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國庫有沒有錢啊？還真沒有。大明官吏與商賈是富得流油，富可敵國，那麼所謂民呢？崇禎七年，前兵部尚書呂維祺記其老家河南是：村無吠犬，尚敲催征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磷，夜夜似聞鬼哭。

1644年，崇禎急得吐血。李自成的鋒茅使力戳紫禁城，老城牆不過是土磚坨，禁得起幾下戳？有人便向崇禎建議：召來吳三桂，籌集百萬軍餉，購足軍需，可保大明萬里江山無虞。

是呀，戰爭燒的是錢，可錢從哪來？崇禎說財政沒錢，國庫真沒錢。左都御史李邦華也急得跳腳：您家裡有沒有錢啊，原先別人送你的，您賣官的，先拿出來救救急。崇禎大叫：沒有，沒有，不騙你真沒有。崇禎一個勁地表白沒有，不過李邦華這話提醒了他，對啊，那些平時送我錢的，家裡錢萬千啊，百千人送他千萬，他才送我一萬；那些我賣官給他的，他也賣了百十官啊，我賣他一個，他賣人一批。崇禎於是下發通知，把官員們喊來開會，值此國難之際，讓他們為國捐軀是不存指望的，讓他們出些錢共紓國難，說得過去啊。

崇禎說大道理，說得句句得道；崇禎說小道理，說得字字在理。一場轟轟烈烈的國難募捐開始了。可官員個個都叫苦叫窮，說是沒錢。退了休的內閣首輔陳演，名副其實，陳老人家演戲來了，說過去太廉潔，要曉得這樣，不如當年多貪些，這時節可捐出救國款來；在職首輔魏德藻，趕忙說我也廉政啊，我按工資只能捐500塊錢；崇禎聽說李國瑞當官撈得不少，非常時期給非常策，只要捐些銀子，不咎既往，李國瑞跳得半丈高，賭咒發誓說從沒貪腐過，要是貪污了，可以從他槍斃起，一直槍斃到他子孫，李氏信誓旦旦說自己是愛國的，為國家，他願捐出全部家產，果然，他回家在牆上掛廣告：“此房急售”。好感人。

崇禎看了關於李國瑞賣房救國的奏摺，一把拿來撕了個稀巴爛———氣有甚用？崇禎明白了，這事得自己身邊人帶頭，“以為國老休戚所關，宜為首倡”，國老者，周奎也，崇禎岳父。他想起了他老婆曾從國庫里搬家，把國庫搬到了家，富得流油，這回怎麼也得為國家出點油費吧。確是出了，“自具一疏，勉蠲銀二千兩”。

大明國庫有沒有錢啊？還真沒有。李自成一腳踢倒紫禁城城牆，第一腳邁進的，就是大明國庫，真沒藏富於國，裡頭滿打滿算，不過10萬兩。這點錢只夠起義軍打湯喝。大明開國兩三百年，天天在搜刮，只這點錢？打死李自成，他也不相信。財沒藏在國里，肯定藏在另外地方。果然。“至是，賊系奎而去，藉其家，得現銀五十三萬，緞疋以車載之，相屬於道，諸所充積。”崇禎岳父周奎那裡，金山銀山錢山物山，堆得比崇禎自吊的煤山高；賣房救國的李國瑞，家藏70萬兩。錢不拿出來是不是？給我打，竹籤，上；辣椒水，上；老虎凳，上。竹籤辣椒老虎凳沒怎麼上，嘩啦啦，金子銀子霍霍霍霍響，沒幾天，李自成一唬二弄，唬弄出了幾千萬兩銀子來。這是甚概念？大明一年財政收入，才400萬兩。

哦，大明可以向後世士子大言不慚地說，我們大明治國理念蠻先進，先進500年，我們不搞藏富於國，我們搞的是藏富於民。

國庫里沒藏錢，那自然是財富不在國，便在民。可是藏在什麼民家裡？這事，大明貌似一直沒曾解釋清楚。大明開國朱元璋，當了皇帝，想把南京城加固修繕，卻為財政沒錢而撓腦殼。國沒錢？小民俺姓沈名萬山有呢，南京城牆，三分之一工程，我包了，“富民沈秀者助築都城三分之一，請稿(犒)軍。”偌大一個國家，修一座都城都修不起；修得起的，是富民沈秀者。富都藏了沈秀，“廣闢田宅，富累金玉”，以至“資巨方萬，田產遍於天下。”單是南京城裡房地產，便有廊廡“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樓四座“。

大明官吏與商賈是富得流油，富可敵國，那麼所謂民呢？崇禎七年，前兵部尚書呂維祺記其老家河南是：”數年來，臣鄉無歲不苦荒，無月不苦兵，無日不苦挽輸。庚午(崇禎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無青草，十室九空……村無吠犬，尚敲催征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磷，夜夜似聞鬼哭。欲使窮民之不化為盜，不可得也“。旱災又引蝗災，河南於崇禎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並起。“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管子這話，說得真是沒錯的。有產者則安鄉，無產者則鬧革命。只是管子這話，沒解釋清楚：富民，富哪些民？可是能不能說清楚些？這民是崇禎岳父周奎，還是江南富民沈秀？

■陸二燒燈草

　　萬曆二十八年（一六○○），有個叫陸二的人見街坊有人因為經商致富，便決定利用家鄉的資源去A處賣燈草（即燈芯的原料），他雇了一艘船把燈草放到船上直奔A處而去。

　　「陸老闆，前邊有個收費站！」船老大的聲音傳來。「這麼快呀，到收費站了！」「不是，七天前剛設的！聽說是知府劉大人設的。」「哦，交吧。」

　　陸二並沒有當回事兒，命手下人出面交稅。他懂法，稅率是三十稅一。船上的草價值八兩銀子，交稅二錢六，再加上各種費用四五錢銀子夠了。隨後，陸二便叫小夥計陸炳拿了壺酒，端上一盤牛肉準備小酌一番。酒剛斟上，船老大走了進來，「陸爺，稅款交了。」「船老大，來來來，坐下，咱們喝口！」船老大笑了笑，也坐在了船艙內。

　　二人舉杯欲飲，就聽船夫高喊「收費站到了，交稅！」陸二一愣，「船老大，怎麼又到收費站了？」「哦，對了對了，這是王知縣設的收費站。」「哦，陸炳，你去交吧。我跟船老大喝酒。」二人對視而笑，「唉，這年頭只要是能跟官府靠上邊兒，他就能收稅！」「是呀，是呀。來來，咱們喝一口！」二人一飲而盡。

　　陸二手中的酒盅還未放下，就聽船夫嚷道：「收費站到了，交稅！」「啊！」陸二臉色一變，「船老大，這是怎麼回事兒呀！」「這是京城回家休養的趙公公設的收費站，人家可是京城的人呀，不敢惹呀，交稅吧！」陸二陰沉著臉，從包袱中取出四錢銀子交給了船老大。船老大起身出去，不一會兒回到船艙二人繼續飲酒。

　　你一言，我一語，家長里短話不盡。就在這時，一人高呼「交稅！」陸二手中的酒杯猛地往桌上一放，「這咋又到收費站了呀！」「你不知道，這是前邊正規收費站臨時增設的臨時收費站。」「臨時多久了？」「好像臨時了七八年了吧。你是第一次做生意，所以不知道！」「這、這，唉，沒辦法，交吧！」

　　陸二和船老大就這樣一邊吃一邊交稅，結果一百多里的水路有十來處收費站，陸二為此交了足有四兩銀子。陸二的心拔涼拔涼的。這船燈草價值八兩，收稅四兩，買草和雇船以及路上的花銷也有四兩。這傢伙，自己這次買賣不要說賺錢了，不賠已經阿彌陀佛了。

　　陸二端著酒杯的手在顫抖，他的心在滴血。這時，又聽有人高聲喊「收費！」陸二哎呀一聲，手中的酒杯噹啷一聲掉在了地上。「這可如何是好啊？賠了，賠了！」就在他手足失措之際，船老大一拍他的肩膀，「喂喂，陸老闆，咋了？不是收費站到了，是『首飛山』到了！您上岸休息休息吧。」

　　「啊？『首飛山』，我呸，怎麼和收費站諧音呀。」陸二和船老大、陸炳等人上了岸。此刻，陸二再一看京杭大運河上的船隻更少了，他不禁問道：「船老大，前往A處還有多少個收費站呀！」「陸老闆，這個我還真不好說，收費站天天都在增，剛才經過的那個收費站，上次我路過的時候還沒有呢。保守估計還有十處吧！」「啊！」陸二一聽，眼淚撲簌簌地掉了下來。

　　沉思良久之後，陸二顫抖著說：「陸炳，你去把船上的燈草全都放到岸上來！」「為啥？」船老大和陸炳都非常好奇。「燒了吧！」「燒了？咱們辛辛苦苦的……」「別說了，你們想想，前後二十多處收費站，光收費站就要去了我們八兩多銀子，除去往返船費、吃住、買草的錢，如果我們再繼續走，那可就賠大了。如果想不賠就得把這船燈草的價格提高到二十兩，而A處的價格是八兩，你們說我們能賣得出去嗎？總而言之都是賠呀，倒不如燒了它，我和陸炳從陸路走回去。這樣的話，也許就只賠個一兩。唉，早知買賣這樣，我就不做了！」

◆　◇　◆

　　如果不是明代人周輝，在他的《金陵瑣事》中記載下陸二的故事。今人恐怕很難明瞭明朝後期貪官污吏對小商人的壓榨有多麼嚴重。萬曆年間，是明代商業受到壓制比較嚴重的時期。即使如此，因為前後皇帝們或無所作為或治國有方，商業並沒有因此衰落，仍然螺旋式上升著。明朝後期中國商業的發達的主要表現為：東南沿海發達的走私經濟和海盜經濟、邊關的貿易、鹽茶產區的走私經濟、江南絲織棉貿易、京杭大運河沿線貿易。

　　然而，這些地區也是受盤剝比較重的地區。例如，京杭大運河除了運軍糧和政府攤派的糧食之外，商業糧食和其他商品的運輸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商稅主要有四大類。

　　第一類是貨物稅（商稅，針對貨物徵收）。洪武年間除了農用工具和教育用品不用繳稅外，其他都需要繳稅。收稅額度是商品售價的三十分之一。稅收收繳是除北京、南京、鳳陽這三個都城外，當時的一線城市都由朝廷委派的稅收人員負責，二線城市以下則歸各省負責。地方商稅是小部分上繳國庫，大部分留做地方財政支出。

　　第二類是船鈔（通行稅，針對交通工具徵稅，戶部徵收）。宣德四年（一四二九）明政府開徵船鈔，之前則徵收通行稅。明政府在南京到淮安、淮安到徐州、徐州到濟寧、濟寧到臨清、臨清到通州這五段，對運載能力在一百石的船隻，每過一段行程徵收稅款一百貫鈔（折銀一•二五兩）。收稅站設在揚州、淮安、臨清、河西務、九江、杭州、滸墅關。徵收船鈔後，除了臨清外，其他大部地區都不再徵收通行稅。

　　第三類是抽分（特別商品稅，工部徵收），即對木料、竹子、麻、桐油、鐵、煤、木炭、釘子、銅線等製造船隻等交通工具所用的物品進行徵稅。收稅站一般在北京、南京、淮安、正定、蘭州、廣寧、荊州、太平、蕪湖、杭州等地。除了北京有四個收稅站外，其他地區都是一個。

　　第四類是貨物堆放許可稅（門攤稅，對貨主徵收）：貨棧、貨攤每三個月繳納一次許可稅，徵收方式是由該地行業協會中的頭面人物（會長）收繳後交給地方官。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明代稅收機關人員、徵收種類越來越多。每個收費站的工作人員多達上百名，如果加上相應的保安隊伍，每個收費站的工作人員多達數百人。徵稅的品種，包括奢侈品（如絲織品、高級瓷器）、進口商品（香料等）、日常用品（草鞋、手絹、西瓜、大蔥等我們今天常見的東西），多達兩千種。對這些商品都作了細緻的稅收規定。

　　明朝初期，朱元璋要求不對日常生活用品徵稅（喪葬用物及舟車絲帛之類免稅，又蔬果飲食畜牧諸物免稅），到了中後期幾乎對所有東西都徵稅。很顯然，稅收對民眾生活的負面影響很大。再加上明朝施行政府官員低薪制度，特別是吏役沒有薪水，這種制度的負面作用比我們今天某些行業的「低底薪高提成」更甚。

　　由於稅收的多少與吏役的收入掛鈎，因此，他們在積極徵稅的同時，必然勒索剋扣，甚至對一些戰略物資強行徵稅。明政府不得不在成化五年（一四六九）規定：對於執行政府任務的運糧、運物資的漕運軍船不得徵收船鈔。起初，吏役們還不敢明目張膽地對漕糧等徵稅，只是對漕運糧船上的船員所帶的自備糧草、燃料徵稅。但其後，隨著吏治的腐敗，吏役們的膽子也越來越大。

　　明政府對吏役們的所作所為並非沒有察覺，也數次明文禁止這種行為，然而，基層政府的運作要靠他們，而他們不徵稅就沒有收入來源，那他們的積極性從何而來？所以，最終還是老樣子，役吏們仍然無法無天，商業稅徵收的地點越來越多，直到明朝滅亡。

　　明中央政府和皇帝本身為了某項事務，也往往強行向商家無端徵稅，美其名曰「捐獻」。例如成化元年（一四六五）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琛就建議對通州、徐州的船隻徵收「濟漕」費，也就是要求商家無償幫助官家的漕運。理由就是為了國防建設，「國」好了他們自然就好了。

　　明政府既然如此大規模、大幅度地徵稅，那麼，稅收成績肯定很好了。然而，從數字上看，商業稅並不多，例如弘治元年（一四八八），全國的貨物稅和通行稅總計四千六百萬貫鈔。該年鈔和銀子的比價是一貫折合○•○○三兩，因此，折銀為十三•八萬兩。

　　嘉靖二十三年（一五四四），全國的貨物稅和通行稅總計五千二百萬貫鈔。該年鈔和銀子的比價是一貫折合○•○○五兩，因此，折銀為二十六萬兩。

　　然而，萬不可被假象迷惑。真實的稅收則遠不止二十六萬兩。因為上述徵稅的弊端，真正進入中央財政的稅收不及真實稅收的十分之一。據黃仁宇先生估計，每年光在京杭大運河上運輸的棉布價值就高達五十萬兩。而棉布只是十種大宗商品中的一種而已，況且棉布與木材、食鹽、糧食等相比，其每年運送的數量要低得多。因此，全年實際上的商品貨物價值，估計一千萬兩是沒有問題的。那麼，保守估計，每年僅貨物稅就可以徵收三十三萬兩，比全國的商業稅收還要多，即使我們承認十分之一這個數字，那麼，其餘十分之九的稅又跑到了誰的口袋裡去了？

　　除了前面提到的政府（各級、各種權勢人物）的稅收盤剝外，商人中的官僚商人、與官員聯合的巨商富賈和走私者的偷稅行為，都是造成稅收不能進入政府口袋的原因。

　　更為嚴重的是，走私經濟下許多商人的財富在短時間內膨脹，不但使稅收出現問題，更使「官鬥不過吏，吏受制於商」這種現象成為常態。因為，官一般是外派的，而吏則是當地人，官要是想做事只能靠吏，而吏的收入則需要搜刮民脂民膏，這樣商人就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吏的「老闆」。到後來，商人甚至到了影響地方政局的地步，而這又加強了「白銀帝國」的負面因素，從而使晚明亡於商人的證據更加充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