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南越淪陷特殊照片分享[佛網Life論壇]

知名戰地記者彼得·阿奈特（Peter Arnett）撰寫的回憶錄《西貢陷落》（Saigon Has Fallen），在越戰40周年前夕出版，也讓這場使美國陷入泥淖、最終痛苦撤退的戰爭，再次進入當代閱聽人的視野。採訪經歷涵蓋八二三砲戰、越戰至波灣戰爭的阿奈特，用一支被形容為「讓各方都不爽」的健筆，在越戰40周年前夕重新審視了自己的採訪越戰經歷。

採訪越戰時的彼得·阿奈特，攝於1965年。（美聯社）

越戰結束至今已有40個年頭，如今40歲以下者根本沒機會經歷這段歷史，40至50歲者對越戰也難有清晰印象。高齡80歲的阿奈特出生於紐西蘭，是一位紐裔美籍的戰地記者。他從越戰開始採訪戰地新聞，並在1966年榮獲普立茲獎。他在八二三砲戰時親赴金門馬祖採訪，波灣戰爭時除深入伊拉克，更成功專訪到伊拉克總統海珊，他也是少數與前基地組織領導人賓拉登會面的西方記者。

阿奈特的報導常對美國也保持批判立場，像是揭發越戰期間美軍曾對北越使用沙林毒氣、波灣戰爭期間則採訪一座被美軍宣稱是化武工廠的奶粉工廠。凡此種種，讓美國國防部十分頭痛。他在2003年接受伊拉克國營電視台專訪，判斷美軍的第一波軍事行動將會遇到挫敗，遭國家廣播公司（NBC）及國家地理頻道開除，但包括台灣的TVBS、英國《鏡報》、比利時民營電視網等媒體馬上與他簽約，請他持續報導伊戰新聞。

阿奈特與賓拉登合影。（翻攝網路）

美聯社近日刊出《西貢陷落》節錄，作者憑藉著親身體驗描繪越戰終局的最後掙扎，風傳媒特摘譯如下：

《西貢陷落》書影。（翻攝Amazon）

砲彈的爆炸聲聽來像是凌晨4點的嚇人鬧鐘，但我（譯按：即作者阿奈特）本來就醒著。等在西貢城（譯按：1976年前南越首都西貢正式改名為「胡志明市」）外的攻擊者警告將會動手，蘇聯製130mm火砲的每發砲彈，都把我飯店7樓住處的窗簾震的窸窣作響。當我伸手握住我的水杯，水杯跟我都跟著震動。越戰最後一個完整的日子才正要開始。

1975年4月28日，記者與南越士兵躲避北越砲擊。（美聯社）

當我望向新山一（Tan Son Nhut）機場，街燈兀自閃爍。美國發動戰爭時，這裡曾被稱為世界上最忙碌之處。如今機場卻是從這一端燒到那一頭，火焰把天空照的鮮明如晝

還有兩個多小時才天亮，但現在看來卻像是黎明初曉，我想這該是1975年4月29日、亦即今早機場受到嚴重破壞的適當描述。在南越一場經歷50天的潰敗後，北越大軍的指揮官宣告勝利，並向首都挺進。南越曾經奮鬥了20年，想要保持一個獨立自主、與西方交好的國家，但在其落敗之際，北越將會為這個美國的曾經盟友創造一道新的曙光。

看了機場的破壞情況後，我打電話給幾條街外的美聯社辦公室，我同事艾德·懷特（Ed White）接了電話。他和分社社長喬治·艾斯伯（George Esper）為了跟紐約本部保持電傳通訊，整晚沒睡。

懷特告訴我，美國大使確認機場的損壞狀況，跑道大概也不能用了。美方的策劃者向來打算用空運方式接走數以千計處於劣勢的越南盟軍，如今他們該怎麼辦？

過了沒多久天色更亮，我從飯店樓上的陽台清楚看見機場上空籠罩的濃濃黑煙，簡直像是裹屍布一般。幾個同事也都看見了這一幕，我們所有人都清楚，我們看見的是正在我們眼前開展的歷史現場。

越戰終結前夕，許多從南越機場起飛的飛機都被北越打下。（美聯社）

當天空明亮起來，我們看到了越南空軍的運輸機、加拿大哈維蘭公司的「馴鹿」（Caribou）正好從機場起飛。忽然間，飛機像是從中折斷、爆炸一團火球，殘骸散落地面。這個可怕的景象讓種人陷入沉寂，我們看見第二架飛機以相同的方式起飛，然後遭受相同的命運，就如同第一架飛機一樣，成為地面火力的當然受害者。由此看來，任何人今天都無法從機場離開了。

在美國大使館，大使葛拉漢·馬丁（Graham Martin）仍搞不清楚狀況，認為他會像許多越南人一樣在共產黨到來之前撤離。他堅持要自己檢查機場的碎石跑道。在這場戰爭後，馬丁可能會告訴我：「我們沒辦法親自跟運輸機一道，對我來說這根本沒有意義。我要自己檢查、做出我自己的判斷。我們可能讓5千或1萬人離開。」

1975年4月29日，從美國駐西貢大使館起飛的撤離直昇機。（美聯社）

到了機場，馬丁發現在燃燒建物之間有一條可用的跑道，但並不安全。他擔心重演過去在峴港與芽莊機場的大恐慌，數以百計的絕望民眾跟軍警大打出手，因為他們也想擠上即將撤離的飛機。他告訴我：「我決定不冒這個險。我拿起電話，告訴國務卿季辛吉（Kissinger）跟總統說，我們現在已經是方案四（Option Four），要用直昇機接走剩下的美國人，以及盡我們所能地帶越南人離開。」然而馬丁的緊急指示不知傳哪去了，空運在接下來幾個小時都沒有實現。

美軍在「常風行動」中部署在南越外海的船艦分布圖。（維基百科）

方案四是「常風行動」（Operation Frequent Wind）的計劃之一，要將人員大規模撤至停在外海的美國海軍船艦。搭乘最後一班直昇機離開的乘客大部份都預先規劃，聽取軍方廣播的訊息走人。西貢周圍一共選定13個直昇機的登機點，體積較小的UH-1 Huey從高樓樓頂接人，體積大得多的CH-53「海武士」（Sea Knight）則在美國國防部所屬建築與美國大使館的空地接人。

順利登上美軍船艦的撤離人員。（美聯社）

那些等待離開者包括一大群報導越戰的各國新聞記者。過去一周有些人認為可能逃不了，準備靜觀其變，但他們的政府希望他們能跟最後一批美國人一起走，因為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我知道艾斯伯打算留下。他在這裡待得太久，以致不容他錯過最重要報導的最後時刻。我也是，我發了訊息給美聯社社長韋斯·蓋拉格（Wes Gallagher），向他解釋我打從戰爭開始就待在這兒，所以值得冒險去記錄戰爭的最後時光。跟我們一道的還有麥特·法蘭喬拉（Matt Franjola），待在越南好些年的美聯社記者。艾斯伯也發了訊息給他的老闆「請你重新斟酌」，而蓋拉格也准了。我們三人留下。

當我開車穿過西貢，我看到群眾聚在十字路口吵個不停。現在約有幾百萬人住在西貢，其中大部份都是最近才從鄉下進城的難民。並非所有人都想離開，但數十萬與美國有關聯的人相信，他們的生命在共產黨到來後將受到威脅，因此急於脫身。我開車經過西貢港，看到擠滿乘客的小船順流而下。

前CIA分析師法蘭克·史奈普（Frank Snepp）在戰後的一次採訪中憶起當時：「整座城市屏住了呼吸。我們一直害怕如果我們試圖脫身，越南人就會對我們施暴。但他們也了解到在最後時刻，我們是他們最後的希望。如果他們背叛我們，離開這個國家的方法就不存在了。」

在接下來的可恥混戰中沒有人喪命，發狂的人們只是爭先恐後離開越南，直到今天，美國在越南的最後時刻在歷史上依舊是一個不光彩的結尾。主要的危機發生美國大使館內外，這是一棟六層樓高的建築、水泥格子圍牆可以保持通風、又可以擋下來襲的飛彈。

試圖爬進美國大使館的南越民眾。（美聯社）

當直昇機在那個沈悶的下午出現天際，準備接走那些預先被挑選者時，人潮開始蜂擁而至。估計約有1萬名絕望的越南人湧向大使館，猛力推擠好更靠近鐵門與高牆，當他們擠到前頭，便開始奮力攀越外牆。面對叫囂抗議與辱罵的美國海軍陸戰隊設法控制場面。

我在那天傍晚為美聯社發的報導是這樣開頭的：「10年前，我看著第一批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來這裡援助越南。他們在海灘上受到穿著白色絲袍、戴著花環的漂亮越南女孩歡迎。10年過去，星期二我看到的是美國海軍陸戰隊引導著美國人離開南越。」

「他們跟10年前的年輕人一樣看來整潔體面，但是越南人卻不一樣了。那些沒辦法擠上直昇機的人—還有他們背後的數千名群眾—跟試圖捍衛降落區的海軍陸戰隊員叫囂扭打。」部分越南人跳到高牆與鐵絲網上，但還是被海軍陸戰隊擋下。

當時有許多不同的信號與有問題的決策。在傍晚之前，13個指定撤離地點中有部分根本沒有任何直昇機前往接人，讓許多最危險的越南人任由正在進城的共產黨擺佈，其中還有不少人為CIA工作。

除了美國人之外，也有南越民眾逃出西貢。（美聯社）

史奈普那天晚上在美國大使館，他後來告訴我，「美國人因為那天在西貢的疏漏之罪遭受批評，但那天真正的英雄是在人群中擠出一條路，冒著生命風險把他們的朋友送上直昇機的大使館官員。如果美方在戰爭的最後時刻挽回了任何榮譽，都是因為這些年輕人在撤離時刻幹了些活，而大使與他的助手卻只是在大使館裡一事無成，只是設法搞清楚到底哪裡弄錯了。」

雨季就快要降臨西貢，而北越也跟著同時到來，不過北越的這場攻勢一開始就是跟天氣賽跑。他們知道發動大規模攻擊所需的重型坦克與火砲非常容易陷入泥濘。在美聯社辦公室所在的伊甸大樓的濕滑屋頂，我在雨霧之中看著直昇機的黑影來來去去。

接下來在4月30日的早晨，美國大使館必須破壞其所有的通訊設備，為最後的撤離預作準備。

在白宮討論越戰情勢的美國總統福特（中）與國務卿季辛吉（右）。（美聯社）

馬丁在他認為應該要對其負責的人都撤離之前拒絕離開。大約早上5點鐘，一位年輕的直昇機駕駛到他的辦公室，交給他一份寫在本子後面的潦草筆記。馬丁後來告訴我：「我永遠忘不了這件事...上頭寫著...『美國總統指示馬丁大使坐這架直昇機離開。』」

大約早上7點半，另一架直昇機「海武士」在甘迺迪廣場（後來很快就被改名）上空低空盤旋，然後降落在大使館的屋頂。我用雙筒望遠鏡看見一隊陸戰隊員跑向一艘大船打開的艙門。這艘船快速穿越西貢，然後航向外海的航空母艦。我終於了解海軍陸戰隊是由詹姆斯·基恩（James Kean）少校指揮的維安人員的一部分，在撤離的混亂中也暫時被人遺忘。

最後，直昇機發出的聲響被人聲鼎沸所代替。聽見憤怒的叫喊聲，我看到十幾個人在藍山廣場（Lam Son Square）為一張king-size的床究竟是誰的相互爭辯。對美國放棄的建築物的掠奪已經開始。

法蘭喬拉跟我在走回大使館，我們在街上看見幾具屍體，或許是被憤怒市民殺死的小偷，或者是被盜賊殺害的人。我們看見大使館外有一群人，態度與過去幾天的憤怒正好相反。他們笑得開心，相互比較劫掠而來的戰利品。在大使館內，也有當地人邊笑邊拿長柄鐵鎚試圖敲開沈重的保險箱。

記載捐軀美軍士兵的牌匾。（維基百科）

在大使館後頭的草坪上，我們在一堆濕掉的文件與壞掉的傢俱中間，發現一塊刻有5位美軍姓名的銅製牌匾，這5位弟兄是在1968年春節攻勢對大使館的攻擊行動中捐軀。我們一起把這塊牌匾帶回美聯社的辦公室。

艾斯伯堅持駐守辦公室，如同他過去10年的大多數時候一樣。他跟我們的翻譯在監控室聽著西貢電台，翻譯很快就大喊著：「投降，投降了！」楊文明總統宣佈完全投降；現在是正式投降了。艾斯伯趕緊給紐約發消息。

舉槍自盡的阮文長。（翻攝網路）

艾斯伯看起來非常憔悴，雙眼滿是疲憊。他好幾天都沒有離開辦公室，現在他決定在外頭走一走。沒多久他就回來了，臉色蒼白不安。艾斯伯說當他走過藍山廣場，一位看起來心煩意亂、穿著整套制服的越南警官向他走過來，這個人後來被確認是副警察總監阮文長（Nguyen Van Long），他對著艾斯伯嘟噥著：「結束了。」然後這位警官走到約莫10英尺之外，做了一個俐落的向後轉，向一旁的越南步兵紀念雕像敬了禮，然後拿起他的點45口徑手槍。朝著自己的腦袋就是一槍。有那麼一瞬間，喬治誤以為他就是目標。他用顫抖的手寫下了這則報導。

在吉普車上揮舞步槍的年輕人。（美聯社）

法蘭喬拉一直在街上晃。他回來時說他差點被一輛橫衝直撞的吉普車給撞著了。這輛車載滿了歡鬧叫囂的年輕人，他們揮舞著蘇聯製的步槍。我衝下樓到Tu Do大街聽見引擎的嘶吼聲，望向法國天主教的老教堂，看見一隊俄國Molotova卡車正在駛近。每輛卡車都載滿了穿著軍裝的年輕北越士兵，當他們好奇地盯著經過的高樓瞧，他們的綠色防暑帽也往後歪，這或許是他們第一次看見高樓。幾位當地的越南人站在我身旁，他們靜觀無語。我看見卡拉維拉（Caravelle）飯店的房間伸出一面共產黨的大旗。

我注意到一隊南越士兵跑到街邊，扒掉自己的軍裝，把武器丟到商店門口。我跑回美聯社辦公室，當我爬上窄窄的階梯時，我們心臟開始狂跳。在走廊上有十幾位越南鄰居，他們抓著我的衣服懇求我救救他們。我擠進辦公室然後望著艾斯伯。

「喬治，」我大聲叫著「西貢陷落了。打電話給紐約。」

我低頭看錶。時間是上午11點43分。我將剛剛看見的情況打了一份新聞稿，交給我們的越南籍電傳操作員、泰米。他讀著這份文稿，然後驚慌地從椅子上站起身。他看著門，我壓他坐下、命令他送出我的新聞。他照做了，然後衝出辦公室，我們再也沒有見過他。

大約中午前後，法蘭喬拉跟我在街上走著，大批俄製坦克正在進城。當地民眾擁上人行道，他們對災難的恐懼消失了。我走進國防部建築的大門，一名南越軍官正在跟幾名北越人交談。他轉身對我說「不准拍照」，我卻繼續拍著照片。畢竟城裡已有新的長官，而他們看來並不在意。

在西貢陷落那天，於美聯社駐西貢辦公室與北越軍官交談的阿奈特（中後）、艾斯伯（右二）、法蘭喬拉（左）。（美聯社）

我遇見從總統府走過來的澳洲攝影師尼爾·戴維斯（Neil Davis）。他看見北越的坦克撞進總統府大門，他說楊文明總統已經被捕而且被帶走了。我回到辦公室，隨後我們的特約攝影師跟一位北越軍官及其助手也走了進來，他們表現的和藹可親、十分健談，對於我們提供的點心也表示感謝。

撞進南越總統府大門的北越坦克。（美聯社）

艾斯伯下午提醒我們國際通訊依舊暢通，我寫了我對最後一天的看法。我先裝上電傳紙帶，當我寫作時它拖曳至地。我把紙帶裝進發報機，它在機器中嘎嘎作響。我寫道：

「在13年對越戰的報導中，我從未想過一切會像今天中午這樣結束。我以為也許會像在寮國那樣以一紙政治協議作結。甚至是一場世界末日式的大戰，讓這座城市徒留一片廢墟。實際發生的卻是全面投降，兩小時後，在西貢的美聯社辦公室跟一位全副武裝的北越軍官及其助手上演了一場愉快的會面—一杯溫可樂與一塊走味的蛋糕？對我來說，這就是今天越戰結束的方式。」

紙帶不動了。我按了幾個鍵但是機器只發出了幾個聲響。我試著重做一次，依然沒有反應。連接西貢與紐約的美聯社線路斷了—沒用了。新政府拔掉插頭了。

我對著艾斯伯喊，「就這樣了，喬治。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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