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季是2009年下半年確認感染的。這一年，在高校相對集中的杭州市西湖區，當地疾控中心從自願參加艾滋病病毒檢測的195名「同志」中檢出11名感染者，其中10名是大學生。而杭州市全年共檢出大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0人，均為「同志」。
如今，艾滋病已經開始威脅大學校園，「同志」群體首當其衝。根據2009年11月底衛生部公佈的數據，近三年，全國報告職業為學生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數呈逐年上升趨勢。這些學生病例中，同性傳播所佔比例從8％上升為36.9％，排第一位。
「定時炸彈就在身邊，但日子還得過。」在杭州高校「同志」社區中頗有名氣的志願者、浙江大學博士生「同志哥」說。
不幸的感染者
大二時，和一個男生鬧過彆扭之後，劉季覺得「心裡很難過」。他因此懷疑自己的性取向。上網一對照，他確認自己是「同志」，「我確實只喜歡男生」。
通過杭州一家「同志」網站，劉季認識了第一個男友。聊了很久，兩人見面了，劉季想見識一下男人怎麼跟男人做愛的。由於對方表示之前只有一個男友，身體比較健康，他們沒有採取安全措施，「現在看來好可笑」。事後，劉季怕得要死，趕快跑去檢測，結果還好，陰性。
漸漸地，他們減少了來往。這也是至今為止與劉季保持關係最長的一個，其他的都是「419」（for one night），即一夜情。
劉季在一夜情時堅持使用安全套，直到碰見一位帥哥。他選擇了不戴套，總共兩次。這位帥哥現在已不知去向，劉季甚至不知道他叫什麼。「要說危險的話，就是這個人了。」
2009年8月下旬，劉季去疾控中心做檢測，初篩結果是艾滋病病毒陽性。接下來，再次抽血檢測，確診。
劉季先是告訴叔叔，叔叔告訴嬸嬸，最後父母和妹妹知道了。「我父母知道後一年都沒有幹活，媽媽就在那裡哭。」不過，父母仍不知道劉季是「同志」，以為他是找「小姐」後傳染的。
他現在特別憎恨那些明明知道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卻還拚命找「同志」，尤其是年輕「同志」的人。
重慶的唐糖（化名），則直到大學畢業後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大學時代的唐糖有些靦腆，交過幾個男友，但始終覺得艾滋病離自己很遠。大三時，他參與過自願獻血，並未查出異常。2006年夏天大學畢業後，他作為西部志願者在一所鄉村學校教書。
幾個月後，唐糖去大連見男友，聊起此前一次高燒難退的經歷，從韓國回來的男友警惕地帶他去醫院做艾滋病病毒檢測。
「得知檢測確認結果的時候，彷彿遭了晴天霹靂，心裡除了害怕，便沒有別的感覺。」唐糖回憶道。
在某種程度上，大學生「同志」社區是整個中國「同志」社區的一個縮影。根據衛生部統計，中國新發現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男男性行為傳播導致的比例從
2007年的12.2％猛增至2009年的32.5％。多年從事同性戀和艾滋病防控研究的青島大學醫學院教授張北川說，這個比例今後上升到40％甚至
50％都是有可能的，「傳播了那麼多年，政府工作才做幾年？」
當然，張北川指出，上述比例的增加與艾滋病防控項目動員更多「同志」參加檢測有關。
「同志哥」說，所有的性行為中，插入式肛交最容易感染。女性性工作者是為了金錢，更傾向於採取安全措施；有些「同志」是為了快感，反倒不喜歡用安全套。
杭州市疾控中心最近對175名「同志」網民進行了一次網絡調查。結果顯示，調查對象首次發生男男性行為的平均年齡為20歲，八成以上在半年內有過肛交行為，而最近六個月肛交行為中有三成以上的人從未使用安全套。每次性行為都使用安全套的只佔兩成。
張北川認為，大學生更注重感情，更願意在感情基礎上發生性關係，因此大學生「同志」的感染率應當低於大城市這個群體感染率的總體水平。
但由於缺乏調查數據，全國到底有多少大學生「同志」像劉季和唐糖一樣不幸感染上艾滋病病毒，這仍然是一個謎。
嚴重缺課
陳非（化名）是一名25歲的「同志」，在北京某高校讀研究生。從大四時發生男男性行為開始，他有過七個性伴侶，其中三個為一夜情。
這三次一夜情中，只有一名30歲的上海男子主動提出使用安全套，其他兩位均沒有採取任何安全措施。陳非自己對「同志」安全套也沒有好感，認為會降低性快感。
儘管深知「同志」群體的艾滋病病毒高感染率，陳非和很多「同志」一樣「存在僥倖心理」。在第一次性行為之前，他並沒有細緻瞭解過如何才是安全的性行為，「沒有人告訴我們應該怎麼做才安全」。
一次無套性行為之後，陳非出現持續高燒，這讓他非常憂慮，趕緊去做了檢測。他向本刊記者出示了化驗單，結果是陰性。由於艾滋病病毒感染存在三個月窗口期，他仍不放心，打算之後再去做一次檢測。
張北川說，在學生的青春期到來之前就應該進行科學的性教育，「嚴重的缺課，導致大學生不斷被感染」。
廣州「朋友公益」的豆豆（化名）也說，當前中國年輕人性觀念日益開放，而性教育缺乏導致的無知，會增加包括大學生在內的年輕人感染艾滋病的風險。
和異性戀者一樣，不少「同志」也期待長久的愛情，而現實往往擊碎他們的夢想。下學期就要讀大四的暖陽（化名）說，他第一次戀愛是網戀，對方沒有勇氣見面，後來給他介紹了一個軍人。兩個人山盟海誓。但軍人退伍後選擇了放棄，不知所蹤。
暖陽有點羨慕異性戀：「異性有婚姻約束，換偶率相對要低。至少怕把對方肚子搞大了，還會採取措施。」
實際上，2001年修訂的《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已經不再將同性戀籠統地劃為「病態」。「同志哥」說，這對同性戀人群的去污名化
是一個里程碑式事件。他希望，社會能夠接納「同志」，讓他們勇敢地走出來，而「同志」也要接受社會主流倫理規範，「不要讓外界感覺『同志』就是始亂終
棄」。
近段時間，大學生群體以及大學生「同志」群體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情況引起各方關注，有些人因此給他們貼上了艾滋病高危人群的標籤。但豆豆說，只要有不安全行為，任何人都可能感染艾滋病，與性別、身份沒有絕對關係，「這種標籤化更容易對社會大眾形成誤導」。
一旦感染艾滋病病毒，大學生「同志」可能面臨更多的歧視和誤解。
結束鄉村學校教學的志願者生活後，唐糖需要一份工作。儘管他可以在層層筆試、面試中脫穎而出，遇到含有艾滋病病毒檢測的入職體檢時，卻只能選擇退讓。
最終，在一家入職體檢中沒有艾滋病病毒檢測項目的單位，唐糖找到了一份工作。這裡沒有人知道他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儘管薪水並不豐厚。
暖陽發牢騷說，疾控部門一些人士只想著拉「同志」來檢測，卻不做權益保護，「受壓迫者不會有責任感，不管對自己還是他人。」
浙江愛心工作組組長王龍則認為，官方對包括大學生在內的「同志」群體重視程度遠遠不夠，疾控部門的工作重點仍然放在女性性工作者。
2010年，浙江省的社會組織參與艾滋病防治全球基金項目招標中，最初有25萬元針對女性性工作者，近3.5萬元針對吸毒人群，只有不到1.7萬元針對「同志」。經過一番爭論之後，女性性工作者的項目費用減去5萬元，增加給「同志」項目。
校園內外的努力
當年，唐糖從大連回到重慶後，參加了當地的一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關愛小組。在小組成員的幫助下，他逐漸走出陰影。
2008年的一次社區培訓班上，唐糖結識了瑪麗斯特普國際組織中國代表處的夏菁，受邀參與該組織的「積極對話」項目，在高校和社區開展艾滋病教育和反歧視宣傳。
從2009年開始，唐糖還以志願者身份出現，參與重慶疾控部門的校園防艾活動。
唐糖現在的身體狀況很好，但他希望為今後治病多攢些錢。他表示：「要把自己健康陽光的形象散播給更多的朋友，作為一個已經走出來的人，去幫助別人走出來，會感到很開心。」
「同志哥」所在的杭州青春工作組，以及浙江愛心工作組，也都與當地疾控部門合作，正在高校開展針對包括男男性行為人群在內的干預活動，以及協助動員參加艾滋病病毒的自願檢測等。
近年來，與逐漸攀升的大學生「同志」艾滋病感染人數相呼應的是，一批由大學生創建、在大學裡開展活動的草根組織陸續成立。
廣州的「朋友公益」就有著不錯的口碑。2006年，還在廣州某高校讀大一的豆豆與身邊的朋友共同發起了這個校際組織，其志願者都是來自高校的學生（包括「同志」和非「同志」），還有兩名大學生艾滋病病毒攜帶者。
除了面向師生開展艾滋病教育、性教育和反歧視教育，朋友公益還在2007年成立「同城社區」
致力於高校學生同性戀生活空間拓展和全面生活質量改善的服務團體。豆豆說：「如果說『同志』生活質量高低就像一個水桶內的水，艾滋病只是『同志』群體所面
臨眾多問題中的一塊短板。學生『同志』和所有年輕人一樣都要經歷就業、心智成長、情感與戀愛關係、人生規劃等複雜問題，光靠解決艾滋病這一塊短板是遠遠不
夠的。」
廣州某大學的一位「同志」是豆豆的朋友。讀大學時，無論豆豆和志願者們如何鼓勵，他都排斥艾滋病病毒檢測。到了2010年3月，已在深圳工作的他主動
聯繫社區志願者，希望幫助聯繫檢測服務，因為他遇到了一位真正喜歡的男友，希望為長遠的情感關係負責，便打算在同居之前去做檢測。
朋友公益也遇到過不少困難。2009年12月1日，他們想在廣州某校的車站發放艾滋病宣傳材料，大量精力用於與校方的溝通，該校保衛處一位工作人員甚至說，大學生平時好好讀書，最多在校內發發傳單，「何必大費周章搞宣傳，對大家都麻煩」。
同一期間，中國人民大學青年志願者協會的「青春健康之旅」也在校園內合作舉辦過兩次同性戀主題講座。一名志願者說：「學校不希望我們活動弄大了，讓外界覺得人大有很多同性戀。」
在豆豆看來，教育機構對於性議題的敏感，是高校性教育無法落實和學生健康權益未能保障的一個重要因素，「決策者的認識還有待提高」。
所幸，豆豆所在的學校，以及當地疾控部門還比較支持。2010年夏天，他大學畢業，留在朋友公益做全職社工。用張北川的話來說，「火炬傳遞下去了」。
張北川願意用「同性愛」來替代「同性戀」的稱謂。他說，大學生同性愛這個群體應當得到保護，校方和社會各界都應該給予更多正面支持和扶助，「保護大學生同性愛這個群體，不僅是保護大學生，不僅是保護同性愛，實際上是保護全社會」。
7月16日，重慶一位女大學生對張北川進行訪談時，帶來了學校裡一位「同志」的問題，「如果我們得了艾滋病，到哪兒求助？」女大學生說，這是那位同學認真思考後想出的問題。
「我想，我們的工作真是與大學生們的需求相差很遠。」張北川對本刊記者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