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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習近平的嫡系接班人陳爾敏水漲船高，陳爾敏曾經任職的中國最貧困省份之一貴州也備受矚目。陳爾敏在貴州興建的由多處博物館、噴泉、仿真模型和演講廳組成的大型建築「孔學堂」，亦成為人潮如織的新旅遊熱點。

此處雖名為「孔學堂」，真正的主人公卻不是孔子，而是開創了「儒學中興」的關鍵人物王陽明。孔子成了其「精神後裔」的陪襯，這似乎不太符合儒家尊卑有序的政治和道德倫理。不過，既然習近平懷有站在毛澤東肩上的雄心壯志，為什麼不能讓王陽明享有比孔子更高的榮耀呢？

在這個規模宏大的園區中，王陽明的博物館跟紀念孔子的大廳一樣大，甚至裡面還有一個外形與王陽明神似，並且能够模仿其书法的机器人：操控者一啓動按鈕，機器人就會嫻熟地拿起毛笔，仔细在砚台上蘸了蘸，然后优雅地写出最有名的那句话：“知行合一”。而且，這個機器人還能背诵王陽明的一千多句名言，讓觀眾五體投地。這一幕場景極具象徵意義：在科技上不讓西方世界的中國，同時也小心翼翼地保存自己的文化傳統。共產黨不再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的破壞者的面目出現，而搖身一變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守護者和捍衛者。

王陽明的地位忽然上升，當然不是陳爾敏這個地方官員自己就能說了算。陳爾敏這樣做乃是投主子習近平所好，雖然他本人和習近平都不可能具備研究和領悟王陽明哲學思想的能力——三年前，習近平公開稱頌王陽明，在貴州擔任封疆大吏的陳爾敏突然發現一個巨大的機會：雖然王陽明不是貴州人，卻在貴州生活過相當長一段時間，其哲學思想是在貴州放逐期間成形的，“陽明”這個比其原名王守仁更為人所知的稱呼，也是來自於他在貴陽郊外隱居的“陽明洞”。於是，陳爾敏一聲令下，贵阳及其周边迅速建起一個王阳明主题公园和一座展示其成就的博物馆，并把當年的那個小洞穴变成纪念王陽明的圣地。

針對這一現象，研究中國當代意識形態和宗教信仰的學者張彥（Ian Denis Johnson）在《紐約時報》的一篇長篇報道中指出，为了解决中国在精神领域的不足，习近平对孔子和佛教大加赞赏，还领导了对曾经被宣告为迷信的传统宗教活动的复兴。然而，“一个威权主义国家信奉王阳明，连同他所强调的遵循个人内心的道德判断，是一件危险的事。”

中共對王陽明的評價，有過幾次重大的翻覆和轉折。毛澤東時代，儘管青年毛澤東對王陽明佩服得五體投地，但毛時代總體上貶斥儒家，所以王陽明也被當作“孔老二的孝子賢孫”打入冷宮，各地有關王陽明的紀念物都遭到拆除和砸毀，毛並沒有制止這些行為。

文革之後，尤其是在市場經濟和旅遊業興起之後，很多地方官員將王陽明當著搖錢樹般的“歷史文化遺產”，所謂“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王陽明得以重出江湖。但在此過程中，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糾葛，兩種意識形態的衝突，讓王陽明處於一種相當尷尬的地位，就如同對施琅的評價一樣，如何“讓歷史爲現實服務”，當局可謂煞費苦心，卻免不了自相矛盾。

其間，有一起很大的紛爭出現了，這就是“六公祠”事件。二零零六年，南寧市政府計劃在人民公園重建「六公祠」，以紀念狄青、余靖、孫沔、蘇緘、王守仁和莽吉圖等功臣。「六公祠」最早的時候叫做「三公亭」，是宋朝時為紀念狄青、孫沔和余靖等人平定叛賊而修建的。明朝重修時，將蘇緘、王守仁入祠，改名為「五公祠」。清朝後期，又將莽吉圖入祠，最終改為「六公祠」。廣西壯學學會為重建「六公祠」事件而召開座談會，多數參加者認為，狄青、孫沔、余靖等人到廣西和南寧是為了鎮壓儂智高領導的農民起義，在此期間屠殺了數以萬計的起義軍，其中絕大部分是壯族農民。另外，王陽明在廣西期間，曾經組織鎮壓八寨農民起義和大藤峽起義，致使無數計的瑤族農民家破人亡。如果在少數民族自治區首府重建紀念狄青等人的「六公祠」的話，可能會傷害到壯族、瑤族等少數民族的情感，所以建議有關部門慎重考慮，以免造成不良的後果。於是，重修“六公祠”計劃暫緩。

十年之後，王陽明的境遇又是一番新的光景。習近平對王陽明的肯定堪稱“一言九鼎”，其他雜音統統消音。各地大肆修建紀念王陽明的建筑，再沒有人敢說三道四。而習近平對王陽明的推崇，顯示了共產黨在統治方式和意識形態方面的一些新的動向，值得加以分析和研究。

首先，習近平發現中共固有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已經無法凝聚人心，便轉而向中國兩千年專制傳統尋求資源。這種靜悄悄的變化，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屠殺之後就開始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就出現了所謂的傳統文化和國學熱，當然不是民間自發的，而是官方煽動的。在習近平上任之後，傳統文化熱和國學熱更是以某種轟轟烈烈的方式展開。習近平在公開講話中引用儒家經典的次數，遠遠超過引用馬列原典，也遠遠超過其前任胡錦濤和江澤民。習近平頻頻訪問曲阜孔廟、北大國學院等具有象徵性的地點，接見孔家後裔和研究儒家的學者，雖然沒有像古代的皇帝那樣舉行封禪、封聖儀式，卻也與之有異曲同工之妙：一方面他以此顯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敬意”，另一方面他也利用傳統文化的資源來鞏固自身的統治合法性。

中國的傳統文化豐富而多元，共產黨選擇哪些部分“爲我所用”呢？王陽明的入選，最重要因素的當然不是其哲學思想，而是他對朝廷忠心耿耿，即便“今上”是昏君正德皇帝，他也無怨無悔為之服務。王陽明一舉鎮壓了寜王的反叛之後，正德皇帝嫌不過癮，想演出一台“御駕親征”的大戲，最後在王陽明的勸阻之下，改為在北京午門外“獻俘”，以此滿足皇帝的虛榮心。這就是專制時代理想的君臣關係。習近平希望王陽明這樣的大臣成為所有中共高官之楷模。

其次，習近平對王陽明的推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王陽明鎮壓邊疆“蠻夷”民族的“功績”。王陽明在一系列針對江西、福建、廣東等地“少數民族”的軍事行動中，屠殺了畲族、瑤族、壯族（原稱獞，中國最大的“少數民族”，人口有一千五百多萬人）數十萬人。王陽明認為，不接受禮義教化，不存天理，就是禽獸，則“盡殺爾等而後可”。他從未將“蠻夷”當做人來看待（相比起來，馬英九將台灣原住民當作人來看待，要“文明”多了。）這跟希特勒屠殺猶太人是理由是一樣的——希特勒認為猶太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猶太人是病菌，是害蟲，盡可消滅。只是明朝的王陽明缺乏現代的希特勒工業化的種族滅絕手段，所以屠殺的規模遠不如希特勒。

習近平推舉王陽明，是要借此鼓勵任職於新疆和西藏等“帝國邊緣地帶”的官員們向王陽明學習，不要有婦人之仁，不要害怕揮起屠刀。對於共產黨來說，殺人不是恥辱，而是榮耀，殺人才能如火，殺人才能高升。所以，習近平時代換上的西藏、新疆的統治者，越發兇殘冷酷，他們強迫西藏、新疆的民眾在家中懸掛習近平畫像，以此顯示他們已征服了藏人和維吾爾族的人心，他們的統治已固若金湯。

第三，習近平推崇王陽明，並非其首創。近代以來，中國及東亞的獨裁者和軍人都很推崇王陽明，如日本海軍將領東鄉平八郎、孫文、蔣介石、毛澤東，以及新加坡的強人李光耀等人，都是王陽明的“鐵桿粉絲”。以蔣介石而論，讀王陽明、曾國藩著作之勤奮，超過了讀孫文著作。蔣介石推動“新生活運動”，背後的思想理論很大部分來自於王陽明。日本學者深町英夫在《教養身體的政治：中國國民黨的新生活運動》一書中形容“蔣介石是神經質、潔癖症的領袖”，蔣介石在一次講話中說：“我很願意各界同胞曉得我蔣介石是受父母、師長很嚴格的教出來的，一個很整齊、清潔的人。你們如果要爲國家來做一番事業，爲民族來爭一口氣，能做中華民國的革命領袖，就要學我蔣介石的整齊、清潔、勤勞、刻苦。現在中國只有我一個蔣介石，我希望從各位做起，將來能造成幾千幾萬個蔣介石，能做革命領袖，爲國家、民族效力。”這段話頗有王陽明“我爲聖賢，人人皆可爲聖賢”思想之神髓。

而習近平似乎也將自己當作聖賢，先自我神聖化，然後再掀起全黨和全國的個人崇拜熱潮。在中共十九大上確立一言堂和“歷史地位”之後，這種“聖賢”式的、顧盼自雄的個人感覺，隨著奴才們的吹捧而日益升級。在十九大会议期间，有高级将领发言称：“习主席顶天立地的历史担当托起伟大梦想，经天纬地的雄才大略引领前进方向，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令人心驰神往，翻天覆地的开新图强铸就巨变沧桑，感天动地的领袖情怀彰显大爱无疆。”這樣充滿“大詞”的稱頌，融合了儒家專制主義和現代極權主義的精髓，跟文革時代相差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