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這些家長很愛歧視高職生!
在所有教育資源完善的國家中,台灣的學生可說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學生」之一。從小學到高中,台灣學生每天除了基本的上學聽課考試之外,下課後還得到補習班埋頭苦唸,早出晚歸的作息幾乎比爸爸的工作時數還長,為甚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呢?
那是因為在許多台灣家長心中,依然存在著「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觀念,似乎每個家長心中都有著一道擔心孩子「沒出息」的恐懼傷疤。
▼但問題是,難道每個小孩都只適合念書,除了念書就沒有其他的人生志向選擇了嗎?在瑞典旅居多年的作家吳媛媛就發現了瑞典和台灣在教育觀念上的大不同:
國中時期,媛媛的導師是赫赫有名的「明星導師」,而在台灣,明星導師象徵著有能力帶領出成績優良的學生,僅此而已。這位導師鼓勵學生上進的方式,就是讓成績好的學生享有各種特權和優越感:從第一名開始優先選座位、從高分開始發考卷,而且分數越低老師表情越猙獰,導致低分的同學心裡越自卑。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媛媛和身邊同學慢慢地被塑造成只有學術表現能肯定自己、遇到比自己優秀的人就自卑感爆發的人。每每結識新朋友,都必須盤查出對方的專業、學歷、工作…彷彿沒有得到這些資訊一較高下,就沒辦法自在地與這個人互動。
▼斷開「唯有讀書高」鎖鏈!
媛媛的媽媽是名醫院基層看護,雖然收入很低但卻願意砸下大筆金錢送她到補習班,唯恐媛媛未來的日子像媽媽一樣勞碌辛苦,希望她成為「有出息」的人。但令人諷刺的是,媛媛去年去土耳其度假時,在飛機上認識了一名也在醫院當基層看護的瑞典媽媽,閒聊之中得知這名瑞典媽媽每年夏天都會到土耳其度假放鬆,這令媛媛疑惑到為甚麼同樣是基層看護,這樣的勞工權益媽媽並沒有享受得到呢?為甚麼基層看護在台灣就意味著「沒出息」、不配享有這樣的勞工權益呢?如此扭曲的價值觀只能歸因在台灣傳統的教育與社會問題,而這兩個問題也正環環相扣著。
先談教育好了,台灣教育的最大問題就是過度以學術表現和學歷來判定一個人的價值,導致對不適合學術專業、不在行考試、甚至沒有考試運的孩子們被蓋上失敗者的標籤。傳統的台灣家長相信把書讀好未來才有資格過好生活,並常用「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的警示情節來恐嚇孩子,在這種偏執的「社會正義」下成長的孩子,往往卻在父母的要求下犧牲了自己想要的人生。一昧追求學歷的家長紛紛把孩子推進大學,哪怕孩子還沒找到志趣方向,但只要四年後能拿到人手一張的大學文憑就稱得上教育成功,這種盲目跟從的大學潮流造成了台灣技職教育的邊緣化。
以媛媛先生的弟弟為例,他高中時期只對畫畫有興趣,輟學後申請到了政府的文化輔助,出版了一本插畫集,但後來插畫的收入越來越少,他返回承認學校補修高中學分,在全國會考中以不錯的成績進入了隆德大學法律系。在法律系唸了一年後覺得不太適應,又收拾行李窮遊世界半年,目前正在申請製作假牙的技職課程。如此轉折的人生在台灣家長眼裡會怎麼看待呢?媛媛的公公婆婆卻是一次又一次地給他祝福的擁抱,要他在這些轉折中好好體驗人生。這種台灣家長少有的開明態度,只是因為他們對人生的「出息」這回事有沒有深層的執著和恐懼罷了。而這個教育觀念的差異,媛媛認為是社會體系中的勞動條件和環境出了問題。
▼一般社會中,基層勞工的可替代性相對較高,所以基層勞工工往往必須強勢,才能妥善保障每一位勞工的權益。
在瑞典,基層勞工的薪水也許沒有白領階級的高,但生活條件和樂趣並不比中產階級差。媛媛每次去阿爾卑斯山滑雪、去地中海度假時,同行的旅客除了有醫生、主管、工程師之外,也會有工廠工人、建築工人、卡車司機等等;到了目的地後,有人是五星級飯店的專車接送、有人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平價飯店,但其中的共同點是,每年四個星期的假期和悠閒生活的權力是大家平等享有的。基層勞工必須享有尊嚴和良好的生活條件,才能降低社會大眾對高學歷、高薪水工作的執著、減輕許多學子的升學壓力。這樣的說法並不是鼓勵台灣的孩子不需要上進,而是上進的動力不應該是出於對未來工作不被尊重、生活條件不穩定的恐懼。
▼什麼是「階級流動」?
經過幾次的社會運動,台灣輿論逐漸重視到「階級流動」的重要性,以抗議權貴複製階級的現象。但大部分人對階級流動的了解似乎只有由下往上的單方面流動,而這種新的認知理念是否和「平等」的意義背道而馳了呢?真的讓人如願由下往上晉升前排後,還會有多少人秉持著從前平等的理念呢?最後,階級流動四個字淪為口號,也讓大家看清其實我們生氣的對象向來都只是那些身處高層階級的人,而不是不公義的遊戲規則。
認識了瑞典社會的自由後,媛媛發現真正落實階級流動的國家並不是在鼓勵「往上攀升」的理念,而是致力讓每個階層都能得到平等的尊嚴和選擇的自由。媛媛從身邊的瑞典家庭中看見,即使是高學歷、高收入的中產階級父母,也不會阻止孩子自由地選擇就讀技職學校,或是在大學甚至研究所畢業後選擇基層勞動的工作,因為他們相信無論孩子未來從事甚麼工作,都能受到尊重、過著不錯的生活,即便是未來孫子想當醫生律師,也不會受到任何外界的阻礙。當社會大眾有這種「平流」的認知,社會才能真正永續地「階級流動」。
剛來到瑞典時,媛媛在成人學校進修瑞典語,那裡除了是讓社會人士重新修的高中學分的地方,也是許多移民學習瑞典語和融入瑞典社會的好地方。但由於這類學校的師資需求非常不穩定,再加上教師工會沒有強勢的爭取權益,導致老師們的薪資都不高。某次瑞典語老師請同學們分享未來的就業計畫,有人想從事建築、有人想從事園藝…老師聽完後輕鬆地自嘲:「看來以後你們都會比我有錢呢!」大家都為老師的薪水比別人低而感到不公平,老師卻回覆:「我確實覺得成人學校的薪資待遇需要改善,但那是我們自己要去爭取的,和其他職業薪水多高沒有關係,他們能爭取到那樣的薪資,也就表示他們擁有那樣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