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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世界大戰，不僅徹底擊碎西方世界的基督教信仰，而且擊碎了後來興起的民族主義信仰。無論基督教，還是民族主義都是一種超越個人物質欲望之上的、神聖的價值觀。兩次世界大戰的悲慘場面讓普通的西方人意識到原來認為具備無上神聖的信仰原來只能給人間帶來巨大的痛苦，將這些價值觀的神聖性被無情地擊碎，這導致西方世界出現價值信仰真空。大家都開始現實起來，只注重追求眼前的物質享受。同時，二戰的巨大破壞也給未來的西方市場創造了巨大需求，這刺激了西方經濟徹底擺脫“大蕭條”，而進入一個歷史空前繁榮的的“黃金時代”（1950年代－1970年代）。此外，促進西方經濟繁榮的因素還包括“羅斯福新政”之類的政治改革的影響，它通過改革收入分配機制，提高了普通工人的社會保障水準，降低了西方收入分配差距。

一方面大家主觀上都想厭倦了“傳統信仰”，只想賺錢享受；另一方面客觀上經濟在高速發展，大家也的確能夠賺到錢。西方社會的這種變化，為經濟學信仰的建立提供肥沃的土壤，已經“科學化”後的經濟學的在西方世界的地位開始逐漸上升，以致到1968年瑞典銀行決定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最後取代基督教，成為西方的新宗教。

經濟學在西方的真正神聖化是1980年代之後。到1970年代，西方世界由於長期實行保護弱勢群體的“羅斯福新政”式的“左傾”政策，如大幅提高老公的社會保障水準，大規模國有化等等，整個經濟體的效率開始下降，成本上升，“黃金時代”終結，經濟開始停滯不前，而且出現了嚴重的通脹，被稱為“滯脹”。全社會對“滯脹”這一經濟問題的關注，不引發經濟學出現再次的空前繁榮，而且導致自由主義的再次回歸，“羅斯福新政”思維被徹底拋棄，凱因斯主義則被嚴重打壓。由於西方社會已經徹底“物質世俗化”，經濟效率也就是成為評判一切政策和理論的最高標準。在這一標準下，經濟改革的“去國家化”，經濟學的自由主義化都被賦予的沖高的價值。以致最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成為新時代的“聖經”，經濟自由化則是新時代的“聖戰”。

蘇聯解體後，經濟學聖經便迅速向原共產主義世界傳播，經濟自由化的聖戰也迅速這些地區擴散。進入二十一世紀，經濟學教已成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全球化宗教。凡是不信這個教的，都可以被堂而皇之地被斥為“邪惡軸心”，美國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對其發動戰爭。但是，經濟學實質上是一門短視、膚淺、狹隘的學問，在中國語境下，它只能稱之為“術”，遠遠達不到“道”的高度，是不可登大雅之堂的。經濟學的短視、膚淺、狹隘體現在四個方面：缺乏真正的宏觀性，沒有全球視野；放縱物欲；假定資源無限；假定自然環境對人類的行為具有無限的容忍度。在新的社會環境下，這些缺陷導致經濟學思維的負面作用愈發明顯，甚至開始危機人類的基本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