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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宋周密所言：“世間凡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為甚。”所謂書厄，亦即書之厄運，簡言之就是書籍的災難，是指圖書遭受的毀滅性的破壞的現象，歷代中國社會書籍因不斷遭受自然災害或人為損害而散佚毀失的社會現象。對於書籍散佚毀失的聚散事實，漢代已有人注意及之；但直到隋代，當時負責典掌國家秘笈的秘書監牛弘才對其作了系統的歷史總結。牛氏把這種現象概括為“書厄”，並進而提出了著名的“五厄論”。“五厄”分別為：始皇焚書，赤眉入關，董卓移都，石冰之亂，魏師入郢。而明代胡應麟續上“五厄”：隋末江都大亂，唐時安史之亂，唐末黃巢入襲，北宋靖康之亂，南宋末元兵攻陷臨安。與前“五厄”並稱為“十厄”。當中書厄的名稱源於事件，雖不同學者對其命名有別，但所指實大同小異。
圖書大厄始於始皇焚書。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分天下為36郡，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吏進行治理。但是，秦朝野上下，還有一些儒生，極力主張復辟殷、周時期的分封制。他們借《詩》、《書》、百家語為論據，建議廢郡縣，分封皇子功臣為諸侯。丞相李斯抓住儒生“是古非今”這一點大做文章，肆意把這場政治上的論戰擴大為一場思想獨裁運動。他指斥儒生們是各尊私學，誹謗朝政的不法之徒。並且給他們扣上了“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亂黔首”的大帽子，奏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全部送交地方官雜燒之；有敢聚談《詩》、《書》者，斬首示眾；以古非今者，滅族；令下三十日不燒，罰修長城四年。秦始皇採納了李斯的建議。這就是古代圖書的第一次大厄運。
雖然說，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如果沒有秦始皇的焚書禁書，就很難實現文字及度量衡的統一，實現“車同軌，書同文”；而秦始皇所焚，也只限“非博士官所職”的私人藏書，他對先秦的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文獻也大力加以保護, 以致劉邦攻克咸陽後能得到大量的文獻典籍, 並使之成為漢王朝的立國之本；還有秦政府的藏書是在項羽入關，火燒阿房宮時絕滅。但是，這並不能減輕秦始皇的過衍。
儒生的政治主張無疑是復古倒退，不合時宜。但他們的根本出發點，還是為秦王朝的長治久安。然而，為了壟斷文化以及推行愚民政策，秦始皇就下令焚書，割裂了古代學術、文化發展的淵源，對古代圖書、文獻的保存，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失。由於先秦時期的圖籍“掃地皆盡”，使“百家之傳，至秦而絕”。後人治先秦史，往往因文獻無征而難於入手。儒家六經遭火後，《樂經》從此絕滅，一些偽書趁隙而出，給學術研究造成了極大的混亂。秦火一炬，不僅把自戰國以來形成的百家爭鳴、自由民主的學術空氣掃蕩一空，而且把自夏至秦兩千年文化、思想的結晶焚毀殆盡。
《漢書·藝文志·序》載：“漢興，改秦之制，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之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到西元前26年，這百年以來國家徵集來的圖書已“積如丘山”。遺憾的是，西元8年，王莽篡漢自立，建立新朝，很快觸發了漢末農民大起義。西元24年，赤眉軍與更始軍在長安互攻。最終更始帝劉玄被殺，漢宮室被焚，致使漢朝歷代廣泛徵集整理的典籍，西漢上百年的辛苦經營大部焚毀。正所謂“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後漢書》）。此為書厄之二。
《後漢書》上說：“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漏遺。” 東漢光武帝劉秀極為重視政府典藏的恢復。東漢初年，光武帝遷都洛陽，從長安把部分皇家藏書也遷往洛陽，“經牒秘書”裝滿了兩千余輛車，藏在蘭台、石室，並在全國徵集圖書。在劉秀的感召下，王莽之亂時攜帶圖書隱匿林野的學者“莫不抱負典策，雲會京師”，所收新書，分別藏於東觀和仁壽閣。其後，明、章諸帝繼續徵集遺書，漢藏書最盛時“書增三倍，以其數計之，當為六千餘乘”。漢末，天下大亂。西元190年，董卓專權，挾持漢獻帝西遷長安，行前縱兵大肆燒掠，朝廷在蘭台、石室、東觀和仁壽閣所藏圖書盡遭洗劫，“典策文章，競共剖散”。亂兵把用絹帛抄寫的圖書拆開，大的粘連起來，用做車的帷幔和頂蓋，小的製成口袋。運抵長安的圖書，只有三十餘乘。西元195年，董卓部屬李傕、郭汜屠長安，隨後，又在城中混戰，使“符策典籍，略無所遺”，政府藏書，毀於一旦。此為書厄之三。
而雖說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的施行, 大量的諸子百家的文獻遭到禁毀，儒家思想才得以成為正統思想，儒家文獻才得到了繼承、保護與發揚，才奠定了維持和鞏固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統治的根基, 並使儒家文化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主流。但仍然不能抹卻其對中國文化劫難中的過衍。
曹魏政權建立後，即著手搜集圖書，並令秘書郎鄭默進行整理，政府典藏又漸豐富。西元280年，西晉統一全國後，在汲郡挖掘得到竹簡小篆古書數十車，十余萬言，收集于秘府。晉武帝下令編制的綜合性政府藏書目錄《晉中新簿》著錄的圖書，多達29945卷。但晉立國不久，司馬氏王族宗室操戈，內部兵亂，史稱“八王之亂”，禍延十六年，戰爭不止，秘閣藏書受到嚴重破壞。從此晉國勢力漸微，地方勢力與少數民族勢力長年爭鬥不休。繼而于西元311年，劉聰、劉曜率匈奴軍破洛陽，俘懷帝，縱兵大掠，燒宮廟、官府、民房，被稱為“永嘉之禍”，所遺書籍十去其九。東晉遷都後，點檢圖書只餘3000卷。經過這數十年大動亂的蹂躪，政府藏書“糜有孑遺”。此為書厄之四。
這次圖書大浩劫，對東晉王朝的統治，造成了極為不良的後果。當時，因為缺少記載經世致用之學的圖書做為精神食糧，士人們思想空虛，崇尚清談，道德墮落，精神浮糜，致使朝庭上難得精通統治術的人才。這也是“終東晉一朝，偏安江南，不求上進”的一個重要原因。
東晉時，政府曾力求恢復西晉館藏，努力收藏圖書。晉元帝時政府藏書僅3014卷。後宋、齊、梁三朝的藏書又有所增加。梁代聚書，為南朝之冠。但梁代書厄之巨，也是史無前例的。西元549年，侯景叛亂，兵逼宮城，燒“東宮圖籍數百廚”。後來，梁元帝派大將王僧辯等平定叛亂，將倖存的文德殿藏書及公私典藏共7萬餘卷載運江陵。５年以後，西魏大將于謹、楊忠攻江陵。梁元帝見城將陷，認為“讀書萬卷，尚有今日，是以焚之”（即讀書破萬卷，文武兼備，仍免不了亡國），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14萬卷”（包括文德殿藏書）。城破，魏軍於餘燼中收拾殘遺，所得僅4600卷。此為書厄之五。
書有何罪呢？梁元帝讀書若此，愚不可及。繼梁而起的陳朝，也曾大力收集遺書，但所得十分有限。隋滅陳時得到的陳朝圖書，大部分都是厄後新著。可見江陵之焚，是對南朝圖書的一次根本性大破壞；比之于前，尤為可歎，更是書史上一次極大的災難，讓人惋惜不止。
隋初，由於隋文帝採納了秘書監牛弘重視圖書收集，向士民徵求書籍的建議，國家藏書很快發展到3萬多卷。隋煬帝篡位，繼續徵求圖書，藏書37萬多卷，開創封建社會中歷代政府藏書的最高紀錄。以後，雖經秘書監校定，除去重複，尚有77000多卷。然而隋政府藏書，一厄於兵，一厄于水。隋末，因暴政，群雄並起，天下大亂，隋煬帝於西元616年逃往江都。618年，禁軍將領宇文化及發動兵變，攻入宮中，縊死煬帝，焚燒宮室，所藏之書，經兵火後“其目中並無一頁傳于後代”毀於一旦。此為書厄之六。
又據胡應麟考，因煬帝善抄副本，江都之外，故洛陽尚余八萬餘卷。後李世民攻佔洛陽，見如此多的圖書，如獲至寶，命將所獲圖書船載運往長安。結果書船觸礁沉沒“皆被漂沒，其所存者，十不一、二”。
隋煬帝在藏書一項，比其父尤甚，使公藏達到空前巨大，卻因窮兵黜武，荒淫暴政，“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宏道之實”（《北史》），終使萬卷圖書，成了他暴虐政治的犧牲品。
唐代聚書，自高祖時即已開始。以後太宗、高宗，繼續徵集遺書。到唐玄宗開元時期，唐政府典藏，達于極盛。西元719年，唐玄宗“詔公卿士庶之家，所有異書，官借繕寫”。寫定，“兩都（即東都洛陽，西都長安）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唐書·藝文志》著錄唐以前圖書及唐學者自著書總計8萬餘卷，可謂大觀。西元755年，安祿山、史思明發動叛亂。次年攻入長安，大肆焚掠屠殺，無數村鎮變成瓦礫。開元藏書，至“安史之亂”，一朝傾覆。事後，官府出錢大力收購，“數月之內，唯得一兩卷”。“安史之亂”使唐之藏書遭到嚴重損失，乃至“乾元舊籍，亡散殆盡”“尺簡不藏”。此為書厄之七。
安、史亂後，唐政府極力重建政府典藏。唐代宗時，以千錢購書一卷，並設立拾遺使到江南尋訪圖書。唐文宗時，“搜訪遺文，日令添寫”。到西元836年，聚書又達56467卷。然而好景不長，875年黃巢起義，881年攻陷長安建立大齊。在兵火之中，“內庫燒為錦繡灰”。《舊唐書經籍志》載：“廣明初，黃巢干紀，再陷兩京，宮廟寺署焚蕩殆盡。曩時遺籍，尺簡無存。”不過，也有說法認為，史書記載黃巢義軍紀律嚴明，所過之處“閭裡晏然”，搶掠焚燒之事多為唐兵趁亂內哄所為。因此，足證唐宮室並非義軍所焚，而是唐潰兵所為。此為書厄之八。
宋朝統一全國後，非常重視文化建設，對於民間圖書的徵集，也很重視。西元966年，宋太祖下詔徵募遺書。以後，北宋每一個皇帝，都傾全力搜集圖書。凡獻書者，不僅能得到優厚的賞賜，而且有可能被授以官職。因此，當時民間獻書十分踴躍，政府藏書增長極為迅速，經歷代所得也有7萬餘卷，可謂一時之盛。但若與隋、唐盛時相比，則所差尚遠。北宋末年，“靖康之恥”，圖書遭到的厄運，比前朝更為慘烈。西元1126年，金軍入侵，攻陷汴京，“即取秘書錄”，將書錄拿走。次年，金人攻臨開封，迫宋欽宗為人質，憑錄索取北宋全部藏書及印版。兩個月後，宋援軍雲集京師，金軍倉皇北還，“秘閣圖書，狼籍泥中……書史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甚”。此為書厄之九。
宋高宗建立南宋後，命令秘書省負責重建政府典藏，並“屢下搜訪之詔”，給獻書者定下優厚的賞格，“自是多來獻者”。西元1177年，從數量上看，與北宋藏書已相去不遠。但南宋藏書，多為新著。南宋末年，與元軍攻戰頻繁。西元1276年，蒙古軍攻陷南宋都城臨安，隨後，又追逐宋端宗、宋衛王於南海。戰亂中，南宋圖書盡皆遺散，損毀甚巨。此為書厄之十。
這“十厄”只數到宋末元初，明清以來的都未曾計入。其中除秦始皇所焚為私人藏書的外，其它都是指政府公藏。另外，關於“首厄”及第二次書厄的所指，至今還存在著爭論。對於“首厄”，有的學者認為應該定在秦孝公之時，即秦在商鞅變法之時曾進行的一場大規模焚毀先古政治典籍的活動；對於第二次書厄，有的學者則認為應始於西元前207年項羽進咸陽的火燒秦宮，項羽才是第二次書厄的製造者。關於這兩點，本人也認為有待商榷。
書厄觀也隨著時代的變遷不斷發展。如近人祝文白的“再續五厄論”，還有“十二厄”“十六厄”等說。它們或是追溯到更早的書厄，或是納入一些小厄，或是續接宋末元初，繼述明、清、民國、抗戰、文革時期的書厄。其實，這些書厄論都受前人影響幾乎都以時間為定式，均以兵燹之災為核心，只不過是對“五厄”“十厄”進一步細化或追加了一些補充，均被歸為“書厄史記錄派”。
然而，歷代文獻的散失、湮滅，絕不能僅僅歸咎於戰火之災。因此，還有一種有別於此的書厄觀，以書厄成因為核心。有的論之為：禁書、火厄、水厄、子孫不肖、蛀與爛。羅繼祖在《書厄十例》中就提及：“從來認為藏書有五厄，水、火、兵燹、不肖子孫之揮霍、無知奴僕之盜竊。茲衍為十。”他各舉實例論述了“十厄”：明令禁書、沒于水、毀於火、兵燹、盜竊、子孫不肖、奴婢無知、權貴攘奪、子孫不知重先人遺稿、子孫不能守使書流出國外等。但此“十厄”顯然在分類上堆砌甚至重疊，有顯失當。
以上的書厄觀，基本上是由所羅列的作為佐證的墳籍事件堆積而成。不論是隋牛弘的“五厄”，抑或明胡應麟的“續五厄”；不論是兵厄蟲厄，抑或火厄水厄，往往是不厭其煩，事無巨細，一人一事細細道來。對於書厄的記述、歸納和總結，並述之以後人，固然有利於我們以史為鑒，牢記歷史，免蹈覆轍。但本人甚是認同近代陳登原在其《古今典籍聚散考》所說：“以今論之，牛弘言書有五厄，如弘所記，古往今來何可勝計？數決不止五；亦不必如胡元瑞(應麟) 之足成十厄也。”
無論爭論如何，“十厄”乃至更多的書厄觀都是對中國古代書籍的大浩劫的述寫。書厄給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研究與傳承帶來的損失極大，毋庸置疑。書厄種種，無論如何敘述、細化、補充、爭論，如果不能探取其內在的根本的原因，都是沒有意義的。想當初，隋朝牛弘歸結“五厄”，就是因為嫉“厄”如仇，對書厄深惡痛絕，痛心典籍聚散。後人偏偏執著于書有幾厄、具體所指的爭論，實在是有負牛氏苦心。進一步探究書厄的社會歷史根源，才更是我們應該去做和值得我們去做的。而牛、胡二人均將書厄之成因籠統歸咎於兵燹之災，屬一家之言；而諸如水、火、蟲、黴、盜、禁及子孫不肖之類的書厄觀所揭示的這些外在因素都不能看作書厄的根本成因。
近代陳登原在其《古今典籍聚散考》的“敘引”中這樣說道：“若以性質相近，比屬而論，默推典籍聚散之故；蓋以①受厄于獨夫之專斷而成其聚散，②受厄於人事之不臧而成其聚散，③受厄於兵匪之擾亂而成其聚散，④受厄於收藏者之鮮克有終而成其聚散。”與此相對應，該書體例編排依次為政治卷、兵燹卷、藏者卷、人事卷。中國歷代大小之書厄概莫能出此四大範疇之左右。在《古今典籍聚散考》中，陳登原將秦焚書及歷代禁書、文字獄、抽毀篡改等書厄歸入政治卷；將歷代戰禍及外來侵略所導致的書厄歸入兵燹卷；將藏書家的得失，包括拒借、子孫不肖等書厄歸入藏者卷；而將水、火、蟲、黴等厄歸之為人事卷。這種邏輯性抽象性思維，對書厄內在原因的探究甚有啟示，給防止書厄的產生提供了一種宏觀新視野，本人甚是認同。
政治卷和兵燹卷的種種，雖然說當中大部分是封建專制統治的必然，受歷史發展的需要支配，但也無一不是人作為歷史必然的實現者出於鞏固統治的野心所造成的。藏者卷和人事卷的種種，人的主觀因素影響更甚，或因人們的好惡，或因古今價值取捨觀的差異，或因保管不善等等。簡言之，我認為，書厄種種的根本成因在於人，即主要是由人的主觀因素造成的。
自秦以後，歷代書厄不絕。明末的農民戰爭，清兵入關，清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獄，八國聯軍入侵，都是書的大劫難。我們親歷的二十世紀，日寇入侵，“中原浩劫中最難恢復的，第一莫如圖書……倭寇的擄掠姦淫，則於子女玉帛之外，並文化遺產，也一併被劫去了”（郁達夫《圖書的慘劫》）。五十年代以後的中國，幾無兵燹，但書厄仍是難免。一是土改之際，許多書香人家被掃地出門，幾代累積的藏書被毀，其中不乏珍本善本。聽說敝邑有一藏書家，預料到大禍將臨，主動要求將藏書獻給國家，工作隊長不允，硬是下令一把火燒之。再一次就是被稱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破“四舊”大量焚書，“反動學術權威”被批鬥被關押被下放，藏書或被抄，或事先自己主動銷毀，普通老百姓家中的圖書也被作為“四舊”受到掃蕩，全國毀書不知其數，除了圖書館的藏書被封存起來損失不是很大，民間藏書幾乎一掃而空。書厄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藏書的發展和社會進步，但畢竟是文化的災難，這一點毋庸置疑。胡應麟說：“圖籍廢興，大概關係國家氣運，豈小小哉！”這個評論是很有道理的。更別說當今我們典籍罕存，讀著那些雜七雜八的圖書卻甘之如飴了。我們若能究其成因，以史為鑒，免遭覆轍，何至於此！更不必囿於那些無謂的爭論。
儘管我們都不否認，書的厄運就是文化的厄運，我們也對盜賊和比盜賊更可惡的統治者對書的一次又一次毀滅性的打擊深感痛恨和惋惜。但也應該看到，書厄的作用雖然更多的是玉石俱焚, 但同時也像大浪淘沙一樣, 留給後人的往往是最寶貴的東西。當然，歷史已經發生過去，我們不能改變。但是，正因為這樣，所遺典籍，無論數量，皆值得我們好好珍惜和保護。在未來，如何吸取教訓，對當代書籍的收藏保護更是我們傳承中華文化的重要課題。
[此帖子已經被作者於2023/11/26 下午 06:20:51編輯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