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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紅袖章。毛澤東給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取自網路）在道歉的學生中，宋彬彬最被人熟知。宋彬彬是中共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曾因登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獻紅袖章而家喻戶曉。毛澤東當場給她改了名字，稱革命不能文質彬彬，要武嘛。宋彬彬以“宋要武”名揚神州大地。偉大領袖“要武”的最高指示也在全國引發大規模武鬥，成千上萬的民眾命喪黃泉。
*鞠躬默哀數度落淚*
在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一間狹小的會議室，擠滿了50多人。屋子的角落，放置了卞仲耘副校長的半身塑像，她兩手交疊在一起，表情和善溫柔。塑像是女附中500位師生捐款建成，於2011年安放在此。宋彬彬和幾位“老三屆”學生給卞校長雕塑鞠躬默哀，宋彬彬數度落淚。
共識網獨家刊登了宋彬彬道歉書的全文（見附錄）。
這不是宋彬彬第一次有爭議的回到母校。宋彬彬2007年曾參加校慶活動，並被這所以學生造反打死校長而聞名的中學評為知名校友，引發海內外巨大爭議。
*榮譽校友榮辱顛倒*
據報道，那天是2007年9月8日，北師大實驗中學在人民大會堂（凸顯出這所不尋常的學校的高規格）舉辦了盛大的“光榮與夢想”校慶九十周年慶典。學校全體師生、部份校友、部份退休教師、領導嘉賓、外國使節、香港姊妹校師生等近六千人出席了慶典。
慶典由已故中央台主持人羅京、鳳凰衛視著名主持人、北師大實驗中學校友陳魯豫，北師大實驗中學音樂教師梁樂、北師大實驗中學初二5班謝依一同學共同主持。根據校方的報道，在慶典上，學校對校慶活動中網上公開投票評選的90名知名校友頒獎，其中包括校友宋彬彬。當時的宋彬彬對卞仲耘校長被打死這段往事選擇了沉默。
*一朝失足終身悔痛*
附錄：共識網獨家刊登宋彬彬道歉全文：
《我的道歉和感謝》
今天我特別激動，很早就盼望有這樣一個見面會了，但沒想到會這麼快。我還不到70歲，在座的老師都比我年長，許多老師年高體弱，如朱學西老師都近90高齡了，還冒著嚴寒來參加會議，我非常感動。謝謝老師們，給我這樣一個機會和老師同學們見面，謝謝你們能聽我在四十多年後說的一些心裡話。
女附中的文革，是從1966年6月2日我參與貼出第一張大字報開始的，大字報不僅破壞了學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並傷害了許多老師。所以，我首先要向當時在校的所有老師和同學們道歉。
我是工作組進校後任命的學生代表會負責人之一，在工作組撤走一周後，校園裡發生了暴力致死卞校長的8-5事件。我和劉進曾兩次去大操場和後院阻止，看到圍觀的同學散了，以為不會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對卞校長的不幸遇難是有責任的。當時我想的更多的是工作組犯了錯誤，我們也跟著犯了錯誤，擔心別人指責自己“反對斗黑幫”，所以沒有也不可能強勢去阻止對卞校長和校領導們的武鬥。
二是我們欠缺基本的憲法常識和法律意識，不知道公民享有被憲法保護的權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對人權、生命的集體漠視，釀成了卞校長遇難的悲劇。
請允許我在此表達對卞校長的永久悼念和歉意，為沒有保護好胡志濤、劉致平、梅樹民、汪玉冰等校領導，向他們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這是我終生的傷痛和懊悔。
文革是一場大災難，對此我也有切膚之痛。1966年8月18日，我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主席獻了紅袖章。毛問我：“你叫什麼名字啊？”我說叫宋彬彬。“是文質彬彬的彬嗎？”我說：“是。”毛又說：“要武嘛。”事後光明日報記者來學校採訪，要我寫文章，我說就那幾句話，沒什麼可寫的，當時還有別的同學在場。
沒想到，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報》轉載此文，立即家喻戶曉。短短几天內，暴力橫掃全國，不但造成無數的家破人亡、生靈塗炭，還帶來了國家精神、文化、經濟上的慘重損失。而真實的歷史是我從來沒有改名叫宋要武，我們學校也從來沒有改名叫“紅色要武中學”。
40多年來，有兩個不同的宋彬彬：一個是老師同學們認識、了解的宋彬彬，另一個是成為文革暴力符號的“宋要武”。我想藉此機會，在了解我的老師們面前再說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沒有組織、參與過任何暴力活動，包括抄家、打人、故意傷害老師和同學。
我是2003年回國的。回來後，參與了劉進、葉維麗等對學校文革初期事件的調查。在這十年中，見到和拜訪過梅樹民老師、劉秀瑩老師、李松文老師，我的班主任趙克義老師和多位文革時在校的老師和同學們。這個過程促進了我對文革的反思。
我們曾在不同場合對老師和校領導表達了道歉，而老師們的寬容體諒又讓我深深受到教育。譬如在反右和文革中都深受迫害的朱學西老師，曾對我們說：“宋彬彬因宋要武受害，她沒有做這些事情，就不要有什麼負擔，否則我們一輩子受害，你們一輩子也受害了。”李松文老師在8-5當晚，為了讓醫院儘快搶救卞校長，帶頭簽名作保，四十多年後，為了澄清事實，再次作證。劉秀瑩、梅樹民二位老師對我們既有嚴厲的批評，也有真心的愛護，對於我們的調查文章逐字逐句審核批改，這份關愛一直持續到他們生命的盡頭。如果他們能參加這個見面會，該會有多高興啊。我希望九泉之下的老師，也能聽到我們真心的道歉和感謝。
我是1960年考進女附中的，從少年到青年，我人生中最關鍵的六年是在女附中度過的，老師和母校給我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這六年中，老師們循循善誘的教導，樹立了我做人的基本品格和道德底線。文革之後，母校堅守原則證明了我的清白，老師們更是鼓勵我要實事求是，正直坦蕩地度過晚年。反思我的一生，雖然坎坷曲折，有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我可以負責任的告慰老師告慰母校：我沒有辜負你們的教導，一生都恪守“認認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則。
今天，我能面對當年的老師和他們的家人說出多年來我一直想說而又沒有說的話，是因為我覺得，我個人受到的委屈、痛苦都算不了什麼，重要的是，一個國家走向怎樣的未來，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她如何面對自己的過去。如果忘記了過去的悲劇，忘記了過去的錯誤，悲劇還可能重演，錯誤還可能再犯。沒有真相就沒有反思。同樣，沒有反思也難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過錯事、傷害過老師同學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諒、達成和解，我相信這是大家的願望。
我要再次說聲，對不起！
再次說聲，謝謝老師們，謝謝母校！網路作家冉雲飛稱：這次她的道歉雖然充滿辯解、推脫，剔除其道歉背後的動機勿論，對道歉這個事實，我持謹慎之贊成態度。有更多的個體出來道歉，對更多的年輕人真實地理解文革是有幫助的。
但是，很多網友對宋彬彬為什麼具體事情道歉提出質疑？她只是泛泛地譴責文革，並沒有向被害的校長表達自己多年來所受到的良心譴責和應付的責任。她在道歉聲明中說她“沒有也不可能強勢去阻止對卞校長和校領導們的武鬥”,“請允許我表達對卞校長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沒有保護好校領導，是終生的傷痛和懊悔”。
宋彬彬的道歉更多的是引發了爭議。北京外媒引述北京電影學院教師崔衛平的話說，“她在紅衛兵中是個重要人物，對她的要求應該比普通人高。說自己目睹了一場謀殺，之後又說自己不知道凶手是誰，這毫無意義”。
*沒有真相遑論和解*
宋彬彬的道歉，遭到卞仲耘的丈夫、93歲的王晶垚的拒絕。多年來，他一直指責宋彬彬及其他人掩飾他們在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一事中的表現。
卞仲耘稱宋彬彬們沒有直接向他道歉，他是通過媒體獲悉這件事的。媒體引述王晶垚的話說：“因為她做的那些事，她是個壞人。她和其他人都受到毛澤東的支持。毛澤東是所有罪惡的根源。他幹了很多壞事。這不是個人問題……整個共產黨和毛澤東都有責任”。
七年前北師大附中舉行校慶的彩旗飄飄和鼓樂聲，難掩一位丈夫對真相的吶喊和對凶手的譴責。王晶垚得知校慶中把宋彬彬評為知名校友之後，發表了中國官方媒體不予報道而在互聯網上廣泛傳播的三點聲明。這三條要求擲地有聲，凸顯出老人對半個世紀遲遲未來的公義的訴求：
*釘棒毆打軍靴踐踏*
第一、1966年8月5日，原師大女附中（師大附屬實驗中學）的紅衛兵在校園裡，在光天化日之下將卞仲耘同志活活打死。凶手慘無人道，用帶鐵釘的棍棒和軍用銅頭皮帶毆打，用軍靴踐踏，折磨達數小時，其過程令人髮指！宋彬彬是當時學校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她對卞仲耘之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現校方在知情者明確提出異議的情況下，仍堅持將“知名校友”的榮譽授予宋彬彬。對此，我不得不提出強烈抗議。
第二、現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校方公然違背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結論，將宋彬彬的活動和“8.18”事件作為光榮業績加以炫耀。這是對中國全體文革受難者及其家屬的再一次最嚴重的傷害，對歷史的褻瀆。這種肆無忌憚的舉動，是公然誘發“文革”捲土重來的危險信號，應該引起全黨全國人民的警覺。
第三、要求校方做出明智的處理，撤銷授予宋彬彬知名校友的榮譽稱號，並將處理結果通報海內外校友和在校師生員工；組織全體在校師生，尤其是要組織學生認真學習中共中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讓青年學生認清文革曾經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
*吹捧文革不顧底線*
93 歲的王晶垚老人，也許看不到為文革建立紀念館並且把妻子的血衣陳列在紀念館裡警示後人的一天了。相反，今天的中國，從唱紅打黑，到七個不準，到打殺大V公知，瀰漫著一股文革之風，當局似乎不用摸石頭就走上了沒有毛的毛方向。看看這所以學生打死校長而知名的學校對榮譽校友宋彬彬的介紹：宋彬彬，女，畢業於 1966年。1966屆高中3班。宋彬彬在校學習時熱愛學習，熱愛集體，關心同學，尊敬師長，嚴格要求自己，積极參加社會工作，高三加入中國共產黨。在 1966年8月18日，主席接見紅衛兵時，為主席佩戴上紅袖章。在文革中曾受江青等人迫害，後響應國家號召去內蒙插隊；十年動亂後，出國求學、工作，研究生學歷。
“為主席戴上紅袖章”這句話，顯然不是作為負面批評，譏諷和譴責而加上的，更是這所具有革命傳統的名校賴以驕傲和自豪並希望能夠名垂青史的光榮。
對文革的態度，已經超越了紅歌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來就是好，就是好”的自我吹噓和自我肯定的階段。良心常年的責備和譴責，會讓一個尚有良知的人無法永遠保持緘默。
*國家道歉清算罪惡*
潘多拉的盒子隨即打開。更多的罪行和懺悔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宋彬彬的道歉，也引發了一系列問題：誰應該為文革道歉？更應該道歉的是不是這個國家和黨？毛澤東在文革時期的“錯誤”以至罪惡要不要清算？卞仲耘校長的慘死難道用毛的三七開而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嗎？
文革至今仍然是一個禁區。在中國互聯網上討論文革的文章，會立即被網管封殺。宋彬彬的道歉引發出清算文革罪惡的大討論，矛頭直指對毛澤東的評價。
@矛頭鷹:他們是加害人，也更是受害者，大多還是未成年青少年，而真正元凶依然逍遙法外，甚至被供奉為神，沒有追究責任。文革是典型反人類罪行，不從根上反省和翻然悔過，天理難容。陳小魯宋彬彬敢於站出來道歉，是好事。但更應道歉懺悔的人誰，應該予以扒衣揭露。
*牛雞之間何去何從*
海外文革學者王友琴，通過搜集大量資料，訪談，成為卞仲耘被害事件和文革的最權威研究者之一。王友琴曾講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故事：同樣是動物，在看到同類被殺之後，牛群會拒絕前往同類被殺的地方，哪怕那裡青草肥美，並會發出悲傷的吼叫。而雞群卻不但仍然在同類被殺的地方嘻戲玩耍，還會爭搶被屠宰的同類的內臟一飽口福。王友琴說：“對活在文革後時代的普通人來說，我們都被置放到了牛和雞之間的某個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