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服貿運動推動了《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立法，希望透過監督機制來防杜貿易開放的危害；這項法案因具高度政治性，難免硝煙充斥。事實上，要防杜服貿的危害，比「監督」更積極的作法，是對於受衝擊的產業和勞動者提出合理的補償或輔導，政府亦必須提出有效的薪資對策，掀開薪資凍漲的鍋蓋。

根據經濟部的「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案」，從民國九十九年到一○八年的十年間，共編列了九八二億元的經費，分階段對可能受影響產業提供「振興輔導」、「體質調整」與「損害救濟」等。過去四年，這近千億經費已執行了一三四億，主要用在支援產業的「振興」與「輔導」；根據經濟部的說法，目前「尚未有受衝擊產業與受損產業」，因此尚未提供任何「補償」或「救濟」。

對於經濟部的說法，我們表示存疑。所謂「尚未有受衝擊產業與受損產業」，究竟是台灣產業的體質太強、無畏衝擊？或者是政府的開放措施太過溫和，因而未對任何產業造成影響？或者是政府的輔導政策太過隱密，以致受害者根本不知道有此制度的存在，或者在投訴時遭到刁難否決？這點，恐怕有待相關部門進一步釐清，並進一步透明化。

無論如何，社會大眾對這項制度確實所知有限；再者，由於中國大陸對台灣的經貿協定仍以「讓利」為基調，產業受損情況原本就不可能太大。長遠看，這類「產業調整支援方案」確屬必要，但其社會效用尚屬有限，政府的因應戰略若思及一般受薪者，將更有助益。我們認為，對失利者或受害者的補償必須是普遍性的，且不止針對個別產業，因為開放對受薪階級的衝擊更為深遠而全面。較易讓大眾「有感的」政策，應是協助受薪者因應全球化，除了培訓之外，還包括改善薪資與勞動條件等。

近年來，馬政府在這方面少有值得稱述作為。例如，○八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政府提供了就業薪資補助；但在危機趨緩補助結束後，竟是以青年的起薪掉到廿二Ｋ為代價。又如勞委會追討關廠工人「貸款」案，經多年抗爭，法院判決政府應予負擔；設若政府能儘早主動聲明承擔，社會觀感必截然不同。包括兩年前行政院拒絕依據審議會建議調漲基本薪資，也是同樣的觀瞻。相形之下，美國民主黨已決定今秋的期中選舉要以提高薪資為號召，顯示他們了解受薪大眾的痛苦需要安撫。

青年學生反服貿主因是對經濟前途感到不安，包括對兩岸關係發展的焦慮，和對全球化與自由貿易協定的疑慮。確實，近廿年來全球化速度加快，加大了國與國之間和人與人之間的所得差距，有人從全球化得利，有人則受害。近年台灣實質薪資的成長趨緩甚至停滯，所得分配惡化，社會悲觀氣氛日增，反服貿運動顯然也召喚了這些憂慮。這些，原本就是台灣必須面對的社會議題：在決定開放範圍與速度時，也應同步協助可能的失利者。

事實上，所有國家都面對了這個議題，既要考量經濟的開放，又要顧及相關社會政策的配套是否完備。各國都越來越意識到：若不照顧經貿開放的失利者，必然招致他們對全球化的反彈，甚至帶來社會的分裂並損及民主政治的運作。民主國家若不處理此一問題，社會的反彈可能導致政治轉向民粹式的「保護主義」；而如果美國哪天走向保護主義，這波全球化就會嘎然而止，重蹈百年前第一波全球化的覆轍。當年的第一波全球化，正是因為社會反彈而中止，結果引發了全球經濟大恐慌。

近年各國為了因應全球化變局，大多增加了社會支出；經濟開放度越高的經濟體，其政府支出占ＧＤＰ的比率也越高。但台灣卻是個反例，如今政府稅收占ＧＤＰ的比率已降至十二％，幾乎是全世界最低的水準。若能藉由服貿爭議所帶來的社會壓力，通過相關立法，規定因這次開放得利的企業繳交某種形式的稅金，作為補償失利者的基金，既可改善大眾認為政府過度偏向資方的觀感，也能稍有助於勞資雙方利益的平衡。

簡言之，儘管全球化時代政府對資方約束力日減，但受薪者的反彈可作為改善勞資平衡的力量。如此，將有助於社會對全球化的因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