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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滿清是怎麼滅亡的?」之中提到滿清亡於四大要素，其中經濟部分前文只簡單帶過，這篇來詳細談談整個來龍去末。


不妨先下個聳動的標題：「滿清是被橡皮給滅亡的」。


這要分兩頭說起，先從上海租界講起，話說自從上海跟香港有了租界，原本中國並沒有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家是「招商局」），但是租界是外國的地盤，自然外國有的股票在租界也會有交易所，另一方面，租界既不屬於中國，也不那麼屬於外國，因此成為一種三不管地帶，在沒有金融管制的地方，金融工具的發展最為快速，因此上海與香港成為全球金融業執牛耳之處。


很難想像嗎？請看證據，證據就是「匯豐銀行」，叫「HSBC」，「H」就是「香港」，「S」正是上海，原全名正是「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匯豐銀行是從香港跟上海起家的，有沒有驚訝？XD


一百多年來上海跟香港一直是「國際金融中心」，後來上海在「淪陷」之後就完蛋了，留下香港一直是全球金融業的頂尖玩家，這是有上百年來的歷史因素在的，所以台灣以前笨笨的喊要當「亞太營運中心」實在是搞不清楚狀況，怪不得怎麼喊都辦不起來。


所以各位可以理解，當時上海竟然有相當國際化的證券交易市場，與國際連動，還能交易期貨.....整個好像走錯時代不是嗎？


在八國聯軍結束後，滿清在慈禧、袁世凱、張之洞等人的主持下，開始了「庚子後新政」，或稱「立憲改革」，在這段期間內，雖然立憲最後沒有實行，卻執行了廢科舉、興新學，大力推動留學，並積極發展工商實業的政策，使得從1903年起，當時中國的工商實業一片欣欣向榮，連續景氣了6年。


上海的金融業也因此而發展到鼎盛，各位可以想像，當時的資本市場就像網路泡沫前期一樣，信用極度的膨脹。






另一頭，則要從福特汽車說起，1908年，福特汽車的創辦人亨利•福特推出了著名的「T型車」，這款車的最大歷史意義是引進了生產線的製造流程，因此生產成本大為降低，一時風靡市場。


福特T型車的推出，造成輪胎的大量需求，製造輪胎需要橡膠（當年稱之為橡皮），因此使得橡膠業大發利市，1908年，美國橡膠進口總值約為5700萬美元，1909年增至7000萬美元左右；1908年英國橡膠進口總值為84萬英鎊，1909年增至141萬英鎊。


想當然耳，橡膠價格飆漲，20世紀初，1908年倫敦市場橡膠每磅售價2先令，1909年底漲至每磅10先令，1910年春達到最高點12先令5便士，當時橡膠生產成本僅為18便士，全球橡膠業簡直是賺翻了，於是全球不斷成立新的橡膠公司，並發行股票上市。


前段剛說過，上海當時是國際金融中心，國際熱錢正瘋狂的燒向橡膠產業，上海當然不落人後，更重要的一點是，南洋群島是橡膠重要產地，因此當然是各國投資的重點地區，上海佔地利之便，成為橡膠公司集中地，到1910年初，為開發南洋橡膠資源而成立的公司達到122家，《泰晤士報》指出，其中有超過40家都設立在上海。


這些設立在上海的橡膠開發公司，多由上海的洋行經辦、代售股票，並在上海的外國銀行開戶，40家公司的資本總額高達2500萬兩。這些經辦洋行包括公益洋行、進益洋行、殼件洋行、德華銀行，當然也包括了開頭提到的匯豐銀行，以及渣打銀行(當時稱為麥加利銀行)。


隨著橡膠價格飆高，在倫敦金融市場，橡膠股票的交易簡直是極度狂熱，100萬英鎊的股票在半小時之內銷售一空，上海自然也是如此，據梁啟超後來的回憶，當時上海人炒作橡膠股票成了全民運動，連橡皮是什麼都不知道的人也在狂買橡膠股票，惟恐落於人後，沒賺到這一把，這也不難想像，台灣股市萬點的時候，很多台灣股民也搶買了一堆做什麼產業都不知道的股票，大體上就是這樣的情況。


在這種情況下，1910年4月，40家公司的2500萬兩股票幾個月內就銷售一空，接著價格是翻倍再翻倍，如「地傍橡樹公司」的股票，1910年2月19日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的開盤價格，每股僅25兩，才過了不到一個半月，4月6日，翻了一倍上漲到50兩。


上海的錢莊當然也瘋狂搶進，如正元錢莊買進橡皮股票達3∼400萬兩，而比較保守的錢莊不自己買進股票，但也貸款給投資人買股票，或拆借同行，於是大多數的錢莊票號都直接間接的涉及橡膠股票交易，據東亞同文會的報告，橡膠股票的投資總額約為6000萬兩，其中70%∼80%的股票為中國人所有──靠夭，滿清真是「經濟強權」──華商在這次橡皮股票交易中，投入上海市場的金額約在2600萬兩∼3000萬兩，投入倫敦市場約為1400萬兩，兩方面加起來，總額約在4000萬兩∼4500萬兩之間。


可以想像當時上至高官，下至錢莊行員，甚至販夫走卒，全都參與「全民炒股行動」，炒最大的就是前面提到的正元錢莊，以及另外兩家兆康、謙餘錢莊，他們不但調動自己錢莊內的資金，還向外資銀行調借，更向森源、元豐、會大、協豐、晉大五家同行拆借，槓桿玩超大。


很不幸的，1910年6月，美國政府終於覺得橡膠飆漲太誇張，有違「國家安全」，於是執行限制橡膠消費政策，此令一出，國際橡膠市場立即暴跌，很快跌回6先令，那橡膠股票呢？當然是馬上「剉塞」，上海股票交易所的橡膠股票直接停止交易，1911年初恢復交易，但每天「無量下跌」，就是只有賣盤，沒有買盤，到1911年7月，買盤才開始出現，買盤報價每股4兩，真是個「腰斬再腰斬再腰斬」......


正元、兆康、謙餘三家錢莊共損失500萬兩，當場倒閉，而他們一倒，被他們借錢的森源、元豐、會大、協豐、晉大五家也只好跟著倒閉，就像是「雷曼債」事件，正當骨牌連鎖效應要發動時，有人出手了。


這個古代的「聯準會主席」就是袁世凱手下，上海道台蔡乃煌，當時中國的其他地區都還是傳統錢莊，上海卻是超時代的金融中心，但是蔡乃煌卻能理解這個金融危機的本質，並在第一時間出手阻止，動作比現代的美國聯準會主席伯南克還要快速精準，實在是超時代的一流人才。袁世凱有手下如此，怪不得辛亥年中外一致認為只有他才能主持中國。


不過蔡乃煌沒有現代聯準會的權力，他必須上奏才能行動，於是他立即和上海商務總會會長周金箴，乘專車趕到寧波去見兩江總督張人駿與江蘇巡撫程德全，請張人駿轉奏朝廷。


7月27日，朝廷批准向外國銀行緊急借款，8月4日，蔡乃煌與9家外國銀行簽訂「維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萬兩白銀，以其中的140萬兩代正元集團歸還欠款，其餘210萬兩則存放於規模最大的龍頭錢莊源豐潤、義善源，又再緊急撥出上海官銀300萬兩，也存放於源豐潤和義善源及分屬庄號，以穩定這兩大金融機構，一時間就把這個4500萬兩規模的大爆炸給鎮壓住了，實在是了不起。


當時中國全國的金融體系中，最具領袖地位的就是源豐潤和義善源兩家，它們可以不依靠外國銀行的拆款而稱雄，主要就是因為獲得上海道官銀的支持，上海官銀約有六成存於源豐潤體系，四成存於義善源體系。只要這兩家支柱穩定下來，上海就不會發生抽銀根、擠兌等風暴，蔡乃煌可說是對市場了解甚深。


但是，因為「辛丑條約」的庚子賠款，滿清每年都會提撥上海海關的稅款「滬關庫款」用來償還賠款，「滬關庫款」是屬於國庫性質的上海海關的稅款，歷來由上海道台經手，蔡乃煌提撥的上海官銀之中就有當年要還款的「滬關庫款」190萬兩，這意外成了問題的引爆點。


2個月後，1910年9月，滿清政府按照慣例要繳賠款了，於是要上海道從源豐潤、義善源等莊號提取190萬兩「滬關庫款」來付賠款。


這蔡乃煌雖然自己很懂市場，但是上海市場太「超時代」了，朝廷裡的官員根本搞不清楚狀況，蔡乃煌一聽到要從源豐潤、義善源提款，簡直是在好不容易補起來的洞上面戳，心想這下要糟，連忙上奏朝廷，請求暫時不要從源豐潤等錢莊中提錢，改先由大清銀行撥銀200萬兩墊付。


不幸的是，中央腦殘官員度支部侍郎（副部長）陳邦瑞不但搞不清楚狀況，兼且他平時就跟蔡乃煌有舊怨，於是趁機政治鬥爭，指使江蘇巡撫（上海歸江蘇轄下）參奏蔡乃煌，指控：「妄稱市面恐慌，恫嚇政府，不顧朝廷顏面，拖付庚款。」清廷立即將蔡乃煌革職。


蔡乃煌知道事情厲害，即使被革職了，還是再次急電軍機處，要求寬限時日，申明絕對不可以從源豐潤等錢莊急提「滬關庫款」。


不料軍機處仍然認為他是「恫嚇政府」，嚴加申斥之外，還限令兩個月內交割完畢，蔡乃煌只好向源豐潤和義善源急提200多萬兩，10月7日外國銀行已經宣布拒收21家上海錢莊的莊票，市場資金已經很緊張，一提之下，果然源豐潤應聲倒閉。


源豐潤是全中國金融業的龍頭，一垮下去，6家大型銀號也跟著一命歸西，外國銀行見狀連忙開始停止拆款並追回欠款，「雨天收傘」抽銀根幅度達600萬兩，這時候度支部才電令大清銀行緊急調運100萬兩白銀至上海，又在12月11日以江蘇鹽厘擔保向匯豐、德華、東方匯理三外銀借款300萬兩，哪裡填得上？1910年初又有30家錢莊倒閉，義善源也搖搖欲墜了。


當時義善源的大股東為李鴻章的侄子李經楚，同時任郵傳部右侍郎、交通銀行總理，而交通銀行幫理是袁世凱的親信梁士詒，李經楚於是從交通銀行緊急借款287萬兩，暫時保住義善源。


不幸的是，1911年初袁世凱的死對頭盛宣懷就任郵傳部尚書，為了打擊袁世凱安插在交通銀行的梁士詒，他以查帳為政治鬥爭手段，李經楚只好立即歸還義善源從交通銀行拆借的款項，一提之下，上海義善源總號帳面上只剩下現銀7000兩，義善源總號經理丁維藩試圖利用股票為抵押向新任的上海道台劉燕冀借款十萬兩急調頭寸竟被回絕，隔日，義善源開不了門只能倒閉，負債1400萬兩。


源豐潤、義善源分號遍布全國，往來莊號之多簡直難以計算，它們一倒閉，使得北至營口、北京，南至廣州，西至重慶，全國各大商業工業城市金融全面崩潰，上海本身的91家錢莊倒了48家，南京、鎮江、揚州、蘇州、杭州、寧波6大經濟重鎮倒閉了18家著名錢莊和票號，骨牌效應下，接著除蘇州以外的5大城的民間金融全數滅絕。天津也有多家銀號倒閉，還牽連布莊，洋行帳房，連經收海關稅款三十年之久的裕豐官銀號也不能倖免。


可以想像接下來全中國的工商業陷入一片蕭條，這嚴重影響了民間對滿清政府的支持度。
　　
金融風暴更波及了鐵路，於是隨即發生了的「保路運動」，連鎖引發武昌起義及滿清被推翻，鐵路又是如何讓滿清亡國，就在接下來的中篇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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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橡皮引爆了鐵路，這真是看起來八竿子打不著關係的兩回事(火車又沒有輪胎....冷)，更別說還因此推翻滿清了，不過事實就是「史實比小說還離奇」，但這兩件事倒有個共通點，就是都和盛宣懷有密切關係。


很多喜歡清末史的朋友應該會覺得很奇怪，盛宣懷是赫赫有名的第一官商，理當很有影響力，怎麼歷史課本裡頭一個字都不提呢？其實盛宣懷對清末歷史當然有巨大的影響力，只是如果一寫了他，大家就知道原來是盛宣懷搞爆滿清，那革命黨人不就情何以堪了。


故事要從甲午戰敗說起，在甲午戰爭的教訓中，清廷明白國內需要更多鐵路建設，戰時才能有效的調度軍隊，因此於1896年，清廷設立了「南北鐵路總公司」，首任鐵路總辦大臣呢？就是盛宣懷。


當時工商實業尚未發達，民間資金短少，盛宣懷為了發展中國的鐵路建設，就採取借洋債築路的政策，1896年到1904年間，一共興建鐵路13000餘里，稱為「合股官辦」，然而貸款的條件，就是把鐵路的管理權、用人權、稽核權、購料權讓給外國借款公司，還要加上各種回扣、經紀費，而借款合同規定，中方必須以整條鐵路產權作為抵押，如果到期不能還清本息，外國將把鐵路佔為己有。


另一方面，隨著甲午戰敗的國際情勢，西洋各國紛紛逼迫訂約取得在華築路特權，包括了借款、施工和鐵路建成後的經理營運、行政管理權等，久而久之中國人民覺得是不平等條約，「利權流失」。


到了1903年，四川總督錫良便上奏建議「鐵路商辦」，也就是說由中國民間集資來辦鐵路，不假外國人之手，此時的形勢與1896年不同，民間工商實業已經有初步發展，於是從朝廷、商部、戶部、外務部到各省的紳商，均空前一致地表示贊同，清廷允許募集商股，成立鐵路、礦務、工藝、農務等項公司。


同年四川總督錫良奏請自辦川漢鐵路，並於次年成立了川漢鐵路公司。大門一開，打著「拒外債、廢成約、收路自辦」的口號，全國的士紳摩拳擦掌，把興辦鐵路看作一樁一本萬利的發財好機會，打算在建鐵路事業中大撈一筆了。


不過第一步是必須收回先前已經由外國公司蓋好的鐵路，1904年，湖北、湖南、廣東省的紳民要求收回粵漢鐵路路權，張之洞聽從湖南士紳王先謙的建議，以增加租股、米捐股、鹽捐股、房捐股等地方稅來籌集資金，最後用高於原價近一倍，650萬美元的巨資，買回美國合興公司發行的股票，贖回粵漢鐵路的修築權。


張之洞打響了第一砲，於是各省紛紛起而仿效，1905年至1908年，各省商紳爭取贖回了滬寧鐵路、蘇甬杭鐵路、廣九鐵路承辦權，收回鐵路成為一種社會運動，1904年成立民辦鐵路公司的省份，竟達13省之多，其中，川、鄂、湘、粵四省不僅紳商、地主成了鐵路公司的股東，就連不少農民手中都有鐵路股票。


不過現代中國自建「動車」都會搞到撞車了，當年的中國也一樣沒能力完全靠本國獨力經營鐵路事業，首先是資金就不足，1909年郵傳部勘察各地自辦鐵路實況，發現川漢、西潼、洛潼、江西、安徽合計估算資金應為7200萬兩，實際到位的資金卻僅1310萬兩，僅16.6％。鐵路總里程為3420里，實際建成僅89里，僅2.6％。


而這些鐵路公司缺乏管理人才，又各自為政，搞到路線都銜接不起來。一方面人謀不臧，川漢鐵路路款1000萬元之中就被經管鐵路的人員貪污挪用達200餘萬，粵漢鐵路移交時，實收的資本額為1600萬元，其中花了大約1000萬元，只鋪設了40英里的鐵路，大部分的錢都上哪兒去了？當然是被中國人的陋習層層貪污掉了。


這些鐵路公司資本已經不足，又適逢橡皮股票泡沫，把全國的錢莊都炸掉了，更籌不到資金，甚至許多鐵路公司還虧空自己的股款去炒橡皮股想賺些「業外收益」，也跟著炸掉了，結果橡皮投機就這樣把鐵路投機給炸垮。


盛宣懷到此又風風火火的登場，前面提到盛宣懷出任郵傳部尚書，因政治鬥爭逼垮了義善源錢莊，1911年5月，他開始準備改革鐵路，不過這次倒是出於一片好心，他審視全國民辦鐵路的情況，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只有「砍掉重練」才有得救，於是他決定宣布「鐵路幹線國有政策」，把鐵路強行重新收歸國有，再回到借洋債來修鐵路的老辦法。


1911年5月9日，「責任內閣」頒布鐵路國有政策，重新把民間集股辦理的鐵路幹線收歸國有，再以收會的川漢、粵漢兩條鐵路路權，和湖南、湖北兩省的鹽稅、厘金收入為抵押，與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借款六百萬英鎊，用於改革中國幣制和振興東三省實業等。


至於民間的鐵路公司股份，卻要求各地方政府自行設法償付，地方當然不想償付，全國所有鐵路股民一聽到消息，當場抓狂。


其中為何四川反應最激烈？原來四川鐵路公司總共募集1400萬兩的股款，只有700萬兩用於宜萬鐵路的建設，可以用來換取國有化以後的鐵路股票，有300萬兩被該公司一位名叫施典章的經理拿去炒作上海橡皮股票炸掉了，滿清中央政府當然不認這300萬兩的損失，只同意發給四川鐵路公司股東大約400萬兩的國家保利股票。


真是個「殺父之仇易忘，奪財之恨難消」，「保路運動」就此爆發。


湖南長沙舉行萬人「保路」集會，長沙至株洲鐵路工人示威，號召商人罷市、學生罷課、拒交租稅以示抗議，湖北宜昌等地也發生築路工人持械與清兵鬥毆。


火上加油的是，盛宣懷和端方表示對於川漢鐵路民辦鐵路公司股份一率發給國家鐵路公司股票，概不退回現款。因為如果要退款，就必需再借洋債，那得以四川租稅收入作抵押。


緊接著，廣東粵漢鐵路股東也召開萬人大會，提出「鐵路國有，失信天下」、「萬眾一心，保持商辦之局」。


6月17日，成都各團體2000餘人在鐵路公司開會，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推舉四川省咨議局議長蒲殿俊、副議長羅綸為正副會長，提出了「破約保路」的宗旨，發布《保路同志會宣言書》羅綸高呼：「川漢鐵路完了！四川完了，中國也完了！」真是一語成讖。


四川是族群非常複雜之地，平時回人、羌人、漢人衝突，基督教徒與非教徒衝突，各階層人士也互相衝突，但是到這時候，全都心手相連，一致「保路」，可說是一大奇觀。各地和各團體的保路分會相繼成立，一時間會眾多達數十萬人。


孫文革命了老半天，多數中國民眾還是把革命黨當「亂黨」，為何「保路運動」會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就野火燎原？這一方面是各階層的人都持有鐵路股票，利益一致，一方面是這個運動是由中國最具實質影響力的士紳階層所帶頭發起的。


當時的中國，在廣大的鄉間還處於黃仁宇所說的「以倫理統治」的狀態，鄉紳在地方上就像是小型地方官一樣，鄉民都聽從他的領導，鄉紳也負責排解糾紛，甚至當起司法機構，還執行私刑，為了保護鄉里不受土匪的侵襲，鄉紳也經常是負責團練的頭頭，所以還是民兵武裝的指揮，而通常一鄉也只有鄉紳家識字，所以很多事都要委託他代理，鄉紳人比較好的就是像父母官一樣，人比較差的就是「土豪劣紳」了，但是在共產黨搞出「批鬥地主劣紳」以前，鄉紳就是地方上的領袖，鄉民也大多服從他的領導，根據的不是法律，而是一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從屬關係。


黃仁宇說，是共產黨建立了中國現代基層架構，指的就是共產黨把這種傳統的混沌狀態給摧毀，重新建立了現代的底層行政機構去控制基層。


所以可以說，在清末民初，實際上統治中國的，實際上決定中國的動向的，其實是這一大群士紳階層。


前面提到橡皮股票泡沫爆炸，對全國工商業造成嚴重影響，士紳階層已經普遍不滿，更兼1911年5月滿清的「責任內閣」藐視議會（由士紳組成）參政權，更讓他們不爽，這會在下篇提到，現在又搞出沒收鐵路，於是士紳就全面性的倒向革命陣營，除了四川的士紳正全力投入「保路運動」，其他省的士紳也考慮伺機推動獨立的可能性，因此才會武昌一起義就「各省響應」。


革命黨宣傳了十幾年都辦不到的事，滿清在幾個月內就一口氣搞成了。


回到四川，士紳階級家有恆產，就不喜歡動亂，所謂「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因此他們多數對革命總是興趣缺缺，而比較傾向立憲派，因為只要立憲，他們就可以透過議會參政，體制內辦得到的事，何必動刀子動槍的呢？


在「保路運動」中，他們一開始也是主張「文明爭路」，以和平示威為主，但事態發展急轉直下，9月7日，川督趙爾豐誘捕保路同志會和股東會首要人物蒲殿俊、羅綸、顏楷、張瀾、鄧孝可等人，封閉鐵路公司和同志會。成都數萬群眾前往總督衙門和平請願，要求釋放被捕人員。趙爾豐竟下令當場槍殺請願群眾三十餘人，是為「成都血案」。


血案發生後，聰明的四川人找了數百片木板，寫：「趙爾豐先捕蒲、羅，再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投入江中順流而下，時人稱為「水電報」。和平已經破滅，於是全境暴動，「保路同志軍」遍布四川各縣，一時達到二十萬人之眾，連羌彝藏人土司也趁機「起義」，全川到處是萬人暴動，這規模可比武昌起義大得多了。


清廷看到事態不妙，連忙要川漢鐵路督辦端方，取代趙爾豐出任四川總督，端方抽調了湖北新軍一整個標開往四川，這是造成湖北兵力空虛，讓武昌起義容易成功的原因之一。


但端方見大勢不妙，根本不敢前進，只在原地停留觀望局勢。


然而同志軍有個有趣的現象，就是中國人不願出頭，各地同志軍如果有革命黨人，或是會黨人願出頭就擁他們為首，革命黨人反正本來就愛出頭，但崇慶偏偏找不到一個革命黨能當頭，而當地的會黨哥老會的老大就是士紳自己，他才不想出頭，結果群龍無首，結果竟然到隔壁縣去把牢裡的一個土匪給放出來，要他帶頭，沒想到連土匪都不敢帶頭，凹了老半天最後才勉強答應，不過一旦有人帶頭，馬上滾雪球似的迅速發展。


在此狀況下，9月25就有同志軍佔領了榮縣，宣布榮縣獨立，比武昌起義還要早，所以如果要說辛亥年頭一個成功宣布獨立的地方就是「中華民國的生日」，那恐怕要算是9月25日榮縣獨立，不是10月10日。


四川已經如此鼎沸，很自然的，在武昌起義以後，四川各地就相繼宣布獨立，而端方的新軍也倒戈殺了端方，全川再也非清廷所有，再不久，連滿清都整個滅亡了。


最諷刺的是，其實鐵路國有本身倒是正確的政策，滿清卻因此而亡，民國以後，依然繼續進行鐵路國有政策，包括孫文的「鐵路大亨」計畫，也一樣是想抵押路權借外債來蓋，但沒有任何人因此指責他，可說盛宣懷真是在錯誤的時候做了正確的事，結果大錯特錯，以至於成為推翻滿清的最大「功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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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士紳對滿清離心離德是滿清滅亡的主因，而他們的不滿來自於三處，前兩篇講過橡皮引起的金融風暴，以及鐵路國有的處置不當，第三個原因，則要從廢科舉開始講起。


話說中國的科舉體系，不只是為了灌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其實也是為士紳階級提供了一個參政的管道，因為士紳子女才有能力上私塾念書識字，也才能去應考，考上科舉後可「衣錦還鄉」，當地方官來「罩」親族的產業。


然而庚子後新政於1903年起限縮科舉，1905年完全廢除科舉，對士紳階級來說，參政管道被中斷，至於新學，那屬於沿海大城市，廣大的鄉間士紳需要一個新的管道讓他們能重新參政，新政又剛好提供了這個管道，那就是立憲。


而且立憲還比科舉更好，因為科舉還要看小孩考不考得上，立憲的話，只要直接被選為議員即可，實在太有吸引力了，因此，1906年下詔預備立憲時，滿清獲得士紳階級高度支持，正如吳樾所預料的，革命快要混不下去了。


1907年，清政府在中央籌設資政院，在各省籌設諮議局(1909年開始選舉諮議員)，張謇、湯壽潛等人在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之後各地立憲公會紛紛建立，正在全國都很期待立憲的到來，嘩的一聲，慈禧潑了所有人一桶冷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宣布「九年後實行立憲」。


九年也未免太久了，就跟「下一任必可實現政見」一樣「裝孝維」，於是士紳就發動了四次全國性的大請願，第一次請願，在1908年秋，多個立憲團體及多省的代表聯名由都察院代奏請院，結果清廷答覆：8年後公佈憲法......那不是一樣嗎？


1908年11月，光緒帝及慈禧太后先後去世，溥儀繼位，光緒之弟(溥儀生父)載灃攝政，他一上台，就罷了袁世凱，並打算逐步加強皇族中央集權。


1909年秋，各省代表發動了第二次立憲請願，在北京組織 「請願速開國會同志會」，一面將請願書交都察院進呈，一方面游說各軍機大臣及各部尚書，官員們私下多同意憲政施行，但載灃於1910年1月30日諭令不准，仍然維持9年預備立憲。


1910年，國內又發動了第三次請願，除了發起組織 「各省諮議局聯合會」外，還網羅海外及各行各業的代表，齊集北京再度請願，遭清廷嚴詞拒絕，並命不得再行請願。


1910年9月1日，資政院開院，於是請願代表又發動第四次請願，直隸、山西、河南、四川、福建等省先後出現數千人集會，要求督撫代奏請願呈稿。湖北打算「不開國會﹐不認新捐」，國會請願代表團向資政院和攝政王上書，十八個督撫、將軍、都統由東三省總督錫良領銜聯名奏請立即組織內閣、翌年開設國會。


此外，資政院開院後，也鬧出許多風波，資政院是作為日後全國議會的預備機構，議員共200人，一半由各省諮議局推舉「民選」議員，一半由朝廷欽定「欽選」議員。在欽選議員當中，有宗室親貴、滿蒙王公貴族，各部院官員，此外，還有學者以及「納稅特別多的百姓」各十人。


各省諮議局的成員是士紳，「納稅特別多的百姓」自然也是士紳，於是加起來就過了半數，因而士紳就主持了國會。


1910年湖南巡撫楊文鼎，未經省諮議局議決就擅自發行地方公債，湖南諮議局議長譚延闓抗議無效，憤而將該案提交資政院，資政院將此案交給朝廷議處，朝廷卻認為巡撫只是疏忽而已，公債還是可以發。


資政院聽了當場翻桌，議員紛紛發言譴責朝廷，當時官制尚未改組，滿清的最高行政機構仍然是相當於皇帝秘書處的軍機處，於是資政院就要「最高行政機關」軍機處到議會來接受質詢。


軍機處認為軍機處只是秘書單位沒有所謂接受質詢，資政院又再發文質問，軍機處回答：內閣才能接受議會質詢，現在內閣尚未成立，所以無法答覆。


湖南公債已經夠激怒議員了，雲南和廣西又各自發生諮議局與督撫的糾紛，於是資政院議員一舉表決通過彈劾軍機處。攝政王載灃將此案留中不發，但是他也得盡快至少搞出個內閣來接受質詢，不然議員們遲早會暴動。


於是清廷於11月14日宣布縮短預備立憲期限，國會開設之前先設責任內閣。


這下士紳們覺得滿意了，沒想到責任內閣名單一出來，他們整個吐血。


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
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
外務部梁敦彥
民政部肅親王善耆
度支部載澤
學部唐景崇
陸軍部蔭昌
海軍部郡王載洵
法部覺羅紹昌
農工商部溥倫
郵傳部盛宣懷
理藩部宗室壽耆


其中有多位皇族，不過他們也多屬於改革派，以巨貪聞名的奕劻其實公開支持改革和三權分立；載澤、溥倫、善耆、紹昌也是很熱心於憲政者。


但是載灃完全沒有考慮政治的平衡原則，內閣13人裡頭，漢族4人，滿族9人，以往軍機處軍機大臣漢人至少會佔一半，現在竟減為1/3，這就算了，內閣有7人為皇族，超過一半，士紳們立刻就抓狂了，批評是「皇族內閣」。


但載灃竟然反唇相譏，說決定閣員是君主的權力，議員無權干預用人大權，全國議員聽到當場翻桌，至此士紳對立憲完全灰心，如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湖南議長譚延闓、四川議長蒲殿俊等人都開始轉而與革命黨聯絡，湯化龍更在武昌起義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各省諮議局中的議員都是地方上的實力人物，在武昌起義時，他們紛紛和地方官及督軍勾結響應革命，是革命成功真正的中堅力量，民國早期的官僚及國會議員相當多是原本各省諮議局中的成員，革命黨出身的反而是少數，但立憲之議卻隨著滿清滅亡而解散（沒有君主了怎麼君主立憲？），民國之後共和成為顯學。


康有為曾經感嘆：「蓋辛亥革命之前，舉國不知有共和之事，及辛亥革命之後，舉國不容人議共和之非。」


康有為身為保皇派，對「不容人議共和之非」心有戚戚焉，不過他的證言，也告訴我們，「共和」是隨著滿清的倒台，突然間「勝者為王」成為顯學的，在之前，「舉國不知有共和之事」，革命黨的宣傳，沒有什麼作用，滅亡滿清的主力是士紳階級，而激起他們的怒火的，是橡皮，是鐵路，是盛宣懷，還有這篇提到的載灃。


載灃據說處事相當優柔寡斷，別人說什麼都好，他攝政期間大概只有三件是最果決，一是罷袁世凱，二是組「皇族內閣」拒絕批評，三是「鐵路國有」，就這三件事沒得商量，也就這三件事炸掉了滿清的江山，只能說天意註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