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中醫藥研究院
東漢末年，張仲景撰成《傷寒雜病論》，奠定了中醫臨床辨證治療的方藥體系，被稱為“眾法之祖，群方之宗”，仲景本人也被稱為醫聖，兩千年來受到眾人敬仰。他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他書中收載的被人稱為經方的方藥是從哪裡來的？這一直是個歷史之謎。
按照張仲景自己在書序中所言，他曾經“勤求古訓，博採眾方”，學習前人的理論、經驗是必然的。他對於扁鵲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的高妙醫術，極為推崇，達到“每覽而輒嘆”的程度；對於採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胎盧藥錄》等古人著作，也明確告之後人。魏太醫令王叔和曾經整理過他的著作，並在《脈經·序》中對他推崇備至：“夫醫藥為用，性命所繫。和鵲至妙，猶或加思；仲景明審，亦候形證。一毫有疑，則考校以求驗。故傷寒有承氣之戒，嘔噦發下焦之問。而遺文遠旨，代寡能用，舊經秘述，奧而不售。遂令末學，昧於原本，互滋偏見，各逞己能，至微痾成膏肓之變，滯固絶振起之望。良有以也。”令人不解的是，王叔和在論述傷寒病診治規律的時候（見於《千金》《外台》），遵從華佗的“六部傳變”學說，而沒有採納張仲景的辨證體系。可見張仲景的學術創建，一時難以被世人理解，孫思邈也曾經說“尋其（《傷寒雜病論》）旨趣，莫測其致，所以醫人未能鑽仰（見孫思邈《千金翼方》）”，這的確是深有感觸的見解。他們對於張仲景是否採用《湯液經法》，沒有提出任何說辭。
王叔和之後不久，西晉皇甫謐《甲乙經·序》云：“仲景論廣伊尹《湯液》，為數十捲，用之多驗。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選論甚精，指事施用。”由此，人們對於張仲景學術體系是否來源於《湯液經法》，充滿了猜測與想像。《湯液經法》是一部什麼樣的書，裏邊有哪些內容，它對張仲景的幫助真有那麼大嗎？張仲景本人為何避而不談？這確乎很神秘。人們只是從《漢書·藝文志》裡，知道有《湯液經法》這樣一部書，如果不是皇甫謐提起來，也許以為它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皇甫謐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學問家，他不僅寫過《帝王世紀》等著名的著作，而且斷定《素問》《靈樞》這兩本書，就是《漢書·藝文志》所說的《黃帝內經》，這也是前無古人的一個論斷。因為，張仲景、王叔和雖然在他之前也讀過、抄過這兩本書，但是都沒敢說這兩本書就是《黃帝內經》。
《湯液經法》隱而不傳長達兩千年，形成了耐人尋味的歷史之謎。令人沒有沒想到的是在上世紀初，這個封建王朝覆滅，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時刻，突然有了《湯液經法》的消息。儘管這個信息是間接的、片段的，也是非常令人振奮的一大發現。
這個書訊發現與傳播的過程，簡直就像一部傳奇小說，是那個特定時代才能出現的現象。據說河北省威縣的張偓南是最初的當事人，他出生於書香門第，早年留學日本，學的不是科學技術，也不是西方的政治文明，而是畢業於“高野獸醫系”，是一個馬醫。他在袁世凱稱帝的時候，投筆從戎，參與平定“白狼之亂”，屢立戰功，升任湖北軍馬總稽查。在那個時代，騎兵與戰馬，是部隊戰鬥力的硬件，必然受到軍事指揮家的重視。為了購買好戰馬，他出使西域，1918年來到敦煌，從一個道士（一說是癮君子）的手裡，獲得了一部敦煌藏經洞出土的經卷，名叫《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卷末題“梁•華陽隱居陶弘景撰”，說是原藏於敦煌藏經洞，劫後僅得的一部珍貴醫書，它抄成於千年之前，沒有在世間流傳，因此是極為重要的中醫著作。
在清朝末的1900年，敦煌石室出土了大量的珍本古籍經卷，王圓菉道士發現藏書之初，並沒有引起清政府和國人的特別重視，不斷有經卷散落出去。1907年在英殖民地印度工作的斯坦因，以“功德錢”的名義，從王道士手裡騙去了二十多箱經卷、文物；法國伯希和也在1908年聞訊前往，像收破爛一樣，騙買了十餘箱經卷，偷偷運往國外，次年（1909年）在北京六國飯店，他把隨身攜帶的不多經卷展示給中國學者，引起了人們的震驚，清政府才下令把殘餘的經卷全部運往京師。敦煌遺書散落於世界各地，也有不少流散於官宦民間。令人想像不到的是，最早透露該消息的報紙是日本主辦的《燕塵》和《朝日新聞》。清政府的腐敗無能，不僅表現在軍事與外交上，假如那個時候發現了秦始皇兵馬俑、聚集的大熊貓，也許也會和圓明園的文物一樣，早就流散於世界各地了。
張偓南先生家藏4300多捲圖書，他知道捲子本《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的重要性。因此，他購買之後，在西安加以裱糊，然後捎回家鄉收藏。不幸的是，他在第二年，也就是五四運動的1919年去世了。他的長子張聳雲畢業於保定陸軍講習所，也是一個獸醫，當時在閻錫山的軍中做事，1936年抗戰爆發前去世，故於武昌。這個時候，張大昌10歲，遷回原籍，開始了啟蒙教育。這個蒙師，竟然是反清志士尚渭南先生，他日後被梁漱溟聘為了燕京大學哲學教授。這樣的塾師不一般，他啟蒙的兒童張大昌也是“非常人也”，不僅學了佛經，而且還會畫國畫。張大昌11歲時抗戰爆發，他擔任了抗日救國先鋒隊的兒童部長，15歲時被日偽軍捕獲，後來被營救獲救，躲在寺廟裡參禪練武，背誦醫書。建國前，張大昌開始懸壺濟世，1958年發表學術文章，受到中醫專家稱讚。1959年他受邀在廣宗縣醫院講授《傷寒論》，聽者交口讚譽。1962年他36歲之時，被河北省中醫研究院聘為通訊研究員。事業初成，前來拜師學習的青年，接踵而至，傳承中醫，已成歷史使命。他看到當時很多中醫，臨床處方用藥很不規範，藥味多而雜亂，就想到了自己珍藏了多年，揣摩了多年的敦煌捲子《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希望把它獻給國家。
可是，獻書的路也不是平坦的。聘他為通訊研究員的河北省中醫研究院，已經在河北省與天津市合併的時候下馬了。他把捲子抄出來，一邊教育他的徒弟們，一邊抱著投石問路的態度，寄給了北京直屬衛生部的中醫研究院。這個抄本到了中醫最高的研究機構裡，只回信說“已經存檔”。這一存檔，就存到了文革開始，轟轟烈烈的運動不僅把北京弄得找不着北了，張大昌先生所在的威縣基層，也在破四舊的高潮裡，把他家祖傳的4300多捲圖書當作四舊，付之一炬。災難遠不僅如此，張大昌由於歷史的原因，捲進了“國民黨案”而被關押起來。
歷史向中醫的傳承者發出了挑戰，你最珍愛的東西，在那個時代有可能是加害你的罪證。張大昌內心充滿了困惑，他多次反覆考慮，決不能把一個歷史文獻就這樣在自己手裡湮滅了，儘管當時很多文物都失傳了。因此，他又想起來要獻書。這一次他只能憑記憶把《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默寫出來，而不能照原捲子抄錄了。他想，還是寄給中醫研究院吧，只有這裡才有力量使這個古醫籍發揮作用。但是，當時正在批林批孔，這個舊經卷會不會給自己帶來災難？因此，他寄書的時候沒有敢寫自己的名字，而是以“赤腳醫生”的名義，於1974年年初寄了出去，寄出去的是一個“追記本”。他日思夜想，也不知道這一次獻書的結果會是如何。仍然是“存檔”嗎？或者循着評法批儒的政治運動，給自己招來又一場災禍？事過了一年，仍然沒有消息，他就於1975年4月寫了一封信進行詢問，並再次把他的弟子張海洲的早年抄本，也寄給了中醫研究院。
在張大昌先生日盼夜想等待消息的時候，中醫研究院的文獻專家馬繼興研究員於1974年3月做出了鑒定意見，“這個抄本的確源出於梁代陶弘景！”馬老為了慎重，同時請中國社科院的張政烺、李學勤研究員進行了鑒定。他們在5月也出具了鑒定意見，認為這絶不是當代人的偽作，而極有可能是出於敦煌的捲子寫本。1975年11月，張大昌先生所獻的抄本擺在了時任副院長的王雪苔先生的案頭，他正在籌建中醫文獻研究所，這個捲子本的真偽和歷史價值是一個重大問題，他在當月奏請院領導沙洪，與王淑民研究員一起到了河北威縣南鎮村衛生室，見到了獻寶的“赤腳醫生”張大昌。通過深入交談，王雪苔副院長認為這個抄寫的捲子本值得大家認真研究，於是他在1975年12月把先後收到的追記本和抄寫本放在一起，加以校對整理，打印成35本小冊子。在周總理逝世前一天，也就是1976年1月7日，在西苑醫院召開了由科教部主持，岳美中、耿鑒庭、方藥中、趙錫武、錢伯煊、趙心波、彭傑等十位老專家參加的座談會，大家基本認同這是一個重要的中醫出土文獻。此後，王雪苔先生還把這個油印本的《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寄送國內著名的中醫學家，請他們發表意見。
張大昌先生進獻敦煌捲子《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以來，至此終於引起了國內中醫專家們的重視。
1979年1月山西中醫研究所賈得道先生出版《中國醫學史略》，在這部著作裡最先提到了敦煌捲子《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的學術價值。
1982年梁頌名在《新中醫》發表“談談中藥性味學說”，也涉及了《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的內容。
著名中醫學家姜春華先生於1985年，在《中醫雜誌》發表了“《傷寒論》與《湯液經法》”的論文，引起了學術界廣泛關注。
1988年10月，著名文獻學家馬繼興先生主編《敦煌古醫籍考釋》出版，特約王雪苔先生把他收藏的敦煌捲子《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甲乙本進行整理校正，考釋之後全文收載。
此後，各中醫學家不斷有學術論文、論著發表，探索敦煌捲子《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的學術成就，推測它與《傷寒雜病論》的學術淵源關係。
在引起國內中醫學術界重視的同時，張大昌先生在河北省威縣周圍的學術影響日漸增大，他於1979年在河北省落實中央“七八·五十六號文件”的時候，被考試錄用為邢台衛校的教師，次年調邢台地區醫學經訓班授課一年，後返威縣章台醫院工作。他先後收了多名弟子，也多次抄錄、修改、補充《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逐漸地形成了十幾個手抄傳本。徒弟們也格外珍惜這個得而復失，失而復得的《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分別用心研究，各有體會、說辭，漸漸地形成了一個地方學派，也就是研究《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的當代中醫學派。
學為公器，不可能只限於一地一方。山西省中醫藥研究院的趙懷舟先生，是畢業於北京中醫藥大學的研究生，他的導師錢超塵先生是著名的中醫文獻學家，對於《傷寒雜病論》的版本流傳、學術成就深有研究。《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的學術價值，很自然地引起了他們的注目，加以探索、研究、闡發也勢之必然。因此，就有了多次的、頗為動人的南來北往，西進東出，鴻雁往返，解難問答。《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研究日漸豐富，積稿漸多，觀點多元，已經不是一兩封信、兩三篇論文所能說明白的了，形成專著的條件已經具備，醞釀、推動更大的研究也需要出版專著。因此，在大家的努力下（尤其是張大昌先生的弟子衣之鏢先生用功最多，成就也最大），在王雪苔先生、馬繼興先生、錢超塵先生的關懷和推動下，形成了圍繞《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的兩本專著：《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傳承集》和《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研究》。前者是按照錢先生的設想而成的專著，專門以保存諸傳本文獻為主，後者則是圍繞該文獻的種種謎團進行探索。可以說是一寶雙壁，互相輝映。
2010年5月20日，我應山西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李麗、馬華教授等邀請，參加她們的研究生答辯會。會議開始之前，我收到編著者之一趙懷舟先生親自簽署的《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研究》，如獲至寶，在回來的路上就翻看大半，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我想，張大昌先生1995年去世的時候，絶對沒有想到他獻出來《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會形成現在這樣的成果，會出現這多的謎團。因為原捲子已經毀於文革之中，物質物質，有物則質，“物之不存，豈能質乎？”他獻的捲子本到底是真是假，今人已經提出質疑，後世能無說乎？十幾種抄本，都是由他的手裡流出來的，為什麼內容如此不同？
文明文明，有文乃明。在沒有文字記載之前，中華民族的祖先在華夏大地上，已經走過了200多萬年，可是所謂的文明史才只有5000年，文字之於社會進步是如此重要。假如沒有《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的問世，我們從哪裡去推測“仲景論廣伊尹《湯液》，為數十捲，用之多驗”的實質內容？王叔和、孫思邈這樣的醫學大家都不能深刻理解張仲景的學術思想，一個隱居茅山幾十年的道士陶弘景，能夠走進張仲景的內心世界嗎？《湯液經法》對於張仲景的幫助，真有皇甫謐說的那麼大嗎？在張仲景的眼裡，《湯液經法》到底有多大的價值？他為何要“改道家之稱”？
我一遍一遍地翻閲《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研究》，心中的思緒難以平靜，又一次把衣之鏢先生2008年寄給我的《傷寒論陰陽圖說》拿出來，再讀一遍。他用天地陰陽、燥濕陰陽、四時陰陽分別成圖，論說張仲景《傷寒論》的著作思路，我似懂非懂地瞭解他的創見。他在《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研究》裡闡發的五臟五味互藏互用理論，我也知之不多。只是覺得很多人把中醫的陰陽五行理論稱為玄學，那麼，他們見到衣之鏢先生在《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研究》裡所說的五臟各有體味、用味、化味，而且五味之間的這種複雜的關係，不僅與《內經》《神農本草經》的論述不同，而且也與《傷寒論》《金匱要略》的論述有所區別的時候，他們一定會大叫：“這才是玄之又玄的中醫！”
《老子》說“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我讀了衣先生的論述，只覺得“玄之又玄，眾迷之門。”
毫無疑問，張大昌先生所說的事理體用學說、彼此時勢思想，的確深有見地，是對中醫哲學思想的豐富和發展，但是他倡導的五臟五味體用互藏理論，恐怕很難被學中醫的學者所會用。《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的捲子本，在張大昌先生的手裡丟失了，卻開創出一個專門的“探軼學”，真是：統序遺失，學乃大昌。
望着厚厚的《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研究》，一股酸葡萄心理湧上心頭，只是這個酸葡萄經過張大昌先生及其眾弟子的研究，經過多位著名中醫學家的闡發，已經結成了一個一個的碩果，吃到嘴裡的時候，除了酸味之外，更多的是甘甜。只是我不知道，這酸甜是入哪個臟的，更不知道這個酸甜是哪個臟的體味、用味，還是化味？好在今天是兒童節，假如張大昌先生地下有知，也許不會怪我“何年之長，而問之少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