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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雄輩出的三國時代，《隆中對》是理解整個故事的“文眼”。 在《隆中對》中，諸葛亮為劉備分析了天下形勢，提出“先取荊州為家、再取益州以成鼎足之勢、最後圖取中原”的戰略構想。劉備集團此後的種種攻略皆源於此。
沒有《隆中對》，那麼後來出現的可能不是魏蜀吳鼎立的三國模式，而是曹魏VS孫吳的南北朝模式了。“隆中對”直接影響了從公元207年劉備三顧茅廬到公元263年蜀漢滅亡的中國政治格局，其有效時間影響長達56年，時間跨度佔了此後整個三國時代的77%。毫不誇張地說，＂隆中對＂硬生生改變了一個時代的走向。
207年——隆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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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年——蜀漢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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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下三分”還是“南北對峙”？
在《隆中對》誕生的七年前，東吳重要謀士魯肅也為孫權提出了一項戰略方案——《榻上策》。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魯肅見到孫權，兩人合榻對飲、相談甚歡。孫權問魯肅對東吳今後的戰略發展方向怎麼看？
魯肅回答說，漢室已經不能復興，曹操也無法除掉，為您考慮，只有把根基立於江東，才能爭奪天下。北方容易出現紛爭，正因多紛爭，主公您正好可以溯江而上，先剿除黃祖，然後進伐劉表，攻取巴蜀，完全據有上中下游的長江天險，依託長江天險，與曹魏集團形成南北對峙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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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肅《榻上策》的理想劃界？
《榻上策》為孫權提出的是曹魏VS孫吳的南北朝模式，而諸葛亮的《隆中對》為劉備提出的則是“魏蜀吳”三國鼎立的模式。後來的歷史發展基本走的是三國鼎立的模式，這是為什麼呢？
換句話說，在曹魏與孫吳兩大寡頭下，弱小的劉備集團是如何從夾縫中求得生存，贏得“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呢？而這也正是諸葛亮比魯肅的高明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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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隆中對》的理想劃界？
這涉及到寡頭市場參與主體的行為模式。德國經濟學家斯塔克爾伯格(H. Von Stackelberg)曾提出“斯塔克爾伯格模型”。該模型將寡頭細分為“實力雄厚的領導者”與“實力相對較弱的追隨者”兩種。
首先，市場領導者根據利潤最大化原則決定自己的市場行為，然後，市場的追隨者再根據市場領導者的行為決定自己的最優行為。如此循環往復，形成寡頭格局下的行為模式。
具體到《隆中對》，可以把參與主體分為：領導者(曹魏)——追隨者(孫權、劉備)的三方博弈模式。在該模式下，由於曹操實力最強，“此誠不可與之爭鋒”，所以，孫、劉均無法單獨與之對抗，必須聯合方能圖存。這是三方的基本行為模式，具體而言：
第一種情況：如果曹操攻打劉備，那麼孫權一定會救援劉備。“隆中對”之後第二年發生的赤壁之戰就是如此，市場的第二名和第三名一定會通過“抱團”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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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情況：如果曹操攻打孫權，由於孫權在業內排行第二、且擁有長江天險，完全可以支撐較長時間，那麼劉備就可以按照《隆中對》提出的戰略方針，從容地攻取西川(益州)和漢中，建立一方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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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情況：如果孫權攻打劉備，由於面臨著來自曹魏的壓力，那麼孫權只能敲打、而不能吞併劉備。這就是後來在夷陵之戰大勝劉備後，為什麼孫權並沒有乘勝滅蜀了。
正是在上述三方博弈的行為模式下，劉備集團在短短十二年裡(公元207~219年)，迅速從寄人籬下發展到“進位漢中王”，成為三分天下中的一員，並順手“埋葬”了魯肅的南北朝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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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終歸一統”還是“永續分裂”？
《隆中對》與《榻上策》的另外一個重要區別，在於對終極戰略目標的判斷上。
在《隆中對》中，諸葛亮認為，實現“天下三分”只是第一階段，而“圖取中原”才是其終極目標！從後來的發展看，“諸葛秉政”之後，曾六出祁山，北伐中原，為的就是實現一統天下的終極戰略目標。
相比之下，魯肅雖然也提出過圖取天下的目標，但是他的立足點還是“保江東以觀成敗”這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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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兩者的差異是由意識形態導致的：劉備作為漢室之胄，心理上自然不會滿足於地方割據，本著“王業不偏安”的心態，所以要“北定中原，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相比之下，孫吳方面則沒有這層意識形態的色彩，屬於偏安一隅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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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開意識形態的差異，從政治市場結構演化的規律分析，諸葛亮的境界還是要比魯肅高：諸葛亮看出來了，不管將來是魏蜀吳三分還是魏吳對峙，這樣寡頭結構都不會長久，總有一天會改變，“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那麼，問題就不在於將來是否會統一、而是在於由誰來統一。當然，站在劉備方面考慮，諸葛亮還是希望未來一統天下的能是蜀漢一方，實現“三家歸漢”。
對競爭對手的深刻洞察
《隆中對》中指出，天下將來會“有變”。那麼，曹魏集團內部為什麼會“有變”呢？這要源於諸葛亮對曹魏這個市場領導者的深刻洞察：
曹操在創業上採用的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模式，帶來的好處，是曹操可以利用中央政府的名義和官職廣納人才，帶來的壞處則是這些人才究竟是誰的搞不清楚。
曹操陣營龐雜：有原來就在中央政府任職的，有後來被曹操選拔招攬的，還有朝廷官員推薦任命的，更有從敵營中招降納叛的，並非清一色的都是自己的隊伍。
加之曹操本人人品有誤，導致團隊整體道德水平低，容易出內亂。朝廷裡總會有不服的人存在，後方不穩定，朝廷內外的敵人都要對付，容易陷入兩面作戰的境地，從而影響事業的發展。
曹操集團內部先後出現了董承“衣帶詔”事件、荀彧反對曹操封公建國、孔融、禰衡等人唱反調；赤壁之戰後，有人想借赤壁之敗扳倒曹操，趁機取而代之。
赤壁之戰後，曹操又進行了破馬、韓，徵孫權，伐張魯三次戰爭，每次時間都不超過一年，甚至寧肯半途而廢也要返回鄴城，究其原因，用法正的話說，這不是曹操考察不周、用兵不足，一定是他內部出了問題，使他感受到了威脅。
曹操之後，曹丕“篡漢立魏”、經過曹叡，三代之後，及至曹芳繼位，司馬懿父子開始依葫蘆畫瓢，曹魏步入了“司馬同槽”時期：從曹叡託孤、經洛陽政變，到曹芳被廢、曹髦被殺、包括期間的揚州之亂，前後共21年，正是魏國政局動盪時期，也就是諸葛亮所指的“天下有變”，或者魯肅所指的“北方誠多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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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一戰略機遇期，蜀漢卻處於鴿派的蔣琬、費褘秉政時期，等到鷹派的姜維掌握兵權揮師北伐時，已經失之太晚了。
對蜀吳“中分天下”的地緣安排
《隆中對》的另一高明之處，在於對未來蜀吳“中分天下”的地緣安排。“三分天下”時期，蜀漢佔據的是荊州和益州，屬於中國地勢的第二階梯，而孫吳據有的揚州和交州則完全是第三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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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擁有雍州、益州的重要性
按照《隆中對》的構想，未來蜀吳如果分路北伐，一旦成功，將會形成與吳國東西二分天下之格局。蜀國即使退到太行山一線，也仍然對吳有絕對的地緣優勢。
一方面因為中國的地形西高東低，高地對低地往往可以施加更大的地緣壓力。而河、濟、淮、江四瀆，蜀國又皆處上水，順流而下其勢無匹。儘管是二分天下，吳、蜀之優劣已決。
一旦重啟戰端，蜀漢可充分利用佔據中國地勢第二階梯的地緣優勢，進攻處於第三階梯的吳國，統一天下，如“漢高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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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當年便是同時據有四川和陝西、山西，佔據第二階梯
關於《隆中對》的戰略失誤，後世一般認為主要有兩點：
一是關羽“大意失荊州”，使得蜀漢北伐失去了荊州這個前進基地，而不得不翻越祁山，後勤難濟，導致每次北伐均因糧草不濟而功敗垂成。
二是在首次北伐時，諸葛亮未採納魏延的“子午谷奇謀”，從而失去了襲取長安的機會。
事實上，《隆中對》不足還是要從建安十二年對當時格局判定說起：
政治格局判定時的無奈
回到公元207年，從當時的中國政治版圖來看，除了中原的曹魏集團、江東的孫權集團，在這兩家剩下的地盤其實共有三塊：除了《隆中對》所提到的荊州、益州，還有雍州(又稱為關中、秦川)。雍州當時為韓遂、馬超據守，並不在曹操的控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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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緣環境上來看，如果劉備集團後來佔據的是“雍州+益州”，那麼，在後來“三分天下”的鬥爭中，其地緣優勢將遠大於諸葛亮《隆中對》中所提到的“荊州+益州”。
而“雍州+益州”才是真正的“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邦在與項羽對峙鴻溝時，所依託的正是這塊戰略大後方。
從地緣上來看，一旦佔據了“雍州+益州”，就可以牢牢佔據中國地勢的第二階梯，做到進可攻、退可守，那麼，以第二階梯攻打第三階梯，正好可取地利上的優勢。也就是說，得“雍州+益州”者方可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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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追溯到更早的戰國時代，在秦惠文王時，秦國內部面對到底是先“問鼎中原”還是先“攻取巴蜀”時，產生了分歧：縱橫家張儀認為，應先攻韓，打通東進中原的崤函通道；而司馬錯力主先攻取巴蜀，為秦國爭霸乃至統一六國提供穩定的戰略大後方，即“伐蜀則得楚”。秦惠文王后來採納了司馬錯的建議。
秦國攻取巴蜀後，其地緣環境大大改觀，並且從根本上確立了對山東六國尤其是楚國的地緣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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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想一下，假如當年楚國不是急切地去問鼎中原（春秋楚莊王、戰國楚威王），而是溯江而上攻取巴蜀，“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那麼，焉有後來秦國的崛起？恐怕統一六國的是楚國而不是秦國了。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擁有一個長遠的戰略眼光是多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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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攻擊外圍，佔據第二階梯，然後包圍中央，再蕩平東方
從三國之後的歷史發展來看，北周的立國者——宇文泰同樣是襲取巴蜀，在擁有“雍州+益州”的情形下，確立了與北齊、南陳鼎立的地緣優勢，使北周由周齊陳三國中最弱的一方，憑藉地緣優勢迅速崛起，為後來的北周武帝滅齊、楊堅統一天下奠定了堅實基礎。那麼，問題就來了，在“隆中對”中，諸葛亮為什麼沒有提到雍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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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名傑出的戰略家，諸葛亮不會不知道雍州的地緣重要性。筆者認為，諸葛亮之所以未提到雍州，有兩方面原因：
一是《隆中對》提出之時，劉備駐軍於荊州新野，與關中之間隔著廣闊的曹操統治區。劉備即使想奪取關中，也是鞭長莫及。
二是諸葛亮為劉備設計戰略行動時間表的時候，一定也會預料到，在劉備西取荊州、益州的時候，曹操那邊也不會閒著，也必然會控制戰略位置極其重要的、而且還是中原屏障的雍州(關中)。
事實上，在劉備後來入川的同時，曹操不僅通過破“馬、韓”以取得關中，而且還通過“伐張魯”，初步控制了漢中——這塊益州的北面屏障，引得初至益州的劉備方面人心惶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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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備起步較晚，大家都在圈地，佔不到雍州了
以劉備方面的實力，能在曹魏立足未穩之時擊敗夏侯淵、重新奪回漢中就不錯了，要說進一步拿下關中，那就是舉手摘星辰了。
這裡的啟示在於，創業(對劉備來說是轉型) 起步一旦晚了，其最終成就也會受到深刻影響。在東漢末年群雄逐鹿的時代，曹操集團正是佔據了“創業時間早”這樣一個“天時”的優勢，迅速搶佔地盤，成為市場領導者。
也正是由於起步晚了，劉備集團的發展速度再快，也只能奪取荊州和益州——這一個“戰略制高點”，要想奪取另一個“戰略制高點”——雍州，那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在後來的魏蜀吳三國綜合實力對比中，蜀國人口約有28萬戶，士兵人數約10萬。吳國人口約有52萬戶，士兵約23萬。魏國人口約有103萬戶，士兵約5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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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可以看出，創業最晚的劉備集團實力也是最弱：人口僅佔12%。所以，諸葛亮後來六出祁山、仍難有突破，最後“星落秋風五丈原”。也就是說，不是你看不到市場機遇，而是你的行動每次都比別人晚一拍，同樣也很難成功。
地緣安排上的失誤
在擬定劉備集團奪取荊州和益州的戰略行動方案中，諸葛亮其實忽略了一點：荊州與益州在地緣上並不是一體的，相反，荊州(長江中游)與江東(長江下游)在地緣上其實才是一體的。
從地緣上來看，荊州在東吳的上游，在以水軍為主、並依託長江天險的東吳看來，荊州就等於懸在頭上的一把“達摩克里斯之劍”。也就是說，不管後來劉備方面如何鼓動孫權去攻徐州戰合肥，與曹魏如何爭奪江淮江左地區，到最後，孫權集團去都會把注意力和主攻矛頭對準荊州，併力奪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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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三峽航運，應該還是挺困難的
另外，《隆中對》關於荊州作為蜀漢未來北伐基地之一的戰略安排，也間接導致後來劉備方面過於看重荊州了。
對於劉備集團來說，荊州的確是一塊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的前進基地，但是其地緣特點，決定了遠在四川盆地的劉備即使擁有、也難以守住，有點兒雞肋的味道。
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蜀吳“湘水劃界”、中分荊州之後，這一劣勢越來越明顯，當時蜀漢方面所轄的荊州地區已經對東吳門戶洞開。
即使是蜀漢作出了上述讓步，荊州的地緣特點決定了孫吳方面的目標必然是奪取荊州全土。因此，應該說，後來關羽的“失荊州”、劉備的夷陵之敗正是這種地緣安排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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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水流域內，孫劉兩家之間的劃界是缺少地理分界線的，最終荊州勢必要歸於一家
兵分兩路的弊端
諸葛亮《隆中對》在北伐中原的安排方面，具體採用的則是“兩路分兵”，即：一路以荊州為基地，進攻宛城、洛陽方向；另一路則以益州為基地，揮師進攻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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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規劃兩路並進，就可奪取中原。從地緣上來看，諸葛亮的兩路出兵，距離有千里之遙，首尾實難呼應。兵力分散、不能集中兵力打擊敵人。
後來，在劉備剛剛攻取漢中後，曹操準備來犯，劉備於是命遠在荊州的關羽率軍北進，打響了襄樊之戰，打得曹操意欲遷都以避其鋒。但是，一旦孫吳從東面襲取荊州時，遠在益州的劉備和諸葛亮根本來不及做出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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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夭折危機：赤壁之戰
自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諸葛亮“隆中對”出臺，從之後的歷史發展來看，有三次危機可能會導致中途夭折：
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十月的“隆中對”中，諸葛亮為劉備安排的本來是“先取荊州為家、再取益州以成鼎足之勢”的戰略方案。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僅僅不到一年時間，曹操就於次年秋初舉兵南征。
而此時的劉備尚未有效接收荊州。隨著劉表病亡，荊州群臣擁立其子劉琮，而劉琮繼位後迅速降曹。
曹軍來勢洶洶，所向披靡，隨後更是在當陽大敗劉備，並迅速佔領江陵/南郡，劉備和孫權所依託的“長江防線”被撕開一道口子。形勢的突變，讓“隆中對”“鼎足三分”的建國道路面臨第一次重大危機。
應該說，此時的形勢對曹操一片大好。若能有效運用，當可趁勢掃平南方。曹操方面可派一員大將，率步兵攻取夏口，從而將荊州最重要三鎮——襄陽、江陵、夏口盡收囊中。
那麼，遠在柴桑的孫權很可能就不敢輕舉妄動，且隨著曹軍聲威日隆，東吳內部必然會出現分歧。可惜，驕傲的曹操未能抓住這一有利時機。
當此生死存亡之際，初出茅廬年僅27歲的諸葛亮臨危受命、以其傑出的外交才能出使東吳，完成了“聯吳抗曹”的艱鉅使命。
孫劉結盟後，與曹操在赤壁爆發了遭遇戰，不習水戰的曹軍旋即大敗，隨後退出荊州。自此，魏蜀吳“鼎足三分”的局面出現雛形，“隆中對”的戰略目標開始邁出艱難的第一步。
第二次夭折危機：曹操平定漢中時期
建安十六年至十九年（公元211-214年），劉備乘虛而入，以詐力取得西川，立足未穩。與此同時，曹操西征張魯，平定漢中。介於漢中是蜀郡的咽喉和門戶。
此時劉備遠在與孫權對峙的荊州前線。謀士劉曄、司馬懿建議曹操乘勝取蜀，但曹操受制於“內有憂逼”的情形、並未採納其建議，而是選擇撤兵。
曹操因此失去了在有生之年統一中國的可能性，“隆中對”的第二次危機也就此躲過。曹軍一撤，劉備旋即發兵攻取，漢中歸蜀，從此再也沒有落到過曹操手上。劉備隨後進位漢中王，達到其事業的巔峰。
第三次夭折危機：“夷陵之戰”時期
“隆中對”所面臨的第三次夭折危機，出現在劉備執意伐吳的“夷陵之戰”時期。自荊州被東吳襲取、關羽被殺後，為奪回荊州，劉備不顧群臣勸阻，在稱帝后僅三個月，就率傾國之兵東征孫吳。
孫權遣書請和，劉備盛怒不許。曹魏方面的謀士劉曄識破孫權遣使稱臣的目的，向曹丕進言，藉此千載難逢之機，聯蜀滅吳，然後再大舉伐蜀，從而實現統一中國的目標。然而，缺乏戰略眼光的曹丕，竟然輕易放棄，錯失了統一全國的大好機會。
“隆中對”的第三次夭折危機再次輕輕翻過。夷陵之戰後，“隆中對”所描繪的“三國鼎立”局面最終形成。
至此，“隆中對”所面臨的三次夭折危機均安然度過。蜀漢從無到有，終於成為三國中的鼎立一方。
細細分析，會發現，每次危機的主動權均是掌握在三方中的最強者——曹魏的手中。這倒也非常符合市場格局的特點——市場的主動權一般掌握在市場領導者手中。
假使曹魏能及時採取正確措施，那麼縱使有十個諸葛亮也無法挽狂瀾於既倒。當初，諸葛亮選擇了相對較弱的劉備一方“鞠躬盡瘁”，當然，最終也未實現“北定中原、興復漢室”的目標，其實並不全賴個人因素。這也印證了那句話——一個人的命運，當然要靠個人奮鬥，但是也要考慮到歷史的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