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欣
他一早如平常日子起身，這一天，這個「他」很可能變成歷史上惡名昭彰的「加害者」，然誰也不知道，甚至包括他們自己，他們的鄰居也覺得他是個奉公守法的好人，他的妻兒也沒真正懷疑過他們的日子是否染上了血腥味。任何邪惡的災難都是從一群人非常「日常」的行為開始，一些納粹士兵、某些告發猶太人藏身處的老百姓，很可能在那個時空，都像個篤實的好人，做旁人覺得正確的事。甚至他們很可能在用餐前也會祈禱上帝的賜福。
有流行的惡，也有流行的善
當誤認某些「惡」是為善時，那做惡的人有可能每天都睡得香甜。如果將心理學家榮格所說的「第二人格」（不容於社會多數意見的本性）收藏好，或甚至像對待影子一樣地遺忘了「它」。像忘記帶自己靈魂出門的人，或發現這樣比較方便的人，靈魂一旦掛在屋內，就像不稱頭的雨傘一樣，可能就此在那裡長黴灰，誰也沒有發現他的不同，他也習慣了，那麼納粹軍官有可能從頭到尾都以為自己是一個「好人」。
如村上春樹所直言過的：「有流行的惡，也有流行的善。」訴諸群眾恐懼中的善惡判斷，造就了所謂當時「流行」的標準。如今又何嘗不是？歷史循圓周而來，從不會錯過任何人性的線索，歷史是人性的跟蹤者，隨時發出「嘶嘶嘶」的吸吮聲。
人類什麼情況下會集體瘋狂？
這是納粹主義最令人不寒而慄的地方，就是它昭示社會有可能陷入集體瘋狂狀態中，如張愛玲筆下形容戰爭中的人們，如在長凳上打盹，不舒服，但總也睡著了。而他們周遭的日常仍陽光清朗、無異狀似地過日子，沒有誰的不幸真被晾曬出來時，人們將多數決即是好人的樣本一樣過活（除非你良知暗潮洶湧）。然正因為是多數人的瘋狂，你甚至以為毀滅另一種族是「正常行為」，這是電影《漢娜鄂蘭：真理無懼》中所提到的「平庸之惡」，善惡在欠缺思考根基下容易隨波逐流，終成世紀之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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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記片《漢娜鄂蘭：真理無懼》演出漢娜鄂蘭提出「平庸之惡」概念的過程。 圖／佳映提供
關於「邪惡的養成」，可以從各類納粹主題的電影中看到清晰的脈絡，如由導演希區考克擔任剪輯的紀錄片《安妮的集中營》（Memory of the Camps），在二戰終結時，高達三萬多具屍體堆疊成山，附近的居民雖知道附近有集中營，也會看到遠方焚化爐的烏煙，但對照著自己社區的綠草如蔭、牛羊處處，附近也有美好的莊園。沒人想得到，或難以想像近在咫尺的「地獄」到底是什麼樣子。直到戰爭結束後，看到集中營屍堆後，四周居民啞然，一如電影《沉默的羔羊》裡漢尼拔醫生問探員史達林說：「妳心中那些羔羊如今還有在啼哭嗎？」其實也暗喻著只有史達林還在啼哭，有些人（羔羊）即使直覺性地哭叫，但未必知道自己被關在獸籠裡，如美國作家華萊士在肯陽學院對畢業生演講時所說的故事：「兩尾年少的魚兒，遇到一尾年長的魚，年長的魚打招呼說：『早安，孩子們，今天的水怎麼樣？』年少的魚之後終於忍不住問：『水是什麼？』」人不見得知道自己置身在什麼樣的時空處境，多數時是像羊群般跟著前一個走，而漢尼拔問的這問題，多年後，回應的卻是電影《黑暗騎士》小丑，他輕快地說：「當一切按照計畫，就沒有人會恐慌，無論計畫有多麼恐怖。」
如柏拉圖預言，
人們相信任何有光影的盒子
很多人至今都對希特勒的崛起與當時有這麼多人跟從而感不可思議，是的，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跟隨？為什麼他們沒有覺得大量屠殺另一種族有什麼不對？背後成因很複雜，但隨人性蜿蜒的地道走下去卻也不難理解，人們往往會集體進入「夢遊」的生活方式，電影《名畫的控訴》裡，納粹大舉搜刮猶太富人家中財物，包括被視為奧地利國寶的克林姆名畫〈艾妲兒肖像〉，女主角瑪麗亞直指：「歸還財物的困難在於奧地利必須認錯，因為承認了這一件，就要全部承認，承認他們並不是二戰的受害者，當時他們是歡迎納粹進城的。」
為什麼會歡迎？希特勒崛起之時，正處於1929年經濟蕭條時期，擅長文宣的希特勒幕僚，拍攝的影片是百姓貧瘠的生活刻意對照於猶太家庭的富裕，抹黑著猶太致富之道，當時只要是電視上播的，都有人信，如電腦中人人各自忙著選邊站，只要有發出光影的盒子，人們都像置身於柏拉圖所預言的山洞，無法抵擋地著迷與相信有發出「光」的東西。
山寨版的正義滿天飛
利用謠言、製造恐懼、癱瘓國會議事，希特勒的崛起其實是場高明的騙術，以正義之師的形態，讓跟從者也以正義為名往前衝，進入一種群體「道德亢奮」的盲目狀態，你在電影《名畫的控訴》、《大尋寶家》裡不難發現，納粹攻城掠國後，很快地有計畫地大批搜刮猶太人家的財物，歷史上多少以公平為名，行掠奪之實，之前備受爭議的「伊拉克戰爭」、歐美、蘇俄對中東的資源的上下其手、伊斯蘭國消滅他族的行為，「正義」這化妝品有太多山寨，拿來粉飾所有資源掠奪，然而置身其中的人未必知道是非善惡，只能倉皇地「斷尾求生」，斷的尾就是與眾人不同的「第二人格」，有人會開始掙扎痛苦，有人能成功割捨那些背對眾人的一面，如電影《為愛朗讀》中以「加害者」身分受審的漢娜，你無從分辨她的善惡，能確定的她只是血肉之軀，身為納粹奧茲維區集中營的守衛的她，每天篩選猶太人進毒氣室，但卻對染病而在街頭不支的男孩伸出援手，一生渴求文字的救贖，請囚犯為她朗讀，最後卻寧可為隱瞞不識字的真相，替其他人承擔加成的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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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愛朗讀》中，凱特溫絲蕾（左）飾演納粹奧茲維區集中營的守衛，每天篩選猶太人進毒氣室送命。 圖／甲上提供
人真想做自己，
還是想逃離自己？
要怎麼看這個加害者？原為車掌的她，深深以自己的不識字為苦，碰到點菜單時畏懼著周遭人的視線，人是可以這樣卑微的，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有勇氣離群，有人是如此害怕自己的「不同」。電影《條紋衣的男孩》裡納粹軍官的兒子尚未像成人有強大的「跟從」意識，與集中營中的猶太男孩暗中來往，沒想到只是換了件條紋衣，就被命運給擄了去，從這一批換到那一群，閘門一放，再也回不到對面伸手可及的自由。於是不是猶太人的人們也下意識地跑啊逃的，像草原的瞪羚或牛群，隱身在犧牲者為前提下的安全中。所謂「做自己」是承平時期的廣告標語，其實大部分的人真相多半一生是在逃離「自己」，各方面都避免成為一個顯眼的落單者，因此還有一部納粹僵屍片《冰血奇緣》在金馬影展中另類熱映過，死了的納粹仍在行軍，雖生猶死，雖死猶生，除了那口氣，近百年多來，勞力密集下，誰能區分自己是在模仿生存，還是真的能活出一條貨真價實的命？
受害者靈魂的四分五裂
而受害者呢？《索爾之子》裡，那只能再苟延殘喘四個月的集中營勞動工索爾，每天忙著為自己族人收屍，總已經麻木的他，直到看到一個小孩的屍體，無緣無故地動了容，這靈魂回了神，就無法麻木不仁，想要為那小小屍體埋葬，連自己的死都不怕，那是什麼樣的情況，連他周圍的囚徒也不懂，人人買個逃生的希望，他卻往人生的尊嚴裡鑽進去，你從那手持式攝影機的晃動視角，可以看到人似蟲子一樣的活，突然有一個人沒有要跟其他蛾子一樣撲火，想要找回身為一個人的「情感」，在那時那地，竟如此可笑，蟲子啊，竟做人的事情，集中營是那樣的處境，笑或哭都是無法負擔也失去權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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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爾之子》的故事聚焦於納粹集中營內。 圖／取自索尼經典電影
另一部《惡童日記》，雖不是在講猶太受害者，但故事發生在1944年，納粹統治的末期，一對戰火下與父母分開，兄弟逃難下被迫與外婆住在小鎮，為了活命，那裡的小孩什麼都吃、什麼都騙，痛罰自己、刻意挨餓、鞭打自己、讓自己的心裡長厚繭來消除任何期盼，殘忍到快把自己殺了的求生法，造成了內心的雙重人格，甚至要殺死了內心另一個自己，才能不帶希望的、本能性的活，務求像牲畜一樣的活，原著作者雅歌塔克里斯多夫表示看了許多二戰中的孩子而寫。那些本能性地剝離了自己的人格，產生幻覺而活著，靈魂被四分五裂，像渣子一樣碎掉的寫法，主角以人格解離來相對這世界價值崩潰。
投機主義旺盛，
納粹真的消失了嗎？
以上一個像蟲子、一個將自己化為牲畜，只怕一點人的自覺跑進來，就成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歲月瞬間土崩瓦解，連點存在過的遺跡都找不到，這是二次大戰與思想統治加成的效果。希特勒是個操縱木偶的人，見人窮了、怕了就餵他們夢想、灌食壯大自己種族的夸談，讓信奉納粹的人都作同一場夢，當時追殺學者、心理學家，佛洛伊德差點喪命，燒毀書籍與藝術品，任何思想可見縫插針的機會都沒有，就如同幾千萬人在作同一個長夢，以邪教的方式進行大規模催眠。
導演漢內克曾拍攝《白色緞帶》來呈現二戰前的人性心理，是如何埋下納粹的種子？他聚焦過度崇尚純潔，以善良為表演秀的小鎮宗教文化，造就大人極端的偽善風氣，這樣刻意節制的環境，讓小孩輕蔑的善良的價值，以為「好人」都是像大人那樣演出來的，充滿謊言的自命聖潔，成為官官相護的共犯結構，連善都可以偽裝、道德則像條貞操帶，遂讓孩子們步上唯信投機主義的人生，引來希特勒這樣的投機者，造成了人類集體且感染力極強的瘋狂。
這並不陌生吧？《白色緞帶》中的納粹本質其實並沒有在世上消失，我們也仍然是投機主義掛帥的世界，邪惡仍在滋長，人類真的不會走回頭路嗎？尾隨的歷史正披上夜衣屏息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