台，往往可以隨意批判學術權威，他們中還有不少人編寫政治思想符合毛澤東願望的教材等供中小學使用。工農兵學員招收持續到1976年，雖然也有個別人日後做出成績，但總體上這是中國各大院校歷史上學生地位最高而學生素質最低的奇特階段。
有人認為當今中國人普遍難以建立信任關係問題，以及道德淪喪問題，甚至腐敗成風問題都是文革時期人整人，人斗人，互相出賣，互相揭發，互相批鬥的結果。因為不論是當時無法無天的紅衛兵還是被批鬥的知識分子現在已經為人父母甚至祖父母。這些經受了精神折磨的人的子女普遍繼承了他們的思想和性格。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實際上使中國的傳統道德觀念很大程度上被抹去，而傳統文化中的一些糟粕，卻在文革以後逐漸浮現。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一代甚至幾代人，實際上都在承受著文革的負面影響。
上山下鄉運動的影響
上山下鄉運動令無數中國青年接觸了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一些年輕的學生因不能適應艱苦的自然環境和繁重的勞動，因病或自然災害而身故。很多人在文革結束後返回城市，但是也有人則永遠地留在了那裡。部分知識青年在農村真正地「落戶」，有的還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的農村和城市的割裂的文化局面。
但是同年齡的老三屆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繼續接受學校教育的機會，只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後接受高等教育。知識青年下鄉，對農村開發建設有積極的作用，但是由於知識青年受的教育不多，變成了知識青年務農，對中國教育資源，人才資源是一種巨大的浪費，對農村的建設作用也不大。
對中華文化傳統的影響
毛澤東思想在文革中成為中國的主導政治理論，截止到1967年12月，已經出版《毛主席語錄》3.5億冊，這對在中國掃除文盲起到了一定作用。毛澤東熱愛法家思想，不愛儒家，因此在1966年興起了「興法批儒」運動。毛澤東的威望空前高漲，任何修正主義傾向都會受到批評和批判，全國盛行「造反有理」的口號，法律完全受到漠視。全國大量文物受砸毀，古迹被破壞，對中國，以至人類文化遺產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出身成分論在文革中十分流行。工人農民等勞動群眾成為文藝歌頌的主角，但是勞動人民除外的資本主義家，或者那些學者，都遭到了抄家，批判，他們的孩子上學都會遭到歧視，辱罵。提出了「破四舊」、「開門搞科研」、「人民代表以工農兵為主體」等眾多新觀點，提倡「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大民主。很多歷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輩遺物在「破四舊」的口號下被紅衛兵砸爛；大量的科學工作者、藝術家、文學家被迫下鄉，甚至在文革期間受迫害而死。文革後期的「批林批孔」、批孔揚秦，直接對準了中華文化自漢朝後的主流儒家文化。
名勝古迹被破壞被嚴重毀壞的古迹
曲阜孔廟
靈隱寺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圓明園遺址再次遭到破壞，建築基址和山形水系僅存輪廓。
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屬建築遭嚴重破壞，並刨挖陵墓內存物搶奪一空，最後全部夷為平地。[2]
倉頡廟多處石碑被毀，陵墓遭刨挖。[3]
山西舜帝陵被毀，墓冢掛上了大喇叭。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的聖尼古拉大教堂（又稱喇嘛廟，建設時未用一顆釘子）一夜之間被毀。
浙江紹興會稽山的大禹廟被拆毀，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爛，頭顱齊頸部截斷，放在平板車上遊街示眾。
西藏大昭寺主奉釋迦牟尼八歲等身像被搗毀面目。
曲阜孔廟遭受毀滅性的打擊，孔子墓被剷平挖掘，其內孔子遺物與骨骸示眾後焚燬，「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大碑被毀。廟碑被毀，孔廟的泥胎塑像被毀。[4] 最早進行的破壞活動由北京師範大學的200餘名師生組織，被摧毀的之前登記在冊的文物就有6618件，其中畫929幅，書籍2700餘本，石碑1000餘塊，墓葬2000餘。[46]
孔子的七十六代孫孔令貽的墳墓被掘開。
安徽和縣烏江畔項羽的霸王廟、虞姬廟和虞姬墓，香火延續兩千年至今日，「橫掃」之後，廟、墓皆被砸成一片廢墟。文革後去霸王廟的憑弔者，見到的只是半埋在土裡半露在地上的石獅子。
在橫掃一切的風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受到破壞。香燭、簽筒被打爛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毀於一旦。
頤和園佛香閣、智慧海被砸，大佛被毀。[5]
王陽明文廟和王文成公祠兩組建築（包括王陽明塑像）全被毀平。[6]
新任太原市委書記下令砸毀廟宇。隨即全市190處廟宇古迹除十幾處被保留外悉數被毀。山西省博物館館長聞訊趕到芳林寺，只撿回一包泥塑人頭。[7]
醫聖張仲景的塑像被搗毀，墓亭、石碑被砸爛，「張仲景紀念館」的展覽品也被洗劫一空。「醫聖祠」已不復存在。
河南南陽諸葛亮的「諸葛草廬」（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龍』、『漢昭烈皇帝三顧處』、『文韜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間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羅漢全部搗毀，殿宇飾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龍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遭焚。
書聖王羲之的陵墓及佔地二十畝的金庭觀幾乎全部平毀，祗剩下右軍祠前幾株千年古柏。
文成公主當年親自主持塑造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塑像（安放覺拉寺）被搗毀。
合肥人代代保護、年年祭掃的「包青天」墓，也毀於一旦（參看包拯條目）。
河南盪陰縣中學生將岳飛等人的塑像、銅像，秦檜等「五奸黨」的鐵跪像，連同歷代傳下的碑刻「橫掃」殆盡。
江南最古老經典千年建築物杭州西湖靈隱寺，周恩來總理派遣一連隊士兵堆壘包、架機槍駐守防範紅衛兵破壞，仍不免有部份寺內石雕遭紅衛兵翻牆入寺敲毀。
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廟，連岳飛的墳也刨了個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揚灰。
阿拉騰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園被砸。
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馬被炸藥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凈。
明神宗萬曆皇帝及后妃遺骸自北京定陵里掘出，著龍袍骷髏弔掛於樹上曝屍，然後和皇后骨骸一同焚毀。
明思宗崇禎皇帝自縊的景山槐樹被鋸斷；現存為後再植新株。
海南島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墳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遺骨被挖出遊街示眾。
湖北江陵名相張居正的墓被紅衛兵砸毀、焚骨。
北京城內的袁崇煥墳被夷成平地。
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騰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掃了個一干二凈，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為榮的何騰蛟墓被挖。
吳承恩的故居在江蘇淮安縣河下鎮打銅巷。他的故居不大，三進院落，南為客廳，中為書齋，北為臥室。幾百年來曾有無數景仰者來此憑弔此故居和墓地。文革時《西遊記》成「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里的「封」，吳氏故居也「被毀為一片廢墟」。
紅衛兵掘開《聊齋志異》作者蒲松齡的墳，屍體被搗毀；墓里除手中一管旱煙筒、頭下一迭書外，衹有四枚私章。他們對蒲氏私章不屑一顧，棄之於野。
建於1959年的吳敬梓紀念館在文革中被剷平。
山東冠縣中學紅衛兵在老師帶領下，砸開千古義丐武訓的墓，掘出其遺骨，抬去遊街，當眾批判後焚燒成灰。
張之洞墳刨開。張是個清官，墓里沒一點珍寶，紅衛兵將張氏夫婦尚未腐爛的屍體吊在樹上。後人不敢收屍，任屍體吊在樹上月余，至被狗吃掉。
北京郊區的恩濟庄埋有同治、光緒兩朝的宮廷大總管李蓮英的墓，鑿開的墓穴里，衹有頭骨，不見屍骸，衣袍內滿是珠寶，後不知所終。
河南安陽縣明趙簡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毀。
黑龍江黑河縣有座「將軍墳」，因為屬於「帝王將相」，也遭到嚴重的破壞。
宋代詩人林和靖（967年或968年－1028年）的墓也在被毀之列。
清末章太炎、徐錫麟、秋瑾，乃至「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中的楊乃武的墓，都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聲中作犧牲。
一位年輕的中學老師領著一幫初中生以「讓保皇派頭子出來示眾」為由，刨開康有為墓，將其遺骨拴上繩子拖著遊街示眾。革命小將們一邊拖著骨頭遊街一邊還鞭撻那骨頭，好像相信康氏靈魂附著在骨頭上似的。遊街後康氏的頭顱被貼上了標籤，上寫道：「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康有為的狗頭」，送進「青島市造反有理展覽會」。
浙江奉化縣溪口鎮蔣氏舊居，中華民國前總統蔣中正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學生領導的寧波中學生掘幵，其遺骸和墓碑都被丟進了樹林。
南漳縣為抗日名將張自忠建造的張公祠、張氏衣冠冢和三個紀念亭均被破壞。
發動西安事變的楊虎城將軍，使國民黨政府停止剿共政策，使中共能於大後方擴展勢力，有大功於中共，雖被國民黨處決，仍是紅衛兵眼中的「國民黨反動派」，墓及墓碑都砸毀。
新疆吐魯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畫，曾被貪焚的中國商人盜割賣予西方俄、英、德等商人，賣到海外。但那運到國外的壁畫畢竟被博物館珍藏，並未毀掉。而中國人自己乾的『破四舊』卻重在一個『破』字：將剩下的壁畫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乾脆將壁畫用黃泥水塗抹得一塌糊塗，存心讓那些壁畫成為廢物。
山西運城博物館原是關帝廟。因運城是關羽的出生地，歷代修葺保養得特別完好。門前那對高達六米的石獅子可能是全國最大的。文革後獅子被砸得肢體斷裂，面目全非；母獅身上的五衹幼獅都砸成了碎石塊。
安徽霍邱縣文廟，雕樑畫棟、飛檐翹角，龍、虎、獅、象、鰲等粉彩浮雕皆為精美的工藝美術品。『房飾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統被砸毀。』文革後省、縣撥款數萬修葺，『尚未完全復原。』山東萊陽文廟，『大成殿雕樑畫棟、飛檐斗拱，氣勢雄偉…文革期間大成殿被拆除。』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的吉林市文廟，『破四舊』中嚴重受損，荒廢多年，文革後歷時五年方修復。
唐代高僧襃禪結蘆安徽含山縣華山，死後弟子易其名為襃禪山。宋王安石遊覽此山，作〈游襃禅山记〉後，褒禪山遂名揚四海。因是『四舊』，褒禪山大小二塔被炸毀。
全國最大的道教聖地老子講經台及周圍近百座道館被毀。
宋代大文豪歐陽脩的〈醉翁庭记〉經另一宋代大家蘇軾手書，刻石立碑於安徽滁縣（今滁州市）琅琊山腳當初歐陽脩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將不僅將碑砸倒，還認真地將碑上的蘇氏字跡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內珍藏的歷代名家字畫更被搜劫一空，從此無人知其下落。
貴州省鎮遠縣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青龍洞內所有佛、道、儒三家供奉之像被砸壞，現僅余空房。[8]
廣西桂林西山唐代石刻、疊彩山等處摩崖石刻佛像頭部均被砸毀。
珠海陳芳梅溪牌坊群，原有三座，現僅存二座，右邊一座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用耕牛和拖拉機拉倒，已無法考證受賜人，據說紅衛兵要拉倒另外兩座牌坊時，梅溪村民都坐在牌坊下，紅衛兵才罷手。
藏傳佛教象徵的寺院等建築如拉薩的大昭寺等成為破壞的對象，大昭寺屋頂的象徵金色的祥麟法輪也曾被拆除並丟在地上。大昭寺裡面泥塑的佛像更是一個不留全部打掉，僅余被藏人視為全藏最神聖的佛像覺仁波切，其頭上用純金打造的頭冠被酥油燈燻的烏漆抹黑沒被看出來，而得以保留至今。當時紅衛兵們還把大昭寺的一樓拿來養豬。
達賴喇嘛的夏居羅布林卡（意為寶貝園林）也受到了破壞，一段時間還被紅衛兵們換上「人民公園」的牌子。
少數逃過一劫的名勝古迹
少數逃過一劫的名勝古迹——布達拉宮
少數逃過一劫的名勝古迹——紫禁城
如西藏的布達拉宮和位於北京的紫禁城(現在為故宮博物院)
(布達拉宮的居委會本來是要去破四舊的，當時的國家總理周恩來以這是國家財產的名義命令軍隊看守，布達拉宮這才逃過一劫，而紫禁城則在文革期間受總理周恩來的默許下緊閉大門讓紅衛兵無法進入而逃過此劫。)
另外位於南京的中山陵也同樣在周恩來的保護下逃過此劫，不過仍有小地方被稍微破壞。
文物古董被破壞
北京名學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燒光。文革後，梁漱溟回憶抄家時紅衛兵的舉動時說：「他們撲字畫、砸石玩，還一面撕一面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藝兒』。最後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統堆到院里付諸一炬…紅衛兵自搬自燒，還圍著火堆呼口號…」
南京著名的書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畫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毀之一炬，他被趕回安徽老家。當時在上海居住的畫家林風眠家被抄家、畫被焚燒，又在風聲鶴唳中自己將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進馬桶、沈入糞池。
中央文史館副館長、84歲的杭州名學者馬一浮的家被搜羅一空。抄家者席捲而去之前，他懇求道：「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誰知得到的卻是一記耳光。他悲憤交集，不久即死去。
名滿天下的84歲上海書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擔心「反動書畫」累及家人，老淚縱橫地將畢生積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書法家的真跡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腳盆里泡成紙漿，再捏成紙團，放進菜籃，讓兒子在夜深入靜時拿出家門，倒進蘇州河。
作家沈從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里的圖書資料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沒有甚麼不服，」沈從文回答，「要燒就燒。」於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燒了。
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軾的竹子、文徵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如今祗落得「四舊」二字，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
遙遠的新疆首府烏魯木齊新華書店存書，通通被燒成灰。
湖南江永縣「女書」為僅有婦女懂得的一種文字。雖流傳近千年，因不入男子的社會，流傳並不廣，許多用女書寫成的詩歌被婦女珍藏，代代相藏，從未與世人見面。江永縣地雖偏僻，「破四舊」卻逃不脫，許多本應成為社會學、文字學乃至民族學研究資料的女書手稿被焚毀。
江浙一帶人文薈萃，明清兩代五百年，著名書畫家大部分出在那裡，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別多。僅寧波地區被打成紙漿的明清版的線裝古書就有八十噸，皆因燒書污染空氣，送到造紙廠打成紙漿才是好辦法。
紅學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澤東批判後，便是欽定「資產階級反動學者」。抄家者用骯髒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幾世積存的藏書，一把火燒了俞氏收藏的有關《紅樓夢》研究資料。
當時，中國特有的刻瓷藝術家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來曾規定朱的作品是國寶，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紅衛兵將他的作品摔個稀爛。不久朱凄慘地死去，國寶亦不復現。
蘇州桃花塢木刻年畫社的畫家凌虛，五十年代曾手繪一幅長達五十尺的《魚樂畫冊》，由中國政府取去作為國寶贈送印尼總統蘇加諾。他花了數十年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張古版畫，當時亦被燒個一干二凈。
中國畫院副院長陳半丁年逾九十，批鬥之餘，作品被焚毀。
上海畫家劉海粟珍藏的書畫被抄後，堆在當街焚燒。幸虧一位過路人以「工人」的名義鎮住革命小將，打電話給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燒了五個多小時，焚毀的字畫、器皿不計其數。
陝西畫家石魯被拉到西安鐘樓外，當街吊起來，在人群的圍觀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畫」被一幅幅拿出，批鬥一幅即撕毀一幅或在畫面上用紅筆打個叉。
因江青點名咒罵了名畫家齊白石。北京的紅衛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畫屋」。又逼著齊的兒子齊良遲刨平齊白石自書的匾上的字跡。
上海畫院七十五歲的畫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畫被搜羅一空，七十餘方齊白石為他的刻的印章一個沒剩。
一九五二年，國畫大師張大千的前妻楊宛君將張於甘肅敦煌石窟現場臨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畫全部獻給了國家，自己僅保留十四幅張為她作的畫。如今抄家者光顧楊宅，那十四幅畫被搜走，從此全都沒有了下落。
著名的木刻家劉峴（中央美術館館長）被勒令交出全部「四舊」後，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爐旁，然後，點著火爐，一塊一塊地投進火爐，全部燒光。
四川省德陽市一座宏偉的古代鐘鼓樓1971年被拆除。
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影響
文化大革命也在世界其他地區產生了影響。
日本文化界發表「反對文化大革命」宣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曾經居住於中國東北十數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安部公房、三島由紀夫等數百位作家、藝術家聯名發動抗議，盼望中國當局能保護中國歷代文物免遭破壞；受鼓動學生高舉毛主席語錄向防暴警察扔自製的燃燒彈；
英屬香港在文革期間爆發多次由共產黨領導的激進左派工人罷工運動，之後演化成六七武裝暴動；
法國在1968年發生全國性罷工動亂，工人、學生高舉《毛主席語錄》遊行；
美國學生佩帶紅袖章示威；
澳洲大學漢語系的學生自製紅衛兵袖章賣錢，生意興隆。「造反有理」這句口號被全世界所有對現狀不滿的人使用；
中華民國政府於1966年11月以復興文化之名義開展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抵制文化大革命，並組成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總統蔣中正則多次發表譴責說話，甚至已經指示中華民國國防部令五十萬國軍備戰，戰鬥機天天升空演習，準備反攻大陸，據說蔣也以前黃埔軍校校長身份與學生林彪保持信函連絡；後因美國拒絕提供台灣作戰戰略物資補給，趁大陸「文革」來「反攻大陸」作戰之舉方停。
文革中對科技經濟的影響成就
文革期間，中國亦取得了一系列科學，技術和基礎建設的成就：飛彈核武器試驗成功，「紅旗」高級轎車，人工合成結晶胰島素，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成昆鐵路建成通車，第一台電晶體大型數字計算機，第一台自動化立體攝影機，第一台離子注入機，第一艘核潛艇，第一台集成電路數控機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第一顆科學實驗人造地球衛星，第一台百萬次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第一台天文測時、測緯光電等高儀，大港油田，勝利油田，大慶油田，劉家峽水電站，葛洲壩的建成，雜交水稻，大型通用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
從「文革」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經濟統計數字上看，「文革」時期的經濟取得了發展。工農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7.1%，社會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6.8%，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為4.9%。具體到各年，動亂最嚴重的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餘各年均為正增長。關於階段發展指標，1976年與1966年相比，工農業總產值增長 79%，社會總產值增長77.4%，國民收入總額增長53%，關於生產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產品產量相比，鋼增長 33.5%，原煤增長91.7%，原油增長499%，發電量增長146%，農用氮、磷、鉀化肥增長117.7%，塑料增長148.2%，棉布增長 20.9%，糧食增長33.8%，油料增長61.6%。[47]
外交方面，從70年代初期起，由於中國與蘇聯疏遠轉而表現出與西方世界修好的態度，出現了日本、西德等大批國家與中國建交的高潮。到1976年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國家由1965年底的49個增加到111個，經濟貿易和文化交往日益擴大，並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中國席位。
鄧小平曾經說過，＂儘管「文革」是一場內亂，但我們黨的組織還在，軍隊還在，我們的事業在一定程度上還有發展。＂胡繩曾主張："要把「文革」和「文革」的十年分開看，「文革」本身的錯誤和「文革」這段歷史中發生的事情不能劃等號，不能簡單地肯定或否定。"按照《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是由於全黨和廣大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知識青年和幹部的共同鬥爭，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中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
反駁
有參與核武器研發的科研人員透露，核武器的科研工作絕大部分事實上在文革發生前就已經完成，並非是文革期間的成就。
評價負面評價
當前主流媒體大部分對於文革的評價都是負面的。
對於文化大革命，現在中國官方自從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後，始終採取否定的態度。其長期正式的說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被反動集團（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並指出毛澤東應為「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負主要責任。文革爆發原因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毛澤東對國內的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對當時的階級鬥爭形勢作出了極端的估計；另一方面，由於毛澤東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功績，使他的聲望達到高峰，成為人民心目中的「偉大領袖」，在這一背景下，毛澤東逐漸脫離實際而個人專斷，凌駕於中央之上，使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受到嚴重破壞。
多數中國人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經濟文化停滯甚至倒退，所有的中國人都不同程度的承受了這場不幸。由於文革是由毛澤東策劃、發起和基本控制的，毛澤東應為這場災難承擔最主要的責任。還有一些人認為，文革本質上是毛澤東等人依靠支持群眾奪回喪失的權力而發起的政治運動，毛澤東正是包括江青在內的文革中堅的後台人物，他在文革爆發初期不斷對當時的黨中央施加壓力，引致文化大革命一發不可收拾。
文革對中國的經濟破壞是災難性的。毛澤東曾經的戰友林彪的心腹就曾經私下說「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邊緣」。
在外交方面，中國政府因文革的進行與外國關係陷於緊張（如火燒英國代辦處），中國駐外人員在外國宣揚文革並輸出革命，還有與蘇聯的諸多緊張衝突，讓當時的中國成為世界上問題最多和最不受歡迎的國家，與很多國家的外交關係更降到冰點。
在文革時期，文化教育被輕視、不用考試是當時教育的特點。學生生活是無休止的政治學習（學習對象有《毛澤東語錄》、最新指示、《毛選》）和停課鬧革命、街頭運動（這種運動很適合精力過剩的年輕人）等內容，教育質量極低。高校招生人數減少10萬人。
在文革大量文物遭到破壞。中華文化很多傳統的儀式和習俗信仰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徹底在中國消失，變成只有日本和南韓或是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以及受外國殖民時期的香港澳門有完整的保留下來。
此外文化大革命後軍隊長期戰力受到嚴重損毀，造成軍隊「紅而不專」和訓練不足與溝通不良的結果，使後期的中越戰爭所造成嚴重的死傷就是一例。
在文革結束後不久，中國便出現了以《班主任》、《傷痕》等為代表的「傷痕文學」的流行，代表了當時社會上對於文革暴露批判的潮流。著名作家巴金在從1978年開始撰寫的《隨想錄》中，對於文革也進行了反思。並且在此後不斷地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倡議。在2005年春節，廣東省澄海市塔山風景區上、民間組織的 文革紀念館 正式開放，但直至4月17日，經《汕頭都市報》報導後才 引起注意。
在台灣，多數台灣人（不論藍綠統獨）對於文化大革命抱著極為負面的觀感。文革、紅衛兵在台灣是帶有負面意思的用語，因為文革被台灣藍綠雙方視為中國共產黨最惡毒的統治罪行，而且是中國二十世紀的最大災難之一。
蔣介石：「權力鬥爭是真，其餘都是假的。」在日記中還寫道：「政治生活全系權謀，至於道義則不可復問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