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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園口決堤事件（黃河大決口）發生於中國抗日戰爭初期的1938年6月9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利用黃河伏汛期間而戰略性毀堤的事件，進行焦土政策，試圖阻止日軍沿黃河西進。此事件造成平漢鐵路以東地區的洪水泛濫，國民政府起初聲稱決堤事件是日軍軍機轟炸所致，但隨著近代檔案的公開，事件的原貌逐漸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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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抗日戰爭初期，20萬華中軍隊情勢嚴重失利，難以抵抗兩萬日軍。1938年4月13日，陳果夫與白崇禧主張在河南武陟縣的沁河口附近決黃河北堤。5月，徐州陷落，日軍沿隴海鐵路西進。
蔣介石見形勢不利，電示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核辦。6月6日，新編第八師師長蔣在珍建議在花園口決口。7日，利用炸藥[1]在河南鄭縣（今鄭州市）附近的花園口黃河南岸的堤防炸毀以造成決堤，使黃河改道南流，入賈魯河和潁河，奪淮入海。花園口堤防於1946年抗戰結束後，經過修補回到決堤前舊河道出海。
這一事件發生之後，國民政府對外宣稱是日軍戰機轟炸所致，但有不少民間媒體提出質疑。弗蘭克·卡普拉拍攝的戰爭紀錄片《我們為何而戰》系列（Why We Fight）的第六集《中國之役》(1944年)（The Battle of China）指出是由中方決堤。隨著當事人和親歷者的回憶資料陸續面世，以及日本和中華民國政府軍事檔案的公開，事件逐漸明朗。
撤離與補償[編輯]
決堤執行前，國民政府已先通知決堤地區民眾撤離並發放慰問金，而鄭州當地專員也催促民眾撤離[2][3]。另根據《新華日報》於1938年6月10日的報導，國府於剛決堤時就發放50,000元用於直接受害區的「急賑」。一週後，國民政府又發放200萬元用於黃泛區持續性賑災，但此時的調查報告並無受災人員死亡的記錄[4]。
死亡人數[編輯]
以河南為例，決堤兩個月後的1938年8月5日，國民政府派往黃泛賑災工作人員呈報鄭州專員羅震的賑災及調查報告稱：「近日曾詳細查調黃災各縣災民數目，雖不十分準確，但亦無大出入。據查最重災民（水小災輕者不計），尉氏七萬口，通許2.5萬口，開封西南突出部分有五千口，扶溝七萬口，西華有五萬口，商水有三萬口，淮陽有七萬口，沈丘有六萬口，共計38萬口。」這是花園口決堤兩個月後國民政府統計的數據[5]。據國民政府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統計：河南、安徽和江蘇三省44個縣市因此受災，3,911,354人外逃，893,303人死亡，經濟損失10.9176億元[6]。
當時國民政府《河南省黃泛區災況紀實》[7]裡有一段文字如此勾勒出黃泛區災難圖：泛區居民因事前毫無聞知，猝不及備，堤防驟潰，洪流踵至；財物田廬，悉付流水。當時澎湃動地，呼號震天，其悲駭慘痛之狀，實有未忍溯想。間有攀樹登屋，浮木乘舟，以僥倖不死，因而僅保餘生，大都缺衣乏食，魂盪魄驚。其輾轉外徙者，又以飢餒煎迫，疾病侵奪，往往橫屍道路，填委溝壑，為數不知几几。幸而勉能逃出，得達彼岸，亦皆九死一生，艱苦備歷，不為溺鬼，盡成流民……因之賣兒鬻女，率纏號哭，難捨難分，更是司空見慣，而人市之價日跌，求售之數愈伙，於是寂寥泛區，荒涼慘苦，幾疑非復人寰矣！
據中央社等報導：滔滔大水，由中牟、白沙間向東南泛濫，水勢所至。廬舍蕩然，罹難民眾，不知凡幾。洪水所致，澎湃動地，呼號震天，其駭慘痛之狀，實有未忍溯想。間多攀樹登屋，浮木乘舟，以僥倖不死，因而僅保餘生，大都缺衣乏食，魄盪魂驚。其輾轉外徙者，又以飢餒煎迫，疾病侵尋，往往橫屍道路，亦九死一生。艱辛備歷，不為溺鬼，盡成流民。花園口下的中牟首當其衝，全縣三分之二陸沉。倖存的難民扶老攜幼，紛紛兩逃……[8]
河南省檔案館的記載[需要完整來源]死亡人數為89萬人，受影響的有1,200萬人，日軍戰史《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記載第二軍當時有7千4百多人在徐州會戰死，而不是某些人聲稱的死於洪水。[9]
花園口決堤事件給豫、皖和蘇等地的中國百姓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淹沒耕地1,200餘萬畝，造成黃泛區。共計有1,200萬人受災，390萬人流離失所，89萬人死亡。[10]
花園口決堤將黃河每年幾十億噸的泥沙順著決口湧入平原，淤塞河道，淹沒田野，漫溢湖泊，堵塞交通和航運，形成了穿越豫皖蘇三省44個縣的黃河泛濫區，人們將其簡稱為「黃泛區」每年汛期時，黃水都會回流倒灌，淹沒農田，洪水過後蝗災復至，地表突兀凸凹，到處沙丘堆移，無法耕種，對當地農業造成嚴重破壞。[11]這次決口直接造成了1941年至1943年連續兩年的旱災，並由此引發著名的的河南大饑荒，數千萬人淪為難民，僅河南一地就有300萬農民死於飢餓[12][13]。幾百里黃泛區使百姓喪身洪澇。
但也有人對上一段文字提出質疑，認為花園口事件距離1942年河南飢荒已有四年，而1938至1941年的四年時間裡，河南糧食皆處於豐收狀態，若黃氾區導致四年後的旱災反而不合常理。況且黃泛區當時已成為日占區與國統區的交界，主要影響的還是皖和蘇一帶，說其直接造成四年後的河南全省飢荒恐不為合適之說。此外，「1942年河南飢荒造成300萬人（甚至500萬人）死亡」一說法不只是美國記者白修德的估計，一些中國學者估計更高。國民政府統計有兩種死亡數字，一種是288,006人死亡，另一種是1,484,983人死亡[14]。但也有人持不同見解，當年河南一共有3000多萬人，其中國統區1800萬人，日占區1200萬人，當時餓死大概四五百萬人，剩下大約有五六百萬人，都向陝西逃去了。[2][15]。
依據1948年公布「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與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編篡委員會」編寫的《黃泛區的損害與善後救濟》 依據人口變動資料推估指出：「第一，這次決口為害泛區實至深大，一時難於勝計，就本章所計部份而言，損失已甚可觀，區內約有二十分之一，或數達892,303的居民不幸殉水，五分之一，或數達3,911,354的難民作流亡，而其他因疾病凍餓與營養不良招致不良影響，茲因未見調查，些時無從得知」。[16]
卑詩大學歷史教授Diana Lary 2004年的論文認為，死亡人數85.5萬人，難民484萬人，安徽省死難不分，有298萬人。[17]
修復堤防[編輯]
1939年，河南日軍試圖在其占領區修復堤防，但是效果有限。[18]:17
1946年1月，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將重建堤防的工程設備運到河南。由於舊河道地區由中共控制，新河道地區由國民政府控制，修復堤防使黃河回舊河道的工程計畫引起國共雙方爭執。[18]:30-35[19][20]1946年5月18日，國共就修復花園口大堤達成《南京協議》。[21]1946年7月22日，周恩來在上海與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中國分署簽訂《上海協定》。[22]1947年3月15日，國民政府進行的花園口堤防修復工程完工，[23]並於5月4日在花園口舉行典禮慶祝黃河合龍。[18]:35[19]
在事件的參與者之一魏汝霖發表的《抗戰時期黃河決口紀實》中，加入了三段總結「揭穿中共歪曲說法」的「檢討」：
- 一、黃河決口成功，造成廣漠無比之大泛濫，寬約數十里，水深僅數尺。尤以決口初期，水行極緩，開封南北，全為沙地。故災區人民，扶老攜幼，均平安逃至平漢鐵路豫西地帶，政府分發大量救濟金，非但無任何人員傷亡，即豬狗牛雞都隨人走避，並無損失。至於耕地之破壞，村落房屋之湮沒，當所難免。當年全國人民都有焦土抗戰之決心，只要能阻止敵軍，有利抗戰，任何犧牲，絕無怨言。
- 二、當時敵軍乘徐州會戰之餘威，期圖以機械化部隊與騎兵占領鄭州，繼續西進，以拊武漢之側背。故我最高統帥部（在武漢）日必長途電話多次，詢問黃河水勢東進到達情形，最後竟以水行太慢，疑決口並未成功，特派第一軍軍長李鐵軍（現居美國）至決口工程地，視察實情。李軍長初見余等，情急有怒色，大呼：「狗撒尿！狗撒尿！」余與蔣師長在珍及黃河水利會人員，共同詳細說明後，李軍長似漸明了，始半信半疑而去。數日後，先總統蔣公又派胡宗南上將攜其參謀長羅列再來決口工程處視察，羅參謀長列為汝霖陸軍大學十期同期同學，戰場上遇故友，暢談決口經過，胡上將始相信成功，報告先總統蔣公而去。
據當時花園口決堤情況的中華民國陸軍中校工兵參謀劉叔琬稱：「共匪數年來，常在匪區及香港報章上宣稱：本黨（指中國國民黨）黃河決口時，淹死人民數十萬，造成重大災禍等之惡痛攻訐。此固為當年參加抗戰，實地眼見之中原人士所洞悉其奸偽慣計。回思當時若非由黃河大氾濫阻止日軍，鄭州早已陷敵，西安可能不保，毛匪巢穴延安，亦將成爲問題焉？」[24]
對抗戰的影響[編輯]
- 花園口決堤給日軍帶來影響。據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寫的《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記載，洪水之後日軍於6月17日以航空兵團全力援助困於河水的第16師團方面的補給。用運輸機、輕重轟炸機，在6月16至24日之間給兩個師團投下補給糧秣、衛生材料不計其數。6月29日，日軍在徐州舉行聯合追悼大會，第二軍在徐州會戰中戰死、病死、傷死的人員總數為7452名。[25]
- 決堤後，由於形成黃泛區這一鉅大地障，迫使日軍於平漢路以東停止前進，從而消除了唐、白河流域及漢水中游面臨的威脅。原本的「軍事重地」鄭州因往東的鐵路被淹沒對日軍來說失去戰略價值，直到1944年4月才被攻陷。學者易勞逸認為，花園口決堤讓武漢戰役被向後推遲了大約三個月[26]，因此為國民政府贏得了更長的戰爭準備時間。
日方受阻陷於苦戰[編輯]
日本大本營作戰課長稻田中佐，在戰後回憶：
瀨谷、坂本自台兒莊後退，因湯恩伯軍的出現，認為中國軍主力出現，遂擴大戰爭，進行徐州會戰，大本營遂令北中派遣軍南北夾攻徐州，並於5月10日發布大陸令，要關東軍派兩旅團赴援。5月19日佔領了徐州，不料中國軍在6月12日發動黃河決壤作戰，日軍陷於苦戰。日軍大本營再調動大批軍事陣容……[27]
中國得以實現持久抗戰[編輯]
花園口決堤，是當時中國根據抗日戰爭情勢所作出的戰略決定． 決堤後，由於形成黃泛區這一鉅大地障，因此將中國南北戰場一切為二，阻止了日軍機械化部隊迅速藉平漢鐵路南下，直取當時的抗日重鎮武漢．使得中國沿海大量的戰略物資，人員，學校，兵工廠得以順利的往大後方遷移，為中國往後七年的長期抗戰爭取了寶貴的戰爭準備時間． 歷史的真相是，黃河決堤果真迫使日軍司令官畑俊六將軍改變策略，只能沿著長江慢慢向武漢推進．而往後六年日軍基本上無法侵入黃河以西地帶．當時的軍事重鎮鄭州直到1944年四月才於日本傾全國之力的「一號作戰」中才被淪陷．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民犧牲慘重，但以當時的氛圍，中國至恆古以來遭遇到最大規模的外族入侵，實為中華文明存亡的脈絡下，全國人民都有焦土抗戰之決心．與其屈服而從，如汪精衛所倡導，不如戰敗而亡之為愈，保住民族氣節．此犧牲雖不得已，在中國抗戰的大戰略下確有其必要．最終拖住日本百萬大軍，得以堅實的站在反法西斯的一方，終至贏得最終的勝利．
否定論者[編輯]
易勞逸認為，決堤造成的洪水對中國老百姓的損害超過了對日本人的傷害。約四五千個村莊和11個大城鎮被淹沒，上百萬人無家可歸，一貧如洗，成為流民和難民，國民政府的權威和聲譽急劇下滑，在抗戰勝利後這部分人也成為政府巨大的包袱。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研究員馬仲廉提出的幾個主要觀點出了不同程度的異議。肯定論者三個觀點都有待商榷：他們認為日軍推遲進攻武漢，並非決堤的功勞，主要原因在於日本的兵力不足；「決堤的軍事價值僅在給日軍造成了一些困難，使其主力沿淮河推進改為沿長江推進；與豫皖蘇人民因黃水泛濫遭受的損失相比,這點軍事價值不足稱道」[28]。
【轉貼】河南百姓幫助日軍打20萬國軍
43年冬至44年春。那時，日軍在太平洋戰場頻頻失利，從日本本土到東南亞一帶的海上運輸線隨時有被盟軍切斷的可能。爲此，日軍於1944年1月24日發動了“1號作戰”（即豫湘桂戰役），以打通從中國東北到越南的大陸交通線。同年4月中旬，日軍集結六個師團、4個旅團、共6萬兵力分三路進攻豫中。
此時，豫中中國守軍爲第一戰區副司令湯恩伯部，共有8個集團軍40多萬人。沒想到這些看似強壯的國軍在日軍面前竟不堪一擊，一潰千里。於是，“豫中戰役”歷時38天便結束了。國軍損兵折將達20萬之多，失城38座，河南省幾乎全部陷落日軍手裏。
這麽不經打？40萬國軍居然損失過半，難道全是吃白飯的？
說出來可能不信，在國軍損失的20萬人數中，大約有5萬名軍人是被當地的河南百姓繳械而失去戰鬥力的。在國軍與日軍交戰時，老百姓個個忙個不停。國軍的傷員撤下陣來沒人擡，日軍的傷員撤下陣來老百姓卻搶著擡擔架。這還不算，老百姓還親自帶路，幫著日軍四處去追擊那些走投無路的國軍散兵。
這是真實的歷史嗎？是的！一點不假！確實有爲數不少的河南百姓在幫著日軍打國軍。他們爲何要這麽做，不怕背上“漢奸”與“賣國”的罪名？理由只有一個：國軍沒法讓他們活下去，日軍想法讓他們活下去。
要說這段歷史應該再往前推二年。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發生大旱災，景象令人觸目驚心。全省夏秋兩季大部絕收。大旱之後，又遇蝗災。災民500萬，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湯，襲擊全省110個縣。災民吃草根樹皮，餓殍遍野。婦女售價跌至過去的十分之一，壯丁售價也跌了三分之一。遼闊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餓死300萬人之多。
老百姓痛恨國軍，水旱蝗湯，“湯”就是指湯恩伯的部隊。這些部隊還要以抗日名義強行徵用農民的耕牛以補充運輸工具。對於種田的農民來說，耕牛就是他們的主要生産資料。他們忍無可忍，開始用獵槍、大刀和鐵耙把自己武裝起來。開始時他們還只是繳單個國軍士兵的武器，後來發展到整連整連地解除國軍的武裝。
這時，日軍打過來了！日軍過來第一件事就是向百姓發放軍糧，以收攏民心。國軍不管百姓死活，日軍爲百姓打開生存之路，他們不聽日軍的話還會聽誰的話？在“國家如此積貧積弱，軍隊如此雜色林立，社會如此危如懸卵”之刻，爲了生存，老百姓在寧可餓死當中國鬼，還是不餓死當亡國奴這兩條路上選擇了後者。
河南災情嚴重，《大公報》派遣張高峰記者到中原地區去採訪。1943年1月17日，張高峰寄回了一篇題爲《饑餓的河南》的通訊。通訊中說：“記者首先告訴讀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萬的人正以樹皮（樹葉吃光了）與野草維持那可憐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榮再沒有人提起，‘哀鴻遍野’不過是吃飽穿暖了的人們形容豫災的悽楚字眼……”報道還詳盡記述了河南水、旱、蝗、風、雹等天災，並揭露當局向災民執行徵兵、征糧等不管百姓死活的政策。
《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看到這篇通訊後深感事關重大，改題爲《豫災實錄》，發表在2月1日《大公報》重慶版上。 2日，《大公報》王芸生又寫了新聞述評：《看重慶，念中原》。當晚，國民黨新聞檢查所即刻派人送來人，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命令勒令《大公報》停刊3天（3、4、5日），以示懲戒。
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Theodore&S226;H&S226;White）得知此事挺身而出。 1943年2月，他同英國《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自重慶飛抵寶雞，乘隴海線到西安，過潼關進入河南。在洛陽，白修德“不時看見血肉模糊的僵屍從過往列車上掉下來”。在騎馬從洛陽到鄭州的路途中，“絕大多數村莊都荒無人煙，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聽到的也是棄嬰臨死前的哭聲，看見的也只是野狗從沙堆裏掏出屍體並撕咬著上面的肉”。
白修德在後來出版的《風暴遍中國》一書中這樣描述著河南的災荒：
“1942年，冬小麥因爲缺少雨水而歉收，但政府還是照常徵收實物稅。這就意味著，在整個歉收季節裏，冬小麥幾乎全部被政府徵收掉了，省政府當局向農民保證，雨是肯定會下的，農民會有足夠的小麥和玉米來填充他們饑餓的肚子。但是，雨沒有下，1942年的整個夏天都沒有下雨，穀物的稭稈全都枯萎了。到了秋天，河南省饑荒開始蔓延。儘管重慶作出了很好聽的減稅決定，但每個軍事機關和地方當局還是要求千方百計地勒索賦稅。各縣政府要求農民交納的糧食比農民田裏實際生産的糧食還要多，而且毫無寬容可言，吃著榆樹皮和幹樹葉的農民，被迫把他們最後一點糧食種子交給稅收機關。身體虛弱得幾乎走不動路的農民還必須給軍隊交納軍馬飼料．那些無力交稅納賦的農民被逼得無路可走，只得賣掉他們的牲畜、家具甚至土地，換錢來購買糧食，交納賦稅。”
1943年10月，河南災情報告送到了重慶，國民政府派出兩名官員去河南實查。當確知此事爲真時，蔣介石這才同意撥2億元紙幣作爲災荒救濟款，同時令河南省政府下達減輕賦稅的命令。
救濟款送到河南是次年3月，2億元紙幣實際到帳只有8000萬。當地政府官員又爲如何分配這筆鉅款吵個沒完，最後乾脆將這筆錢的大部分存入銀行，讓它養息增值。小部分發放下去，發放時還要扣除農民往年的欠稅款。
對於國軍在戰爭中的大敗，白修德採訪了一位國民黨軍官，指出問題的根源在於國軍的橫徵暴斂。可這位軍官卻認真地回答說：“百姓可以餓死，士兵不能餓死。百姓死了，土地還是中國人的。如果當兵的都餓死了，那麽日本人就會來接管這個國家。”
悲哉！這是中國人的悲慘一頁歷史！這也是民族恥辱的一頁寫真，而製造這場恥辱的除了天災，更多的是國民政府的腐敗而導致的。不是河南百姓的錯！
[此帖子已經被作者於2016/12/16 下午 09:56:24編輯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