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弘祺
不記得究竟是羅爾綱或是簡又文說的了，也或許都不是，不管如何，很多人都同意：中國近代史是在廣州開始的，而因此它的發展受到了廣東人的性格極大的影響。如果是在上海發生的話，那麽它的情形可能非常不同。
這個話我認爲相當有道理。李敖生前就曾經說過，黃花崗72烈士，多的是廣東福建人，而一個江浙人也沒有。這話雖然有弦外之音，但卻是事實，反映了一個東北人對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政府的譏刺。更重要的是，這種地理決定論在歷史解釋裏其實有一定的道理。
近幾十年來，西方研究中國的學者，一般缺乏真正活在中國大地的經驗，對地域差異的感受太過淺薄，因此幾乎從來不用地理因素來解釋中國的政治。影響所及，臺灣的史家由於受到西方漢學家的影響太深，也很少使用地理因素來解釋歷史現象；其實地理歷史學很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許多「不可理喻」的政治決定，它絕對是一個非常有用的、解釋歷史因果的輔助學問。讓我試著用這種地理角度來檢視一下最近香港政治的意義。
香港割讓及租借給英國的經驗，塑造了近代香港人的性格，這一點是沒有疑義的。但是香港的廣東人也保留了廣東歷史的影響，支配了香港人在政治的表達及行動上面，帶有一種與中國北方或江浙地區非常不同的特色。
大多數的人能記得的廣東歷史，最早的大概就是第九世紀後半，黃巢到了廣州，殺死了12萬的胡商（波斯、阿拉伯、猶太等等）這件事。的確，從伊斯蘭教興起，一路到明初，廣州是一個繁榮的國際商埠，住的外國人也很多。但是廣東人對於外國人，似乎常常不假詞色，性格顯然相當剛烈。
廣東的土客械鬥史也是一段極爲重要的社會記憶。一般中國人可能不知道，清朝中葉，英國人已經大量來中國尋求貿易時，廣東卻仍然不斷發生械鬥事件。1854─1867年間的土客衝突，死傷達數十萬人。這也是有長遠械鬥歷史的閩南及臺灣所無法相比。
傳統中國人提到這個歷史現象，總是歸罪於民風的保守和險惡，或説是倭寇的掠奪所造成。其實所謂的海盜很多是閩粵人不理政府的禁海政策，冒險入海貿易或捕魚，而被誣衊而成。所以廣東和福建的人，對明朝政府不免因此產生強烈的疏離感，難以信任這個禁絕他們奔向海洋的大陸國家。試想，在海禁的政策之下，漁民不得不望海興嘆，無法捕魚，這樣的日子怎麽能產生向心力？
就這樣，英國在香港150多年的統治的確經歷了相當的磨合。我猜想一般中國人可能因此覺得，當年如果英國人遇上的是江浙人，那麽遭遇的抵抗和後來統治的難易，應該就會非常不同。因爲上海雖然是江寧條約簽訂後才開埠的，它和鄰近的寧波早從宋代以來，已經是中國文化生活的中心，而特別善於處理跟日本人（以及流求人）的商貿來往。
我們現在都知道，日本人對寧波的記憶非常正面，江南文化的細膩和社會生活的符號化在在都讓日本人佩服。從揚州出發去日本傳教的鑒真，從餘姚到日本避難的朱舜水都是江浙人。這樣說起來，也許如果近代中國史的源起之地是在豐腴而秀麗的江南，那可能真的會大大不同。
然而，閩粵人粗曠而好勇狠鬥的民風，其實有一個中國人一向不願認同的特點，就是非常堅持自己所認同的地域傳統和價值。海南人（當然是廣東人）海瑞就是一個有名的例子。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擡了棺材去覲見皇帝的就是他。他開創的這個傳統到了三百多年後的臺灣仍然能引發廣泛的共鳴。《華爾街日報》曾以務實（忠於信念，信守諾言true to conviction）來形容廣東人，但是「務實」的另一面是缺乏抽象的想象或不奢空談的理想。
我個人對這一點有深切的感受，例如如果你問香港人在近代有什麽思想家，那麽一般人都答不出來。有一次我問香港一個退休了的中學校長，是不是能擧出當代香港的思想家，結果他竟然只能擧錢穆、牟宗三、唐君毅、勞思光。這幾個人統統是香港的外省人。再問下去，他就只能提到當前在港大和中大哲學系的教授了。
事實上，廣東的思想家不是沒有，「廣東的孔子」陳白沙就是一例。但是他是唯一能陪祀孔子的廣東人，而他的弟子湛若水所開展的江門學派，也終於不敵王陽明思想的深刻宏博。
我個人對這個現象的看法是：缺乏體大精深的學派，正表現出廣東社會思想的内在一貫性和保守性，使廣東社會能在務實的生活中，發展出特別有韌性、有凝聚力的「共同體」特色。因此，廣東有中國最完備的宗族組織，讓英國人驚奇不已。陳白沙在推動宗族組織上面，也作出了不少的貢獻。
1925年5月30日，上海因爲日本警察開槍殺死示威的中國人，爆發大規模罷工、罷課與罷市。這就是有名的五卅慘案，或說五卅運動。五卅運動的消息很快地也傳到香港。香港是帝國主義「侵略」及「殖民」中國最明顯的象徵。於是國民黨和共產黨馬上呼應上海的遊行，於六月19日發動了有名的「省港大罷工」。廣州和香港兩地串聯，三天内就有超過兩萬人離開香港的工作，去了廣州。
這裡不詳細敍述省港大罷工的過程，而只就上海及香港（包括廣州）兩地運動的規模及持續時間做一個簡單的比較，好凸顯兩地政治行爲是如何的不同。五卅慘案在上海雖説動員了20萬人，但是到了八月中，各樣罷市罷課的活動已經停止，悄然結束。
相對之下，在香港及廣州就有不同的表現。抗議帝國主義的遊行示威居然持續了長達一年半之久，上街遊行的人數更高達25萬人（6月23日的沙基慘案；按：沙基在廣州市内）。中間成功地使英國罷黜了當時的司徒拔（Reginald Edward Stubbs）總督，由金文泰（Cecil Clementi）替代。最後因爲國民黨成功控制了局面，並與殖民地政府合作，削弱了堅持繼續抗爭的共產黨（鄧中夏、周恩來）或國民黨左派（廖仲愷被暗殺）的力量，才終於在1926年的10月10日正式解散省港罷工委員會。
比諸上海，顯然廣東人對政府的抗爭，時間遠為持久，靭力也更爲堅強。上海的抗爭在中國共産黨正式的文件裡，認定一共死了13人。但光是在沙基的抗議中，中共官方的記錄就死了61人。今天在臺灣，歷史教科書給我們的印象是：上海有一個驚天動地的五卅慘案或運動，而知道省港大罷工的，則幾乎沒有人。
以上的比較相當簡陋，沒有能把許多同時在發展的歷史動力放進去考慮，我的目的只是想要凸現香港人的政治行爲的特色。毫無疑問的，香港或廣東人對於政治信念的堅持是非常明顯而勇敢的。我固然認爲這樣的不同是廣東人一向有的性格，但它也是他們近代歷史經驗的展現。
省港大罷工的前六年，英國政府剛剛處理了震驚國際社會的阿姆利則慘案（Amritsar Massacre；有三百多人被機關槍濫殺），因此對於殖民地抗爭的處理方式，有最新的慘痛經驗及教訓。也因此形塑政府指導，必須透過殖民政策的整頓以及與溫和派的誠信談判，來以時間換取空間，保住了殖民政府的安定治理及命脈。
所以說，香港人的殖民經驗使得他們原先就有的内聚、堅毅、和樸實的特性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認可，並使他們相信正直和持久的堅持一定可以產生積極的政治效果。這個是150多年英國統治的正面遺產。
香港人很自然地認爲上街表達意見，爭取公衆的支持及附和乃是正當而合理的政治程序。公衆政策就是這樣制定的。海瑞如此，當今的香港人也是如此。統治他們150多年的英國殖民地政府所帶給了他們極爲細膩的白皮書、綠皮書的咨詢程序，也是建基在這樣的政治信念上面。
30年前的六月四日，當150萬人聚集在維多利亞公園為六四慘案哀悼的那一刻，他們固然是表達對中國政府的一種控訴，對死傷的「同胞」掬同情的眼淚，但也是他們希望中國政府能接受現代政治價值的一種訴求。沒有想到這個最後的民主政治的訴求，經歷了回歸中國以後爭取廿三條的立法，黃雨傘運動的街頭抗爭，竟然都毫無進展，政府的政策缺乏程序的正當性，於是，就這麽上街了。這是廣東人生命力的DNA，也是他們唯一知道的合乎理性的政治行爲。
作者為紐約市立大學榮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