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自【柏陽異域】
民國三十八年那一年變動之大，現在回想起來，心頭還仍有餘悸，共產黨像決了口的黃河一樣，洶湧的吞沒了全國所有的省份，只剩下雲南一片乾淨土，而在這一片乾淨土上的首領，卻已決心向共產黨投降，人心惶惶，昆明城一夕數驚，作為一個堅貞不屈的戰士，內心的悲痛和徬徨只有上天垂鑒，我是第八軍的一個軍官，第八軍和另外的二十六軍的弟兄們，一直在焦急的等著變，但是，怎麼變，變成什麼樣子，誰都不知道，我們所知道的只是馬上就要變了。
三十八年十二月九日，雲南省主席盧漢在省政府召開軍政聯席會議，他那時叛跡未露，還是堂堂正正的方面要員，李彌和余程萬兩位將軍沒有理由不去赴會，而且還希望盧漢能在最後關頭，把穩了舵，他們去了，事情就真像古老的戰爭小說上描寫的那樣，當我追隨李將軍踏進會議室的時候，會議室裡竟像一座墳墓一樣的寧靜，座位沒有往常那樣擺起來，桌面上也沒有一盃茶，我心裡覺得有點異樣，我又驀的發現，凡是憲兵崗位的地方，全都由步兵接替，他們頭戴鋼盔，雙手舉槍。
約莫經過一個小時，出現兩個徒手的人，舉手向李將軍敬禮，說盧主席請他去，李將軍站起來去了，但我卻不能跟隨，我掙扎著聲明我是李將軍的隨從，我不能離開他，他們就把我架到一個好像是值日官住的房子，把門強從外面關起來。
我們一直關了四天，而李彌將軍和盧漢談過話後，便也被送到隔壁，我們只有一牆之隔，警衛人員雖不准我們談話，但我每天都清楚的聽到從他房間中傳出來的談話聲，大笑聲，咆哮聲，和盧漢親自來向他說服時帶著一大隊衛士的腳步聲，我不斷的在想我們的命運，我怕李將軍的態度會激怒盧漢，將我們拖出槍斃，又怕李將軍終於被他們說服，則我們有何面目走回軍營，幾天的煎熬，我想我已經瘋了，我嚥不下去一顆飯粒，那些馬上就要成為共產黨奴才，甚至終於要死在共產黨手下的大小叛徒們，卻一直向我發出得意的冷笑，我看見他們在撤走我面前原封未動的飯筷時那種嗤之以鼻的表情，不禁痛哭，我們如果死在這些人手裡，真是在九泉也不瞑目。
(中略)
我被他們苦刑拷打是被扣後第三天的事，一直到今天，我都記得很清楚，那一天是十二月十一日，黃昏之後，我被帶進一間屋子，好像是什麼人的辦公室，一個穿中山裝的人，是的，是一個穿中山裝的人，天會詛咒他，他瀆褻了那具有紀念國父嚴肅意義的服裝，他像禮賓司的官員迎接一個國王似的迎接我，熱情的握著手，臉上堆著任何人看起來都是誠懇無偽的微笑，讓我在一條很窄的長凳上坐下。
「這是誤會，鄧將軍！」
他口中的「將軍」是充滿了敬意的，我便老老實實的告訴他，我說我只是中校，他搖了搖頭，遞給我一支紙煙。
「在我們黨裡，」他說，「永遠是不問學歷經歷，而只問能力，我現在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派你為陸軍中將，只看你對人民的功勳如何了，我相信總會幫一點小忙的，昆明可以免去一場可怕的屠殺，你總不忍心中國人打中國人吧。」
「你是誰？」
「我是共產黨城工部的負責人。」
「我們彷彿很面熟？」
「對的，」他用一種充滿了歉意的表情笑了笑，「我們在肅奸會議上碰過面，我們是老朋友了。」
便是一聲霹靂打到我的腳前，我也不會如此驚駭，我認出他是誰了，我不能說出他的官銜，在祖國，具有這類官銜的人太多，那會引起不必要的誤會，但是，凡是在民國三十七八年在昆明參加肅奸工作的夥伴們，他們都會知道他，他就是蘇文元，一個在表面上看起來簡直是將近狂熱的反共者和忠貞份子，我之所以逐漸的看出他是誰，是因為在討論韋倫的專案小組上，我認為韋倫不過是一個愛發發牢騷的普通知識份子而已，而是他第一個站立起來表示反對的。
我永遠記得蘇文元在專案小組上那副狂熱的姿態，他脖子上暴著跳動的青筋，憤怒而悲痛的指責韋倫言論怎麼樣的偏激，雖然韋倫也攻擊共產黨，但那明顯的是一種偽裝，以求在離間民心，打擊軍心，動搖社會秩序上更有力量。我稍微表示點異議，蘇文元便進一步的用一種誰都聽得出來含著什麼意思的話，說我是在掩護韋倫。而現在，他卻代表人民政府委派我為陸軍中將，這是一場可怕的滑稽劇，我開始對共產黨有一個新的認識，他們最厲害的手段之一便是使我們的高級長官有錯誤的決策，和用我們的手來消滅我們的忠貞同志，打擊那些因希望我們好而作逆耳忠言的人，可惜我發覺的是太遲了，但對於以後我在中緬邊區的游擊戰鬥，卻有很大的幫助，我的夥伴們都領略過類似的教訓，否則的話，在兩面夾擊的邊區中，我們不能活到現在。
蘇文元找我談的目的，是他以李彌將軍的名義寫一封信給曹天戈將軍。事後我才知道，在我們被扣後，政府發表曹將軍接任第八軍軍長，在信上，李彌將軍請曹軍長暫時停止攻擊三天，讓我代李彌將軍簽字；我不得不說，沒有李將軍的吩咐，我不能這麼作。
我這一句話使蘇文元想到不使用暴力不能達到目的，他喚了一聲，進來兩個壯漢，他們沒有等到吩咐，便一直走到我面前，熟練的照我臉上狠狠的打下第一個耳光，這時候我才知道讓我坐到窄凳上而沒有讓我坐到沙發上的緣故，只一個耳光我便從窄凳上滑下來，接著我被拉起，又是第二個耳光，血從嘴角流下，順著下巴，一滴一滴的滴到我那抱在胸前發抖的雙手上。
「簽吧，克保兄！」蘇文元溫和的叫我。
我不答話，於是我便像一條狗一樣的被他們再打下窄凳，在地上滾來滾去，鞭子，皮鞋，和種種咒罵，我最後蜷伏到牆角，用我的背抵抗他們的撻擊，我的背便是那時打傷的，我哭叫著，每一次鞭子打下，我都哀號一聲，我自己都聽到自己淒慘的聲音，當我受不住的時候，我用頭往牆上猛撞，我希望撞死，我現在想起還要顫慄，世界上有一種比死更可怕的東西，那就是苦刑拷打，但他們不能讓我死，他們把我拉到屋子當中，打一會問一會，我爬到地下，昏迷不醒。
但最後停止用刑的原因，並不是我的哀號使他們動了憐憫，而是李彌將軍和盧漢虛與委蛇的關係，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十二日，蘇文元笑著再度和我握手。
「克保兄，」他如對老友似的把嘴巴放到我耳邊，「李彌已答應反正，好了，人民政府會升他當司令員的。你的軍長沒問題，剛才不過是誤會，要知道，在大時代裡，誤會是難免的。」
蘇文元一直是滿面誠懇的笑，就是在我被打得地上滾來滾去的時候，他表現的並不是我所想像的得意洋洋，而是一臉同情和痛苦，好像苦刑拷打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他不得已才為之，這是共產黨最厲害的手段，我深深的記在心頭，很多堅強的人都是這樣被騙住了，所以，我拒絕他們送來的使我連口水都要流出來的茶水，也拒絕他們送來的嶄新的將校呢軍服，我要把我被共產黨苦打的原狀帶到夥伴們的面前，好像一個跌倒的孩子，一定要媽媽撫揉才能消痛。
【西安事變】的英雄都成了漢奸 說明了什麼！
以下內容為轉貼
這是一位出身大陸，目前在美國大學的歷史系任職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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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的英雄都成了漢奸 說明了什麼
作者：程映虹
再過一周就是雙十二，即西安事變紀念日。1936年12月12日，由張學良和楊虎城控制的東北軍和西北軍在西安發動兵變，扣押中國國民政府當時的軍政領袖蔣介石，迫使他接受以一致抗日為名停止對共產黨的軍事行動的要求。這個事變是中國近代史上的轉折點。要不是張學良和楊虎城，我們很難想像當時被國軍圍困在陝北一隅的中共會有什麼樣的命運。
西安事變一直在中共官方歷史上有重要地位，被說成是當時民心所向的標誌。但是中共官方宣傳一直故意忽略一個重要史實：很多積極策劃和實行兵變的東北軍軍官後來都當了漢奸。這些漢奸先是在日本人和汪偽那裏做官，後來又在“新中國”安享榮華富貴。他們的人生軌跡就這樣清楚地描畫出了日本侵華和中共成功之間的關係。
這些漢奸中最出名的是孫銘九。孫西安事變前是張學良的警衛營營長，執行了張的捉蔣命令。西安事變後，張學良被國民政府軟禁在南京，東北軍的主要將領主張和平解決，但企圖以營救張學良為名義趁機從高級將領手中奪權的孫銘九卻一意孤行，要和中央軍武力相見，為此他濫殺無辜，東北軍主要將領王以哲，蔣斌，宋學禮等都死於他手。這場東北軍的內亂不但直接導致了東北軍的解體，而且使得古城西安慘遭兵火之焚。為了個人野心闖下了這場彌天大禍後，就連共產黨當時也不好意思再收留他，於是孫銘九乾脆投靠了汪精衛政權，擔任駐河南的特派員，後來又跑到山東當了偽保安副司令。
孫銘九這個漢奸的級別還不算高。張學良的參謀長鮑文樾擔任了汪偽政府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代理軍政部長等。抗戰後因漢奸罪被捕，1946年被國民政府處決。
西安事變前張學良那裏有個抗日同志會，實際上是中共的秘密組織，其書記應德田專門給張學良提供所謂的抗日思想和理論，還編寫過《抗日理論與實際》的小冊子，可以說嘴上比誰都更愛國，也因此深受中共讚賞。但西安事變後他投靠汪偽政權，當了河南省教育廳廳長。
在西安事變中最忠實執行張學良的捉蔣命令的東北軍騎兵六師師長白鳳翔後來擔任偽東亞同盟軍的指揮官。1943年失去了日本人的信任被毒死。
張學良副官兼機要秘書苗劍秋曾經一再鼓動張學良策動西安事變，說不要替國民黨打內戰。但西安事變後來卻順利出境到了日本，當了漢奸。
張學良的弟弟張學銘參與了西安事變，之後長期在海外，但到了1943年居然加入汪偽政權得了個軍事委員會委員的頭銜。
這些漢奸，凡是沒有死的，後來又愛上了“新中國”，1949年之後不是受到重用，如張學銘在天津市當高級幹部，便是安享晚年，如孫銘九、苗劍秋等人老死在政協。但在中共官方公開的資料中，他們當過漢奸的那段歷史常常被刻意隱瞞或淡化。不但如此，他們還舞文弄墨，美化自己，醜化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尤其是把那些被孫銘九殺害的東北軍將領說成是蔣介石的特務，從而把自己的殺人罪一筆抹掉。他們關於西安事變的文字是1949年以後偽造和篡改的整個中國近代史的一部分。
改變了中國命運的“西安事變”在海峽兩岸，國共兩黨的歷史中一向有著截然不同的敍述和評價。共產黨說它是愛國的，國民黨說它是禍國的。究竟誰說的有理，外人和後人只要看一看這起事件的主要策劃者後來的言行就知道了。一個政治事件中的主要人物都成了漢奸，它所策動的那個事件難道可能是愛國的嗎？
孫銘九這些所謂的“愛國者”，實際是政治流氓和軍事賭徒，“愛國主義”在他們那裏成了無法無天和隨意殺人的遮羞布。所謂“愛國主義是流氓最後的庇護所”用在他們身上再合適不過了。他們所策動的西安事變，符合日本帝國主義的利益，因為事件的後果是中國名義上抗日了，但日本人從來不用擔心一個政治統一上下齊心的中國，有人在那裏合法地拆國民政府的台，起到了日偽軍起不到的作用。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日本人和汪偽都慷慨地收留了這些“愛國者”，按功領賞嘛。
西安事變根本沒有什麼民意，就是一起兵變。它打著愛國的旗號，實際是誤國和禍國，最後主要參與者都順理成章地叛國做了漢奸。這個過程，也可以拿來對認識今天那些成天喊打喊殺的“愛國憤青”們做一個參考。
在“偉光正”那裏，“愛國”當然就是以自己的黨派利益為標準。西安事變時，“愛國”的標誌就是反蔣。愛國和反蔣是同義詞。只要能削弱和損害中央政府的權威和地位，只要能幫助“偉光正”地方割據，這樣的事都是愛國的。哪怕那些“愛國者”後來都當了漢奸，他們幹的那些事還是愛國壯舉。哪怕那些以“背後有黑手”的學生為主體的“愛國者”在強敵壓境之際在全國掀起動亂，這個運動也是“愛國民主運動”。今天則完全倒了過來，“愛黨”就是“愛國”，黨和國是同義詞，哪怕你已經拿了外國護照，只要你“愛”這個黨，為這個黨天下“維穩”，你就是中國的“愛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