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年奉命出使多明尼加共和國，當時他們正在舉辦總統大選，結果律師出身、對兩岸情勢非常了解的費南德斯當選。

他就任後不久辦了一場總統盃高爾夫球賽，邀請企業界以及使節團參加，平常打一場球不到五十美元，但那場賽事的報名費是三千美元。

打完球，費南德斯總統把我拉到一旁說，多明尼加急需要援助以發展經濟，我表示我國非常積極地協助多明尼加，特別是在農業方面，但他嫌不足。最後當他喊出援助金額時，我差一點昏倒，當下的反應是：「總統閣下，您瘋了！」當然我沒這麼說。

從那天晚上開始，我就跟這位總統折騰了半年多。期間，費南德斯總統除不斷以斷交恐嚇外，他派部長級首長訪問大陸、派外交部長參加中共主持的國際會議、接見中共訪問團、指示駐聯合國大使與中共大使接觸，並在世界衛生組織拒絕支援我國，他無所不用其極的勒索、威脅，就是要錢，並一再強調台灣不給，中共會給。

在跟費南德斯總統折衝期間，我身心俱疲，不但嚴重失眠、血壓爆升，體重也從九十公斤跌到七十公斤，在台灣有事業的太太非常憂心，決定讓在輔大念書的女兒休學到多明尼加來照顧我。經過一連串的憤怒、委屈與無奈，終於達成協議。條件是第一，他要在國會發表演講，承諾任內四年不會跟我國斷交；第二，要邀請我國總統至多國訪問；第三，他要去台灣訪問。

他履行前二項條件後，二○○六年三月廿二日，我到總統府親自與他敲定訪台行程。中午回官邸陪女兒吃飯慶祝她生日後，下午到大使館上了辭呈給外交部，結束了我的外交生涯。

當我聽到多明尼加斷交的消息時沒感到遺憾，反而癡想如果我在二○○三年與費南德斯總統談不攏，那時就斷交了，這十五年來的經援加上大使館的人事行政費用，肯定是個天文數字，是否值得，我也沒有答案。

一個主權國家必須是聯合國會員國，或其他主權國家予以外交承認。瑞士到二○○二年方加入聯合國，但之前全世界都承認她是主權國家，因此在台灣不管那個政黨主政，都會盡力維護外交關係，以伸張我們的主權。

這次被斷交的湯濟仁大使是在我之後第四任大使，他是一位非常優秀的職業外交官，在多明尼加鞠躬盡瘁，回國後立即去檢查身體，發現心臟三根動脈嚴重堵塞必須立即進行繞道手術，主治大夫說，再晚二個月就醫，恐怕就永遠回不來了。

多年來我們的資深外交官視派駐邦交國擔任大使為畏途，但借用陳菊市長的名言，外交官沒有選擇戰場的自由，國家派他們去哪國就去哪國，天天面對需索無度、猙獰醜陋的官員，只能忍辱負重，前仆後繼，遇到斷交也只能打落牙齒和血吞。這些在外交戰場為了國家的主權與尊嚴不斷奮鬥、打拚的外交官，應得到更多的關懷與鼓勵，人民的支持才是外交真正的後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