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張大春在臉書貼文表示，作家黃春明先生在病中，我每天都會想起他，直覺他一定有強大的力量恢復健康，黃春明幾年前告訴他，70好幾的年紀有次搭火車，在狹窄過道上無意間碰撞1位高中生書包，老作家趕緊賠不是，未料那高中生瞪他一眼，回話是這麼說的：「沒關係，反正你也快要死了。」

張大春說，這種殘忍的應對在今天的社會並不罕見。

他說，「專讀死書」附靈教育體系之中，不放過年輕人，這樣的教育制度讓層層級級的考試成為剝奪多數人追求良好學習環境門檻，學生因而自私勢利，只學會「不考不學，無友不如己者」。在這個修羅場上長期挫敗的畢竟是大多數，他們就像民初革命家朱執信在縱論沒生活希望的士兵心理時所剖析的那樣：變得野蠻。

張大春表示， 近年來在台灣，每隔不多時便會出現標題有著「霸凌」（bully）的新聞，校園、家庭、馬路甚至網路上受害者面對的加害者往往比他們絕望，絕望之人將超限戰爭的手段施諸同儕、親友或無冤無仇的路人，這本是社會須繼續追問的警訊：「是甚麼人、甚麼事、甚麼制度剝奪了某些人生活的希望？」

然而，他說，一旦事不關己，絕大多數公民的反應是「哪裡沒有欺負人的事呢？我們從前只是沒有『霸凌』這個名詞而已。」這話恰恰見證更深一層的野蠻。

張大春表示，文明總是在我們不經意的瞬間倒退，於是絕望的人益發地多起來。快要死的不盡是老人，已經死的年輕人卻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