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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到台灣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國防部長的身份下令,最重要的是最後一句話:“參加此次事變人員,除了共黨之外一律免究。”因為那時候是國共內戰,所以這麼說。其實共產黨在二二八事件中沒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開始跟共產黨無關,中間在台共問題上有些牽扯。本文系白崇禧之子白先勇於2015年3月21日在北京大學的演講稿。
2014年7月,台灣作家白先勇(右)在香港書展“世界視窗講座系列”上回答聽眾提問
大家好!首先謝謝未名講壇邀請我來做一個演講。二二八事件在台灣的近代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雖然是發生在68年前,但它的陰影一直到今天還影響著台灣,影響著台灣的政治,更影響著台灣人的心理。所以要了解台灣,還是要對二二八事件有一定的了解。
切到二二八事件之前,對於白崇禧,我看到大陸方面對他的評價或者稱謂,很多時候是桂系軍閥。我說我父親不是軍閥,因為他參加過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他見證過中華民國的誕生;他18歲參加廣西學生軍敢死隊,到武漢去支援;他參加北伐,那時蔣介石是總司令,邀請他做北伐的參謀長,是他從廣州領軍一直打到山海關。
台兒庄大戰前期,蔣介石跟我父親飛到徐州,要我父親留下來,幫助李宗仁指揮台兒庄戰役。台兒庄戰役在中日戰爭中是關鍵一戰,那時候南京淪陷,南京大屠殺軍民死傷30萬人,整個國家士氣消沉,非常悲觀,以為抵不住日軍的侵略了。因為日軍從上海、南京打下來,一路勢如破竹。在山東台兒庄這地方給日軍迎頭痛擊,打了第一次勝仗,那是1938年。那時候日軍想要三個月解決中國的戰事,這一戰對他們打擊很大,擊破了皇軍無敵的神話,也奠定了八年持久戰的根基。
1938年4月打的台兒庄,《良友》雜誌大家都知道,當時最流行的畫報,五月那一期以白崇禧做封面,四月以李宗仁做封面,所以那一仗非常重要,使全國士氣高起。
台兒庄、崑崙關、長沙大戰,我父親參加了很多戰鬥,打了很多勝仗。他一路上參與中央的事情,所以我提出他不是桂系軍閥,他參加過辛亥革命,參加過北伐,參加過中日抗戰,都是全國性的,並不是在地方。軍閥都是為了地方軍事利益,白崇禧是全國性的。
為什麼派我父親去做善後工作?
1947 年,台灣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其實表面看起來是一個很偶然的事情。那時候煙酒是公賣的,不準賣私煙私酒。台灣人民生活非常苦,有人就賣私煙。1947年2月 27日,有一位老婦人賣私煙被抓到了,緝私人員沒收她的煙,這會使她的生活更沒有著落,老婦人就哀求這些人,但這些人用槍托打她的頭,把她打昏了,這就激起了民怨,幾個緝私人員一慌張,朝天開槍,那一槍打死了一個人。第二天,2月28日,有民眾開始遊行,很快野火蔓延。
從2月28日到3月17日這段時間,台灣有些曾經當過日本兵的人,一些流氓,把一股怨氣發泄到外省人身上,在街上看到人就問會不會講日語和閩南語,不會就打。有不少外省人被打傷,甚至危及性命。全省就這樣失控了,一直到3月8日,國民政府派軍隊來鎮壓。
我們看看歷史,這一時期情況相當尖銳,那幾天蔣介石正派胡宗南部隊攻打延安,國民政府的整個重心在延安方面。二二八事件這邊,國民政府開始有誤判,沒想到那麼嚴重,覺得不行了,才派軍隊鎮壓。軍隊一去,就逮捕了很多人。不光是軍隊逮捕,警衛總部和便衣隊,很多機關也隨便捕人,一片混亂,很多人糊裡糊塗就被逮走了。這種情形下,蔣介石就派我父親去做宣慰工作,善後。
為什麼派我父親去呢?第一,因為他是國防部長,有這個許可權,對軍隊、軍警可以直接下令;第二,他在抗戰中有威望;第三,我父親跟蔣介石的關係很複雜,他們40年分分合合,恩恩怨怨,這個時候是合,是蔣介石信任他的時候。
台灣當時的行政長官陳儀聽到我父親要來台灣,很緊張。因為台灣光復一年多就發生二二八事件,不管怎麼樣行政長官都是要負責的,所以他多方阻擋我父親去。我父親本來12日就要過去,陳儀寫信給蔣介石,讓我父親晚點到,說等安定下來,這樣我父親3月17日到台灣。
我父親到台灣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國防部長的身份下令,最重要的是最後一句話:“參加此次事變人員,除了共黨之外一律免究。”因為那時候是國共內戰,所以這麼說。其實共產黨在二二八事件中沒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開始跟共產黨無關,中間在台共問題上有些牽扯。“一律免究,情節輕者統統放掉,”這句話表示從寬處理,那時候已經好多人被判了死刑,馬上就要槍斃的。開始陳儀還想阻止,後來我父親在全省用飛機把傳單投下去,要安定民心。那時台灣600萬人,人心惶惶,大家非常恐懼,尤其是軍隊來,我父親是國防部長,不知道他的態度怎麼樣,如果來了以後也是要報復鎮壓,就不得了了。
這十六天,我父親都做了些什麼?
從3月17日開始,沒停一天,總共十六天。這十六天里我父親從北到南,從南又回到北。北是從基隆開始,然後到南部,到屏東,每天宣慰,廣播、演講、接待民意代表。在基隆,他對21師那些軍隊訓話,要他們守軍紀,不可以亂來。
他在基隆看到一艘商船上擠滿了人,一問都是外省公務員的家屬,還有公務員。這些人有的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打了,有些人還被殺了。他們很恐慌,紛紛要回大陸。
打外省人的時候,那些真正貪污的高官沒打到,打的是一般民眾,外省的民眾,有些是商人,有些是公務員,還有好多老師,因為那時候台灣的很多老師只會講日語,不會講普通話。
3月20日這一天,我父親給這些外省公教人員訓話,請他們留下來,建設台灣,並且保證不會再發生類似二二八這樣的事件。他到處走,在台中,火車站,會集了很多民意代表,他到那邊去看他們,每天不停。
他的訓話有幾個重要的點:第一,對外省的人;第二,對學生。二二八事件不少學生牽涉到裡面了,說逮捕時學生害怕了,跑掉不敢來上課。我父親就安慰他們,要他們復學。因為學生很年輕,他們不懂,我父親說只要家長帶回來,簽了名就既往不咎,而且答應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這個令下來後,很多學生復學了。
有一個叫白克的,當時是台灣製片廠廠長,廣西人。這十六天他全跟著我父親,拍照片,拍紀錄片。當時的原住民有好多民族,很多原住民被拉去當過日本兵,回來以後他們還有武器。二二八事件他們很多人參加了,事後很害怕,就統統逃回山上去了。我父親特別廣播,向他們喊話,
要他們回來,說既往不咎:你們回來,把武器交出來就好了。他自己也深入到原住民當中,到部落裡面去。白克會日文,那些部落的人,原住民那時候除了自己的語言之外,會講日文,他們去安慰這些原住民。
我父親雖然下令禁止濫捕濫殺,寬大處理,可是陳儀他們還是在做秘密處決的事。後來我父親聽到了,在3月28日那天召開特別會議,把陳儀他們都招來了,柯遠芬那時非常囂張,說寧願錯殺99個,只要殺對一個真的就行。他說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我父親當場拍桌子訓斥他,他說殺一個無辜天下不為也,你怎麼可以講這個話!我父親呵斥柯遠芬,也把他下面的軍警拘束住了。
還有一點很重要,那時候很亂,什麼人都可以逮捕,也沒有公開審判。陳儀有兩個身份,一是行政長官,一是警備司令。我父親以國防部長的身份下令給警備司令,等於說除了警備總部可以逮捕人,其他單位不得隨便捕人。警備司令捕人後也要公開審判,要造冊,報國防部,等於把台灣警備司令部的許可權拿回國防部來了。你以前槍斃的人也要造冊往上報,所有逮捕的人犯,姓名、案情、處理經過,一律造冊。因為他聽了很多陳儀他們的陽奉陰違做法。
另一方面是蔣介石派的,所有的情況我父親要向蔣介石呈報,還有蔣經國夾在裡面。他跟我父親一架飛機到台灣,不過他在台灣待了三天就走了,視察台灣的三青團跟二二八事件什麼關係。他走了,留下三青團的一個人在我父親旁邊,我父親那十六天的行程統統要向他報告。所以我父親夾在中間,在很困難的情況下做出這些事情,是不太容易的。
這十六天,他救了很多人
到4月2日,我父親回去了。這十六天非常關鍵,他宣慰台灣,滅苦,善後,安定人心,拯救了很多人的性命,提了很多建設性的提議:比如把台灣改成省政府,不設行政長官;要重用本省人;鼓勵通婚;土地改革。雖然只有十六天,但是這十六天他做了很多事情,而且影響很大。
這十六天他沒有讓二二八事件擴大,把台灣的民心基本安穩下來。當時那麼敏感,而且那麼焦躁的前提下,如果稍微處置不當就不得了。即使這樣,還是有陰影,還被很多政治人物操控。
按理講,68年前的一個歷史悲劇,應該慢慢消除傷痕,但國民黨開始時掩蓋相關的資料,直到90年代才開放。但越是掩埋真相,越引起人民的抗拒。有些有政治野心的就趁機擴大宣傳,所以每年選舉的時候都拿二二八事件來攻擊國民黨,到今天為止還是這樣。
二二八事件那些家屬本身不見得願意被利用,本來已經很傷痛的事情,每年再來說一下,心中不願意的,但是很多政治人物為了政治利益,就擴大宣傳外省跟本省的情結。其實在台灣,每一個家庭都有外省和本省人的家屬,通婚幾代了。
還有一點,因為二二八事件,我父親在台灣聲望很高,但是現在台灣官方出版物里,對我父親做的事情很多是一筆帶過的。至於民間作者寫的那些書籍,他們因為要攻擊國民黨,而我父親是國民黨,是蔣介石派去的,所以他們對我父親做的這些事情也沒有一個公平的判斷。
我講一個例子,二二八事件時有一位名叫蕭錦文的實習記者,才22歲。這個報紙對陳儀政府是有所批評的,報社社長是蕭錦文的舅舅。他舅舅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委員。二二八事件後要逮捕他舅舅,他舅舅就逃掉了,逃哪兒去蕭錦文也不知道。一天剛好他值班,抓他舅舅不著就把他逮走了,嚴刑拷打,問他舅舅在哪兒,他講不出來,就被判了死刑。
那時候台北的派出所里關了幾十個死刑犯,那天輪到他被帶去槍斃,眼睛蒙上,後面插個牌子,裝到卡車上,走到一半,非常戲劇性的,卡車又繞回警察局,把他放了。怎麼回事?原來卡車走到一半我父親的命令到了:禁止濫殺,公開審判。
蕭錦文現在88歲,我訪問他時他腦筋非常清楚,他懂日文,現在在二二八紀念館當解說員。我訪問他,他講得很動人,我也非常感動。最後他講了一句,他說感謝你父親這道命令,讓我活命,讓我多活了66年。他老淚縱橫,我也陪著他掉淚。我說你命真大,天保佑你。他很了不得,我很佩服他,他很公正。二二八事件時蕭錦文還救過外省人,有一個外省人被打到水溝裡面,他把他救回來了。
所以當時也不是那麼仇恨,很多外省人被打,到台灣人家裡面,台灣人就收留他們。後來台灣人被打,外省人也會把他們藏起來。我想民間的人總不願意看著人家死,平常人互相救是有的。
我父親回去一年,還關心二二八事件。警備司令部最後一批呈報上來,13個案子,28個人判刑,18個人判死刑。我父親看到之後把18個人全部改成徒刑,呈到蔣介石那邊去,蔣介石批了一個“可”,那個“可”字救了18條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