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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拿著「毛語錄」在北京街頭遊行。 法新社資料照片

明天（五月十六日）是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發起日屆滿五十周年，英國金融時報駐北京記者米強（Tom Mitchell）撰文分析北京當局對文革五十罹患的「失憶症」（amnesia）。

文章指出，文革是中國共產黨統治史上最惡名昭彰紀念日之一，儘管當局刻意低調當作沒這回事，但文革影響從黨紀到音樂會無所不在。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文革造成十年浩劫；文革半世紀紀念時間點對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來說格外尷尬。外界難免將毛與習的「強人」形象和打壓異已的手段相提並論。

這篇文章引述倫敦國王學院大陸研究教授布朗的話說：「文革在大陸公眾記憶中一向是難以面對的問題，部分原因是從沒有針對這段不尋常時期可信歷史評估。這是追究責任的問題……一般認為最好就是粉飾掩蓋，假裝一切已被遺忘。此一策略謂之失憶。」中共對「六四」等敏感日期也慣以全國性失憶處理。

失憶對習政權來說相當管用，他的鐵腕策略和反貪整肅將他拉抬至毛澤東以來罕見高層次。當局淡化文革紀念，但二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紅歌會」讚頌紅色革命及毛澤東，並有意無意歌頌習；此舉讓習惱怒，指示嚴查。

大陸全國政協前副主席馬文瑞之女馬曉力寫信給中辦主任栗戰書，對「文革復辟和回潮」提出警告，她的父親在文革期間遭迫害。曾為黨高層的習仲勳在文革期間遭整肅，習近平被下放到農村。這些家人曾遭受類似命運的黨高層，多選擇對黨忠誠擺在個人冤屈之前。

習近平二○一三年以總書記身分發表演講時提出「兩個不能否定」：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這是描繪共黨統治持續意圖的一部分，從毛澤東文革成就到鄧小平經濟改革，再到習近平「轉型」。

許多人認為，黨不願面對文革遺緒其實另有所圖。任教於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喬木說：「習正在打造個人崇拜。若否認文革，則須駁倒個人崇拜，這影響到習的權力。」

儘管中共中央早已否定文革，但在文革發動五十年的今年，當局採取隱晦作法，不准民間反思文革，被視為右派的大陸期刊「炎黃春秋」這期已停印，言論自由似比以前更限縮。

曾為炎黃春秋副總編輯的解放軍史專家劉家駒表示，這期原有許多反思文革的文章，但都發不出來，期刊已暫停發行。

他說，現今為何有人會回憶文革、懷念文革，甚至希望再來一次，對富二代「洗一遍」，就是因為利益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愈來愈大。

大陸前總理溫家寶在二○一二年全國兩會上就已提到，文革的錯誤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

這些跡象以五月二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演出的「五十六朵花」晚會最明顯，晚會的卅首歌曲中全是頌揚毛澤東與習近平、彭麗媛的歌曲，背景畫面甚至有文革時的「打敗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標語，讓人直覺文革回來了。

有學者表示，習當然深知文革之害，但在現行體制下，及隨著大陸內部局勢緊張，社會矛盾問題、群眾事件層出不窮，在維穩大旗下，各種不利政府言論被進一步壓縮。

大陸作家、近代史研究者葉曙明表示，當局對文革態度在九○年代一度寬鬆，之後又趨嚴，封鎖地方史料禁止查閱。隨著時間拉長，討論文革應更寬鬆，但現在反而比十年前更緊，中共正走後退的道路。

一位不願具名文革專家指出，那段瘋狂時代，受害的高官也害過別人，攤開檢視後這筆帳該怎麼算？為穩固執政地位，中共必須淡化、遺忘文革，也因太多受害與加害雙重角色，形成全民遺忘社會氛圍。

大陸文革爆發後，學生打死老師、造反派鬥死黨政官員，革命激情暴虐蔓延至全國，甚至出現「亂殺風」，「黑五類」慘遭滿門抄斬。十年期間，180萬人遭「同胞」批鬥、屠殺身亡。這等於殺了現今的一整個台南市人口。

在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號召「造當權派的反」下，1967年1月開始，時任大陸國家主席劉少奇與太太王光美數度遭到幾十萬名紅衛兵的批鬥、毆打，之後劉少奇遭中共中央認定為「叛徒內奸工賊」，永久開除黨籍。劉少奇之後遭軟禁，1969年因病身亡。

一個公開鼓勵人民造反的國家，名義上國家最高元首、被視為毛澤東接班人的中共黨內第二號人物都遭到幾十萬人公開批鬥，軍隊元帥、各地方首長也都慘遭批鬥身亡，那麼，這個國家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事實證實，這使得造反風潮蔓延至全國各地，造反派與當權派互鬥，許多地區甚至出現一股「亂殺風」，而喪命者卻往往是早已遭共黨極權體制剝奪公民權的「黑五類」。

1967年至1968年，廣西73個縣就有6至8萬人遭無辜屠殺，許多「黑五類」慘遭滿門抄斬，當地還出現「吃人群眾運動」，動不動就拖出一排人批鬥，每鬥必死，每死必吃。

大陸學者鄭義在「紅色紀念碑」一書具體描述，吃人運動到達高潮時，「活人開膛，只須在軟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腳往肚子一踩，心與肚豁然而出。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餘下的任人分割。紅旗飄飄，口號聲聲，場面盛大而雄壯…」

北京學者錢理群曾分析說，這些殺人者之所以殺人，「大都是懷著神聖、高尚的革命激情和幻覺，以及革命的恐懼感」，這和大饑荒求生般的吃人不一樣，「此種革命的嗜殺狂，是更令人恐懼的。」

一名當年曾參與殺人吃人的廣西老人生前接受媒體訪問說，「是我殺了他。誰來問我都不怕。幹革命，心紅膽壯，全村人都擁護我。毛主席說，不是我們殺了他，就是他殺了我們！你死我活，階級鬥爭！」「我犯了錯誤，應該由政府來殺，不該由我們來殺。」

老人的話讓人了解到當年集體屠殺的背景確實是出自革命激情嗜殺與不殺死對方自己就得死的恐懼。

正如大陸知名報導文學家蘇曉康所言，發生人吃人的人倫悲劇甚至不是因為飢餓，而是「純政治性的生存絕境」。

錢理群曾分析指出，1967年至1968年，毛澤東把自己「武裝左派」和「群眾專政」的失策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歸之於早已被打倒的「國民黨、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並再度號召民眾鬥爭。

事實上，上述這些人早在中共建政後，就被「戴上帽子」，被視為無產階級的「敵人」，沒有公民權。他們動不動就被拉出去批鬥，因而大多「不敢亂說亂動」。但文革時期，他們不只被批鬥，還遭到屠殺。

在中共二元思維鼓吹下，「敵人」等同於「非人」，這些人已被「從人籍中開除出去」。他們在文革時被形塑為「反革命分子」，也就是所謂「叛亂分子」，可能會動搖國本，因而遭到極刑對待，甚至是抄家滅族。

毛澤東一聲令下，各地討伐力道如此強烈，還因為當時毛澤東驚人的「紅色教主」地位。毛澤東不僅在黨內建立獨尊地位，更成為全民的精神導師。不管保守派或造反派，都是毛澤東的堅定支持者。

文革時期，大陸書店裡清一色只有毛澤東著作，全民每天都要集體誦讀「小紅書」，也就是「毛語錄」，「向毛主席早請示、晚匯報」，每天還要跳「忠字舞」，「向毛主席表忠誠」。

「毛澤東的肖像和語錄都被神聖化了，連他送給紅衛兵的芒果都被當成聖物來看待。若不小心損毀了印有毛澤東三個字的報紙，更會惹上『反革命』的罪嫌，遭到無休無止的批鬥。」專研中共黨史的中研院院院士陳永發這麼形容。

當時各地街頭上到處都可看到以朱紅顏料寫成的毛語錄，農村裡的廣播，每天播放「毛主席語錄」、革命歌曲及中共中央的最新指示。

在全天候無止盡的廣播動員下，大陸全國各地熱烈響應毛澤東指控「國民黨、資產階級、地主階級」是反動勢力，大陸許多地區傳出許多「反共救國團」、「暗殺（紅五類）團」組織成立、黑五類分子要奪權叛亂等謠言。

再加上「毛主席說，要對『階級敵人』颳十二級颱風，而且『要抓出隱藏的敵人』。」不少農村陸續出現大屠殺行動，因為必須「制敵為先」，原本就是「階級敵人」的黑四類或黑五類分子優先成為祭旗對象。

早在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大興縣13個農民公社就屠殺325名四類分子和子女，有22戶被滿門抄斬，年齡最大的是80歲，最小的才出生38天。

1967年秋天一直到1968年8月，廣西也發生集體大屠殺黑五類及子女的事件。1967年10月，全州縣東山公社三江大隊2天內坑殺76名地富分子和他們的子女，揭開廣西大屠殺序幕。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要求廣西停止武鬥，嚴懲現行反革命分子，反而釀成第二波大屠殺高潮。

廣西遭集體大屠殺的受害者，多半被控參與「暗殺隊」或是「反共救國團」，且受害者絕大多數是黑四類分子。

2006年，時任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社會學助理教授蘇陽曾發表研究指出，文革時期，雲南、青海、內蒙古、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等地都曾出現「系統性地成批處決手無寸鐵的平民」，不同於群眾街頭武鬥所造成的傷亡。

他分析說，在集體大屠殺前，地方政府會先編造謠言，然後展開鎮壓屠殺。殺人過程是有組織的，有時召開群眾大會，即公審大會，當眾處死多人。有時被害人會被捆綁帶到無人地方處死。這類行動還會得到政治獎勵。

「受害者大多是四類分子及其家人。這意味著集體屠殺是消滅階級這一黨（中共）的長期政策演變為集體滅絕的過激表現。」蘇陽根據種族滅絕的文獻，從政策角度提出這種分析。

他分析廣東、廣西、湖北三地的集體大屠殺事件後發現，「越是貧窮的邊遠地區，越可能發生集體屠殺。」這是因為當城市階級鬥爭語言向下傳播時，在鄉村會以極端暴力形式表現出來，與國家對暴力的鼓勵也有關。

評論者林達在鳳凰網發表評論文章，把「地主、富農、反革命（國民黨政權的軍政人員被中共定義為歷史反革命）、壞分子」稱為中國的「猶太人群體」，這個大約2千萬人的群體從1949年就開始大規模的被非法殺戮、被無罪監禁、被非法限制自由、被非法剝奪財產。

文革時期，黑四類擴大為黑五類，甚至是21類分子。「納粹和文革浩劫的問題，是徹底毀掉法治基礎，大規模誣陷與政治完全無關的平民。」林達如此分析。

文革結束後幾年，中共陸續對「地富反壞右」、黨外人士、台港僑屬、投共前的國民黨人員等人「摘掉帽子」，給予公民權，他們不再被視為政治賤民。逾300萬名中共黨員幹部得到平反。

陳永發說，「在文革中曾被批鬥的黨政幹部，文革後得到平反，不僅官復原職，還升遷很快。但是那些地主、富農與資本家呢？」

黑五類只是被摘去帽子，但被中共定義的身分歷史罪始終未能平反。

文革動亂，被害與自殺的名人遍及各界，許多受害者是當時國家的精英，有學者、專家、藝術家、教授，音樂家，著名運動員等。

著名音樂家陸洪恩，因反動言論被逮捕後處死，死前最後審訊時，他全面指責文革之罪。他說：「我想活，但不願這樣行屍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寧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災難，我不願在暴虐、浩劫、災難下苟且偷生。」

林昭（彭令昭），一九五四年江蘇省第一名成績考入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因一再上書、指責當時局勢，被依現行反革命罪入獄。

她在獄中備受折磨，即使胃炎、生理痛手腳鐐銬依然不能解下。被槍決後，上海公安局向家屬要子彈費五毛錢。其父自殺，母親精神失常死於上海街頭。

張志新批判毛澤東被捕後坐牢六年備受折磨，被鐵絲鉗住她的舌頭和嘴巴，背上背著十公斤重的鐵錘，不斷被獄卒毆打，頭髮被拔光，獄官多次派男犯人對其輪流性侵害。

被處決前，她已精神失常，她用饅頭沾著經血吃，坐在大小便裡，臨刑前還被毛遠新下令割喉折磨。一名監獄女管教員目睹慘狀旋即昏厥。

文革還摧毀了中國五千年文明，幾乎把五千年留下來的文物古蹟破壞殆盡。紅衛兵破四舊、打倒孔家店，約一千萬戶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間無數的珍貴字畫、書刊、器皿、飾物、古籍都被銷毀！

這樣的損害比歷朝、歷代爭戰，近百年列強入侵，與國共內戰所毀損的加起來總量，還要多上百倍、數千倍。這些毀滅性的破壞，其負面影響，幾代、幾十代人也難以消除。

作家阿英（錢杏村）曾說，「過去帝國主義掠奪文物，我曾痛心疾首，夢想有朝一日全收回來。現在我想通了，與其讓這些不肖子孫毀滅，倒不如讓外國人保存起來，不至於毀滅，還能留存在人間。」

文革後，中國人民大學社會系教授沙蓮香曾研究文革對中國人人格特質的影響，她發現，文革前中國人最具備的特質：勤儉、仁愛、忠孝、氣節等肯定性評價。文革發生後，中國人的特質變成屈從、欺瞞、私德、功利。

這篇專文早在卅多年前發表，迄今仍是調查中國人人格特質的權威，這項研究說明文革對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傷害之深。

有學者認為，大陸當前社會人與人互不信任、道德淪喪，甚至互相陷害，並非改革開放後發展市場經濟的結果。而是「建國」後，前卅年接二連三的各類政治運動留下的文化烙印。這種「壓服式文化」不僅導致整個中國社會的「面從腹誹」（表面順從、心裡不以為然）之風，也使人們日漸深藏不露，或唯唯諾諾、或從來不說真話。

文革的歷史遺毒持續到今日，「皇帝新衣」式的社會謊言體制遍地都是，表面上看，是思想統一和言論一致了，但人們其實是敢怒而不敢言或和敢怒無處言，過著精神壓抑和人格扭曲的精神分裂生活。

學者指出，文革斬斷中華民族文化的血脈，才是導致當前社會出現很多文化問題、社會問題的主因。道德淪喪、唯利是圖、言行相詭、漠不關心和暴戾之氣等，瀰漫於社會，皆與中共建政後的前卅年無情批判中華傳統文化，推動文化大革命有關。

一九六六年中共發動摧毀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化大革命，隔年台灣即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以復興中華文化為目標。兩岸對抗從政治延伸到文化，而台灣也透過復興運動取得「中華正統文化」地位，迄今仍被為視為「保存中華文化的最後堡壘」。

為了保護中華文化、並與文革分庭抗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孫科、王雲五、陳立夫、孔德成等一千五百人聯名要求政府將國父誕辰日（十一月十二日）訂為中華文化復興節。隔年七月，時任總統的蔣中正倡議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簡稱文復會），並兼任首任會長。

文復會初期，蔣總統親自督導創建眾多機構與委員會，在各領域推行中華文化。如學術出版促進委員會負責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重新詮釋與推行儒家思想；國劇推行委員會鼓勵京劇的改編與演出。直到今天，台灣對中國古籍經典的詮釋，以及京劇、崑劇現代化編演，仍占有重要地位。

在推行中華文化的主軸下，當時的台灣，從小學教育到大學入學考試、公務人員考試，皆強調以儒家學說為主的「國文」能力。

台灣經濟的起飛，跟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蔣總統認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得先從教育改革做起。一九六八年，也就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的隔年，台灣國民義務教育由六年延長為九年。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實施，徹底提高台灣教育水準，亦奠定一九七○年代台灣經濟起飛的人才基礎。

這波「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原始動機或許是對抗與較勁，卻徹底改變了台灣。半世紀後重新評價，台灣在儒家思想、傳統書畫與戲曲的重新詮釋上，比對岸多了深度與高度；台灣人的氣質與內涵，也比對岸多了「溫潤」的儒家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