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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18事變之後，國民政府着手準備全面抗日，為此制定了國家計劃“指導大綱”，但面對步步逼近的全面戰爭，依然困難重重，其中最尖銳的問題是，中日之間力量對比差距實在巨大，僅僅就軍隊而言，就決非在數年之內可以拉近。
中日之間的海軍根本無法匹比，作為一個幾乎完全暴露、無法藏掖的軍種，中國海軍一遇開戰必然徹底毀滅，別無出路（具體可參見顧則徐《淞滬會戰時期悲壯的中國海軍》）。
中日之間空軍也是根本無法對抗，中國全部飛機僅及日本海軍擁有飛機數量的10%左右，不過空軍在當時是一個可以在內陸藏掖的軍種，所以也就可以獲取蘇聯、西方支援並向他們採購，以勉強彌補巨大差距。
中國主要賴以跟日本對抗的是陸軍，在中國不得不放棄海岸帶的必然局面下，在國民政府不願意投降的前提下，中國進行抗戰的決定性力量只能是陸軍。但是，中國陸軍的狀況同樣可悲，而且是全面落後：編製、訓練、裝備、後勤、指揮等等，與日軍比較都屬於上一個時代的軍隊。今人甚至可能難以想象，在質量根本無法對等的情況下，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中國陸軍實質上的兵力數量也不如島國日本。
我為什麼要說“實質”呢？中、日戰爭是現代戰爭，儘管當時中國人口大約有4.5億人，日本人口約為0.65億人，但可以適合現代戰爭的人口質量卻不同，中國可以適合這種戰爭的人口數量反而遠遠少於日本，並不能夠跟日本相比。
抗日戰爭爆發時，蔣介石為國民政府大本營大元帥，參謀總長為何應欽，副總長為白崇禧。所以何應欽、白崇禧二人對中日軍力進行的比較具有重要參考意義。兩人在中日軍力比較上結論近似（就中國而言，此處“軍力”可以理解為陸軍兵力），所以不妨就以何應欽的說法為例（見何應欽：《八年抗戰之經過》。金文圖書有限公司，1982年。P18-22。）：
【日本】：總兵力448.1萬人。其中：現役兵38萬人，預備役兵73.8萬人，後備役兵87.9萬人，第一補充兵157.9萬人，第二補充兵90.5萬人。其中戰鬥兵可以有199.7萬人。
【中國】：陸軍現役兵170萬餘人，壯丁訓練陸續約100萬人（1936年前後），學校軍訓完成預備役17，490人，候補軍官888人（1936年前後）。
就中國兵力不如日本的直接原因來說，上述何應欽的中日兵力比較已經說明，儘管從現役兵力而言，中國多於日本——“170萬餘人：38萬人”，但是，由於中國沒有實行現代兵役制度，即使將水平很低的壯丁訓練計入，可以擁有的總兵力也遠落後於日本，僅為約“272萬人：448.1萬人”。
日本可以形成的戰鬥兵為199.7萬人，對比中國現役兵170萬餘人，似乎超出並不多，其實不然，當時中國軍隊由於必須承擔後方治安、交通、後勤甚至地方管理等職能，現役兵一般僅可以有30%投入前線作戰，實際可以使用的有效作戰兵力僅約50-60萬人而已，假如竭盡全力投入50%作戰，也只有85萬人，如果打光了，也就意味着什麼都沒有了。
中日全面戰爭前期，日本一個師團約為1.7萬人左右，中國一個師的兵力參差不齊，少者僅有三、四千人，完整建制在1-1.5萬人之間，但按照戰力，對付日軍一個師團，中國需要使用10-15個完整的步兵師才可能佔有優勢。如果以此計算，中國兵力簡直可以稱之為了“渺小”。蔣介石國民政府之所以能堅持抗戰，並非在於兵力，而是在於前所未有的意志力及地理優勢而已。
儘管中國從清末時候就開始努力建立新式的兵役制度，國民政府甚至制定了義務兵役法規，但實際上始終沒有能夠得到全面實行，中國軍隊主要採用的還是募兵制。甚至可以說，當時連真正的募兵制也沒有能夠實行。
從護國戰爭和護法戰爭之後，中國內戰幾乎沒有間歇，其實，打來打去不過就是那麼些人，“當兵吃糧”，士兵和低級軍官今天在這個部隊當兵領餉，明天被俘虜或投降後，再繼續在昨天還是對手的部隊當兵領餉。所謂打仗，除少數屬於硬仗外，多數不過就是仗着氣勢衝來涌去，對老百姓是英雄，戰場上一見苗頭不對就拔退逃跑，不少士兵甚至逃也懶得逃，直接在原地舉手繳槍，然後在新的部隊繼續領餉。
中國總兵力從清末不到100萬人到抗戰前增長一倍，除作為基本人員的“老兵油子”外，主要是靠土匪、流民和拉壯丁加入軍隊。這種狀況除了不斷增加“老兵油子”，並不能提高多少軍隊質量。而且，新增兵員很難適合現代戰爭。比如，1933年長城抗戰喜峰口戰役，宋哲元第29軍趙登禹旅3月11日偷襲日軍，近身用大刀與日軍作戰，這種故事儘管感人，十分英勇，但終究是種悲哀。靠大刀片子最多只能取得個別戰鬥勝利，在絕大多數情形下是無效的，從戰役角度戰勝日軍則更加不可能。高歌“大刀向日本鬼子頭上砍去”，不過就是鼓舞士氣、民氣的手段而已，到了戰場上基本無用。
那麼，作為人口大國的中國，連總兵力也無法跟日本相比，難道僅僅是兵役制度問題嗎？換句話說，為什麼從清末至1936年前，中國就沒有有效地實行現代兵役制度呢？其中當然有種種形勢的原因，但是，從根子上講，其間並非沒有可以實行現代兵役制度的時機。而阻礙其實行的原因之一，就是基礎教育實在落後。
兵役制誠然是解決兵員的制度，但是，現代兵役制度並非簡單與人口有關係。由於必須從屬於現代戰爭，因此，現代兵役制就與一個國家的基礎教育有着密切關係，也就是說，現代兵役制度與基礎教育密不可分，基本兵員必須要從接受過基礎教育的人口中招收，以保證可以獲取合格的兵員。正是在這一點上，導致了國民政府在進行全面抗戰時，連國家總兵員都無法跟人口較少的島國日本比。
日本自明治維新後，空前重視教育，尤其注重作為義務教育的基礎教育。日本早在1915年男童入學率就達到了98.9%，女童入學率達到98%，1920年初等教育六年制學校兒童入學率已達99.3%。（參見滕大春主編：《外國民教育育通史（第五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93年。P477。）
中國則不然，儘管清末以後日益重視基礎教育，但這種重視不過是口號強於行動，政府財政始終沒有向教育進行鮮明傾斜。日本在1920年左右所達到的基礎教育入學率，在中國不過是最近二十年依靠民眾自己分擔費用才達到。簡而言之，中國百年來基礎教育達到日本百年前水平，主要依靠的並非政府推行，而是民眾自身對教育的重視，孩子讀書總費用在家庭支出中基本佔大頭，而政府主要出力的是口號與鼓勵政策。
基礎教育如果基本普及，在抗戰前人口平均年齡較低情況下，在校小學生數量佔總人口比例應在20%左右。1919年8月-1920年7月，國民小學生數、高小學生數總計5，722，213人（見周予同：《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海書店，1989年影印版，P140。），僅為總人口1%強而已。可見1920年前後，中國普及教育之落後。黃炎培1919年在《讀中華民國最近教育統計》一文中感嘆：“依民國成立以來歷年學生數之進步……則百人中亦僅得二人耳！夫苟教育漸幾於普及，則在校學生數至少當佔總人口20%，不且將待之百年耶？”（舒新城輯：《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中、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P367。）他這意思，是按照中國基礎教育的增長率，估計需要100年才能實現普及，才能達到當時日本已經達到的水平。
由於基礎普及教育極其落後，因此中國軍隊士兵基本是文盲，一方面使用的武器落後（就個別軍隊而言，步、機槍未必比日本落後，但中國整體屬於雜牌軍，武器來源五花八門，不能配套，維修、後勤難以為繼），一方面又無法充分發揮現有武器的效能，從而軍隊戰力十分低下。軍隊戰力越低，就越需要數量以彌補質量，從而造成惡性循環。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儘管努力執行現代兵役制度，但並不能真正執行，結果大量拉壯丁，表面上擁有的兵員數量越來越多，實際則導致民怨，農村勞力發生短缺，軍隊質量難以提高，只能將越來越多的文盲驅趕上戰場，用血肉之軀對抗日軍的有效攻擊。
進入抗日戰爭後期的1944年，“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口號的提出，曾感動無數中國人。這一口號，是國民政府為動員10萬青年從軍而提出。儘管“國統區”被嚴重壓縮，但畢竟仍然擁有2.5億左右人口，難道動員10萬青年很困難？非也。此青年非彼青年，“十萬青年十萬軍”的“青年”，是具有中學或至少高小畢業的“知識青年”。
當時，中國需要組建派往緬甸、印度作戰的遠征軍，這支軍隊需要掌握現代武器並適應新式戰術，兵員必須是具有一定知識的青年，因此，這對加入盟軍協同作戰陣列，同時基礎教育非常落後的中方來說，就成了必須舉國大動員的困難事件。“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感人程度，與中國的虛弱恰是正比，口號越感人，越表明中國嚴重缺乏適合現代戰爭的兵力資源。直到五十年代，高小畢業生還屬於“知識分子”，因此，十萬青年組建的遠征軍，在中國屬於從未有過的精英武裝。
戊戌變法時期，翰林王照是康、梁同黨，他積極主張普及教育。他曾對康有為說：“我看只有儘力多立學堂，漸漸擴充，風氣一天一天的改變，再行新政。”康有為回答：“列強瓜分就在眼前，你這條道如何來的及？”王照後來終於因為意見不合，而與康、梁分道揚鑣。他在1930年時曾比較中、日教育，感嘆道：“迄今32年矣，來得及來不及是不貼題的話。”（王照：《小航文存、方家園雜詠紀事》。寧河王氏水東草堂刊本，1930年。P511。）意思是從他主張普及教育有32年了，中國已經比日本更加落後，當初說“來不及”，幻想一下子解決問題，結果反而浪費了32年。
王照認為解決中國落後問題一在普及教育，二在議會民主，兩者不可缺一。他晚年為中國當政者喜歡急功近利而非常悲痛，他說：“治本之道，專在普及教育。收效固遲，而舉辦宜急。孟子苟為不蓄終身不得之言，最為痛切。政治家往往但計本身當國速見之功，不肯費全力以貽他年之效，自前清大老（佬），以及民國偉人，同此心理。”（同前，P510-511。）
王照終身以推廣普及教育為志行。1901年李鴻章尚未去世前，流亡日本的王照秘密回國後拜見李鴻章，試圖向他建言推行普及教育。由於王照是著名的康、梁同黨人物，李鴻章不便於見面，就讓認識王照的親信幕僚于式枚接待。于式枚說：“足下從海外歸來，定抱救國策略，願聞其一。”王照向他介紹了中日基礎教育差距，建議朝廷不要光注意眼前問題，應該把中國基礎教育立即提上議程，切實普及，並且介紹了自己發明的便於普及識字的注音字母。于式枚很不高興，以為王照看不起他，不是李鴻章本人接待就用空談跟他糊弄。于式枚說：“這不像老前輩的雅言。老前輩必有雄謀碩畫，不屑對我們這般小角色說出來吧。”王照辭門而去，感嘆于式枚“不懂人話”。（同前，P316-317。）
儘管王照為中國普及教育的進步嘔心瀝血，但直到他1933年去世前，中國基礎教育還是遠不能達到他心目所希望的接近日本水平，這使他非常悲憤、哀怨。中國普及教育的落後，終於在抗日戰爭中顯現出嚴重後果。實際上，上述何應欽的中日兵力對比，已經鮮明地映襯出了王照1930年“迄今32年矣”之感傷。——比起日本符合現代戰爭的龐大後備兵役數量，中國僅由學校軍訓完成預備役17，490人、候補軍官888人，其微不足道實在是滴血般慘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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