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探究[編輯]
早期的評論認為，戊戌政變的深層原因是滿漢之爭，慈禧並不一定反對維新，但變法與「滿洲統治」這一根基相牴觸，隨著變法運動的激進化，康有為上奏在華東建設新都，剪掉辮子，改穿西式服裝，改元維新（參《請斷髮易服改元折》），意味著脫離清兵入關後在北京周邊設定的旗地、八旗等滿人勢力，轉向對外開放之地上海，斷髮、易服、改元意味著對祖法即二百五十年來的清朝統治的全盤否定，因此喚起了滿洲人的抗拒。當時一封致英國代理上海總領事白利南的信中稱：「到光緒意欲改變中國辮子風俗的詔令一傳出（據康說這是真的），旗人的不滿達到頂點。對滿人來說，割掉象徵旗人征服漢人的辮子，等於否認旗人在中國的統治[10]。
英國公使竇納樂說道：「最近的一些事件確切表現出太后和旗人派對他們自身安全感到嚴重的驚恐，且視維新運動有害於旗人統治。維新新黨的領袖都是漢人，在斥責康有為所組織的『保國會』的上諭中，很有意義地指出，保國會志在保中國（國家）而不保大清（政權）。旗人在摧毀維新派時，能夠博得多數漢族官員的贊同，或至少漠不關心，乃因為光緒採納熱心變法的青年一派的建議從事改革，不但危及他們的權力，甚至危及他們的地位[11]。
康有為的弟弟康有溥說：「伯兄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當地排者，忌者、擠者、謗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12]
當今新探[編輯]
香港大學博士區仲桃認為，早在康有為跟光緒策劃百日維新前，慈禧與光緒已逐步推行改革，康有為的出現某程度上「破壞」了原本改革的進程。康有為提出改革的背後有個人的考慮，而且手法激進。其中譚嗣同更認為所有變革要流血才會成功。康有為跟日本關係密切，力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策劃中日甲午戰爭的主要人物）當光緒顧問。更甚的是，康有為等策動暗殺慈禧，事情敗露，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海外，譚嗣同拒絕逃亡，要用自己的血肉來明志。慈禧對於光緒要殺害自己十分震驚，但在她有生之年對這件事情絕口不提。康有為在國外，竭力把慈禧、光緒描繪成今天一般人理解的模樣[13]。
上海師範大學教授雷家聖指出：戊戌變法期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國訪問。當時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向變法派領袖康有為建議，要求清朝方面聘請伊藤為顧問，甚至付以事權[14][15]。於是變法派官員在伊藤抵華後，紛紛上書請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員的警惕。保守派官員楊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將專政柄。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16]這種激烈的言論，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頤和園回到紫禁城，意欲瞭解光緒皇帝對伊藤有何看法。
伊藤與李提摩太又向康有為提議「中美英日合邦」。於是，在康有為的授意下，變法派官員楊深秀於9月20日（八月初五）上書光緒皇帝：「臣尤伏願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17]另一變法派官員宋伯魯也於9月21日（八月初六）上書言道：
「渠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18]
雷家聖認為，這是欲將中國軍事、財稅、外交等國家大權，交於外人之手，所以慈禧太后驚覺事態嚴重，當機立斷發動政變，重新訓政，結束了戊戌變法[14]。
雷家聖亦指出「合邦」為外國的陰謀，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前即曾與日本人聯繫，要與日本人聯合召開「兩國合邦大會議」[14]:129。戊戌變法開始後，李提摩太又向康有為建議中、美、英、日四國「合邦」，藉以對抗俄國，他指出，這在當時是完全不切實際的。但身為高級知識分子的李提摩太卻向康有為提出這種建議，動機令人懷疑。康有為更向光緒建議要向李提摩太與伊藤博文「商酌辦法」，則控制權將完全掌握在外人手中。因此李提摩太「合邦」的計劃，可以說是一個外交的騙局，利用康有為等人對國際常識不足的弱點，誘騙康有為等人與光緒將交出軍事、財政、外交等權力給外國人，任由外國操控宰割[14]:154-155。
戊戌政變之後，許多官吏紛紛上書彈劾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如兵部掌印給事中高燮曾於八月十一日上奏言：「從前朝鮮被倭人戕妃逼王，其明證也。」福建道監察御史黃桂鋆上奏：「大約康有為等，內則巧奪政權，外則私通敵國，其主持變法之說，皆欺人語也。」民間學者王先謙也批評康有為：「借兵外臣，倚重鄰敵，以危宗社，又兼崔胤、張邦昌而有之，誠亂臣賊子之尤也。」當時的官僚與士大夫，已經將康有為等人的陰謀與朝鮮的乙未事變作比較，並發現了其中的相似之處[14]:158-159：
- 日本派軍包圍朝鮮皇宮，並由殺手進入皇宮殺害閔妃，與譚嗣同遊說袁世凱「殺榮祿，兵圍頤和園」，然後由「好漢、好將」進入頤和園「去此老朽（慈禧）」的過程如出一轍；
- 1896年，朝鮮國王逃到俄國公使館尋求保護，以圖擺脫日本的壓迫，然而到了1904年，隨著日俄戰爭爆發，日軍再度大舉進入韓國，逼迫韓國簽訂韓日議定書；同年再逼迫韓國簽訂第一次韓日協約，韓國之財政、外交皆須聽從日本顧問的意見以施行之。次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戰勝之後以樞密院院長伊藤博文為特派大使，逼迫韓國簽訂第二次韓日協約（乙巳條約），日本得在韓國設置統監，統理指揮今後韓國對外國的關係以及事務。而首任統監，即是伊藤博文。日本利用顧問、統監掌控韓國的政治外交，這與戊戌變法時期重用伊藤博文的「借才」之議，有異曲同工之妙。
- 1907年朝鮮高宗李熙趁著第二次萬國和平會議在荷蘭海牙舉行之際，派遣屬下秘密潛赴海牙，向和平會議主席及各國代表提出高宗李熙的密書，並要求參加會議，但會議議長以韓國已成為日本的保護國，沒有外交權為由，予以拒絕。海牙密使的消息傳回韓國，統監伊藤博文譴責韓國政府：「漠視協約精神，敵視日本，故日本不得不向韓國宣戰。」最後李熙宣布讓位，由太子純宗即位由此可見，可見「借才」一旦付諸實施就沒有回頭的機會。1909年，日本開始積極推動「合邦」的計畫，在日本人的壓力之下，韓國終於在1910年被迫簽下了合併條約，成為了日本的殖民地[14]:167-171。
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孔祥吉也認為：「拆穿了李提摩太的西洋鏡，原來是一個赤裸裸的併吞中國的陰謀，……這一合邦計劃幸好沒有實行，倘若付諸實施，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無疑會成為對英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屬國和殖民地。」[19]戊戌政變之後，慈禧下令逮捕康有為，將宋伯魯革職拿問，後又處死楊深秀等戊戌六君子，均沒有提到他們有賣國通敵之罪。雷家聖指出由於當時英、日正在中國東北與渤海進行軍事活動，一旦公布英、日涉及合邦計劃，無異與英、日反目成仇，因此只能以含混之罪名帶過[14]: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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