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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所作英國使節馬戛爾尼覲見乾隆皇帝的漫畫。
1793年8月5日，按照傳統曆法是大清乾隆五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的特使，喬治·馬戛爾尼勛爵，以祝賀乾隆皇帝八十大壽為名，千里迢迢歷時一年，從大西洋一側的英倫三島，繞過半個地球，來到了太平洋一側的中國天津白河口。
接下來馬戛爾尼的故事在很多人那裡早已耳熟能詳，作為在進京覲見乾隆皇帝的路上，馬戛爾尼和他的使節團成員驚奇的發現，當時的中國民間貧困，道德淪喪，官員顢頇，軍事薄弱，徹底打碎了他們原先對清朝所有的美好想象。
當然，馬戛爾尼先生很快就找到了他以為造成這一切的原因。
他在私人日誌中寫道：
“當威尼斯人馬可o波羅在13世紀訪問中國時，正值西部蒙古韃靼人征服中國，以成吉思汗之孫忽必烈汗為他們的首領。那個時候前不久，中國人已達到他們文明的頂峰……他們當時肯定是非常開化的民族。但自北方滿洲韃靼人最後征服以來，至少在這過去的150年，沒有發展和進步，甚至在後退；而在我們科技日益前進時，他們和今天的歐洲民族相比較，世紀變成了半野蠻人。”
這個總結實在是太符合很多人的胃口了。滿清異族統治帶來的打擊和倒退成為解釋近代之前，從明到清中國為何落後於世界的最好答案，畢竟一方面有洋人馬戛爾尼背書，另一方面也安撫了國人的自尊心。
馬戛爾尼這個解釋當然站不住，為什麼？
就在馬戛爾尼所說的150年之前，明末的中國，也有一個外國人，留下了他對當時明朝社會的觀察和記載。
這也是一個大名鼎鼎的人物——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瑪提歐·利奇，中文名”利瑪竇”。相隔150年的兩個外國人，用他們的眼光審視中國社會時，在很多相似的角度上都產生了興趣，兩者對讀，確實很有意思。
利瑪竇眼中的明朝社會什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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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與中國官員的交往，利瑪竇是一個非常善於學習中國文化的傳教士。
在利瑪竇所撰《中國札記》中如此記載：
“這個國家的刑法似乎並不太嚴厲，但被大臣們非法處死的似乎和合法處決的人數是同樣地多。所以發生這種情況是由於這個國家有一項固定而古老的習慣，允許大臣不經過法律手續和審判，就可以隨意鞭打任何人……被告給大臣一筆巨款，就可以違反法律和正義而買得活命。大臣們作威作福到這種地步，以致簡直沒有一個人可以說自己的財產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弔膽，唯恐受到誣告而被剝奪他所有的一切……所以他們也不大關心什麼真理，行事總是十分謹慎，難得信任任何人。”
150年後的馬戛爾尼使團，也注意到類似的問題：
“眾所皆知，在他們法庭上金錢萬能，錢多的總是有理。”
“在中國，皇帝的利益始終是頭等重要的事，違反他的旨令，任何人的財產都是不安全的。”
“在這種制度下，人人都淪為奴隸，只要最小官一點頭，人人都得挨竹板……根本談不到還有什麼面子和自尊……中國商人一有機會就弄虛作假，因為據說靠誠信做不了買賣。中國農民只要能不被發現就偷盜行竊，因為懲罰僅僅是他每天都挨到的竹板。”
這兩者之間有多大區別？其實就是一回事。
利瑪竇還不忘吐槽明朝百姓自賣為奴：
“他們當中有很多人無法過沒有女人在一起的生活，就把自己賣給有錢的主人家，以期在這家的女婢中找到一個妻子，而這樣一來就把他們的子女永世變成奴隸……這一做法的結果是全國事實上到處都是奴隸。”
馬戛爾尼使團也吐槽這一情況：
“一個人在某些情況下可以自賣為奴……如果當奴隸期間表現良好，20年後他就有資格獲得自由，如果表現不好，他就終身為奴，如果在原來的賣身契上他把子女算在內，那麼子女的下場也一樣。”
相比之下，馬戛爾尼看到的，恐怕還好那麼一點。
對於軍隊的評價，兩方也都各自吐槽。
利瑪竇不乏毒舌：
“這個國家中大概沒有別的階層的人民比士兵更墮落和更懶惰的了……他們應召入伍並非出自愛國心，又不是出自對皇上的忠誠，也不是出自任何想獲得名聲榮譽的願望，而僅僅是作為臣民不得不為僱主勞動而已。軍隊中大部分是皇上的奴隸，他們服奴役，有的是因為自己犯過罪，有的則是為祖先贖罪。當他們不從事軍事活動時，他們就被派去干最低賤的活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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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版畫上的清朝軍隊，和之前的漫畫不同，此類版畫往往是對現實照片的對照彩繪，更加寫實。
馬戛爾尼使團眼中的清朝軍隊也好不到哪裡：
“中國軍隊大多只能是民兵，從來沒有組建，將來也多半不會。他們是不靠他人勞動養活的群體，但對百姓也有助益……不能指望這種生活條件的人拿起武器去打仗。”
類似的，對照兩方各自的記錄，對於很多方面，如婦女地位、殺嬰習俗、美術、建築水平、社會治安、武器技術等等方面，利瑪竇筆下的明朝社會和馬戛爾尼記載的清朝社會，也都很相似而沒有太大差別。
但三解認為，最重要的相似吐槽其實是這一對：
利瑪竇說，”中國人把所有的外國人都看成沒有知識的野蠻人，並且就用這樣的詞句來稱呼他們。他們甚至不屑從外國人的書里學習任何東西，因為他們相信只有他們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學和知識……全國上下都不得與外國人打交道，除了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地點……凡是未的官方批准而與外國人進行貿易的，都將受到最嚴厲的刑罰。”
而馬戛爾尼使團也有類似的批評：
“在任何場合他們都表現出所謂民族優越的虛榮心、自視甚高的狂傲。他們不是沒有感覺到他人的優點，但假裝看不見。儘管他們不得不利用外國人校訂他們的曆法和調整鐘錶，並且習慣每年都接受各種歐洲工藝品和新產品，但仍頑固地認為，與他們自己相較，世上所有民族都是蠻夷。”
“根據目前國家的規定，這些地方絕對禁止與歐洲人交易，廣州則成為唯一允許他們去的港口。”
近代前中國落後於西方真如馬戛爾尼所說是滿清異族統治了150年帶來的倒退嗎？對讀了利瑪竇和馬戛爾尼使團的記錄，可以肯定的是，利瑪竇時代的明朝社會和馬戛爾尼時代的清朝社會，本質差別不大。而最後列出的利瑪竇與馬戛爾尼都感受到了的，兩個時代共同的固步自封、自視中心的虛妄優越感，恐怕才是我們問題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