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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正月初，明代宗朱祁鈺病重不起。而朝中皇儲位置尚且懸空，究竟該立何人為新帝，皇帝朱祁鈺和帝國首席重臣、兵部尚書于謙，在皇統繼承問題上各有主張，分歧甚大。
這對曾經彼此知心、配合默契，令大明帝國度過建立百年來最大一次危機的君臣，此時已經是貌合神離。
土木堡之變後，明英宗朱祁鎮被俘虜，京師三大營損失過半，瓦剌大軍兵臨北京城下，皇長子朱見深尚在襁褓，而且並非正式冊立的皇太子，一個嬰兒根本沒有辦法去凝聚危城人心。
年輕的監國親王、皇弟朱祁鈺手足無措，孫太后病急亂投醫，在國難時一片迎立賢王聲音中，打算迎立「諸王中最長且賢，眾望頗屬」的皇叔、襄王朱瞻墡。
此時，是于謙力主的「立朱祁鈺為帝，朱見深為太子」之議，既符合國難立長君的現實需求，又最大限度保證了朱祁鎮、朱祁鈺兄弟的父親明宣宗朱瞻基一系的權益，使帝位不致落入旁支，對得起明宣宗當年對於謙的君臣之遇。
否則襄王朱瞻墡有多名成年子孫，他若得立，則帝系轉移變成定局。豈料這令此時淪為瓦剌俘虜的明英宗朱祁鎮懷恨在心，認定是于謙勾結明代宗朱祁鈺謀奪了他的皇位，並最終導致了于謙奪門之變後的遇害。
其後，瓦剌首領也先以朱祁鎮為人質，屢屢要挾明廷，于謙堅決主張社稷為重，嚴詞拒絕一切寇虜妄求，才令也先手中人質失去利用價值。同時又是于謙苦口婆心勸說現任皇帝朱祁鈺「天命已定」，打消其疑慮。朱祁鎮因而得還，不用在漠北吃沙子到死。
【謙有再造功。上北狩，廷臣間主和，謙輒曰：「社稷為重，君為輕。」以故也先抱空質，上得還，然謙禍機亦萌此矣。】
于謙為何既擁立明代宗為帝，又力主迎回英宗？正如數百年前的南宋岳飛舊事。
岳飛之所以干冒武臣涉政之忌，上書宋高宗趙構求儘快立儲，正是針對金國欲立宋欽宗之太子趙諶為傀儡的圖謀。
趙諶雖曾是大宋帝國正式冊立的皇太子，本身也並無什麼罪過，但經歷「靖康之變」後，在包括岳飛在內的南宋文武重臣心裡，他就只是個辱宗廟罪人之子，絕不當立，亦不承認他是帝國皇儲，因此只以「丙午元子」稱之。
【近諜報,虜酋以丙午元子入京闕,為朝廷計,莫若正資宗之名,則虜謀沮矣。】——張戒《默記》
甚至對宋欽宗，岳飛隨著政治上的成熟，也從早年的「迎回二聖」，改口為「迎回天眷」，只認可他是現任皇帝的親屬，身陷虜庭是國家恥辱，理應救回，而絕不認可這種辱國罪人是值得尊敬的先帝。
因此，當瓦剌人被迫送還朱祁鎮時，大臣商輅希望朱祁鈺在皇帝正殿文華殿賜宴，以示皇帝和上皇兩宮同心，彼此無間。朱祁鈺大怒，認為此言等同於逼他馬上讓位，憤然道「我不曾要做皇帝，你們眾人勸我做，如今又要怎麼？」
大將石亨一直包藏禍心，慫恿朱祁鈺索性大開殺戒，又是于謙一句「大事已定，但要事體得宜」，暫時安了朱祁鈺之心，安了滿朝百官之心。
【鑾輿既還，護送虜使同至，眾議先一日於奉天門賜宴，次日就南內賜宴。公曰：「虜人此舉實仗大義，若令進南內宴，彼見另居一處，未免退有後言。不若兩宴俱就文華殿，示以彼此無間之意，庶可服其心。」太監興安以聞。景廟大怒，急詔公等赴文華殿，面詰曰「我不曾要做皇帝，眾人勸我做，如今又要怎麼？」眾皆不知，俱不敢言。石亨曰：「有什麼說話的，碎碎砍了他。」於公謙曰：「大事已定，便有一言半語俱不必聽，但要事體得宜便是。」】——《商文毅公言行錄》
表面上，整個景泰年間，朱祁鈺對於謙是言聽計從，極為禮敬，屢加封賞，多次探視，遠遠超出了一個皇帝對臣子的限度。而景泰初年的朝政大事，也都由於謙一言裁決，名為兵部尚書，實為帝國的實際首相。
兩人最值得稱道的一段佳話，是御醫給於謙困擾已久的痰疾開了方子，說要用竹瀝（竹子經火烤後所流出的液汁）做藥引子。當時北方地區竹林很少，竹瀝不易取得。朱祁鈺便帶著隨從到到萬歲山，親手為于謙伐竹取瀝。
【素病痰，疾作，景帝遣興安、舒良更番往視。聞其服用過薄，詔令上方制賜，至醯菜畢備。又親幸萬歲山，伐竹取瀝以賜。】——《明史·于謙傳》
然而，身為一名專制帝王，身為朱元璋的子孫，秉承了歷代大明皇帝的雄猜本性，朱祁鈺也不可避免地對於謙有所猜忌和牽制。
當政敵上書彈劾于謙恃權結黨、舉薦私人時，朱祁鈺一方面稱「于謙專兵政，舉人亦其所宜也」，另一方面又不免敲打于謙「已往者置不問；今後如假公營私，必罪以祖宗成憲，不宥」。
對公而忘私、日夜辛勞只為國憂的于謙而言，這種敲打不啻於人格污辱了。
于謙奏請裁革太監監軍之制，朱祁鈺不允，命內臣監軍如故。石亨、羅通等將領心胸狹隘，嫉恨于謙的威望和大功，屢番詆毀於謙，朱祁鈺卻不顧于謙反對，將他們委以重用，參贊軍權，其目的很明顯，就是用來牽制于謙。
最後石亨等發動「奪門之變」，迎朱祁鎮復位，於朱祁鈺而言，誤信小人，身死位廢，也是自作自受了。
「奪門之變」時，于謙作為景泰一朝的實際執政者，手握中樞內外大權，當真要阻止本是輕而易舉。但他卻沒有任何自保舉動，正是為了帝國社稷，大明江山。
朱祁鈺病重不起，其太子朱見濟已死，卻為了自己面子，不願復立朱見深為太子。
朱祁鈺身邊那幫當年力主廢立的近臣，生怕朱見深繼位後會反攻倒算，謀劃著另外迎立藩王，選中的還是那位素有賢名的皇叔襄王，此議被于謙堅決抵制。
于謙和商輅等內閣重臣商議，由商輅援筆《復儲疏》：「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章皇帝子孫。」而當時宣宗子裔，僅剩包括後來的明憲宗朱見深在內的，朱祁鎮的幾個兒子。
朱祁鈺願意接受此奏議，復立朱見深固然好。否則等他歸天，群臣只需上書孫太后，讓朱見深以血緣最親近、年齡最長的皇侄身份繼位亦可。
【十六日擬寫二本，伏闕投進，本稿系臣在禮部朝房內寫，主事俞欽抄謄。本內有云：陛下為宣宗章皇帝之子，當復立宣宗章皇帝之孫正位東宮，助理庶政等語。姚夔、鄒乾等皆稱善。因寫二本，大小官員僉名數多，封進不及。】——《商文毅公文集》
然而如果朱祁鈺復立朱見深為儲；或是朱祁鈺死後，朱見深正常即位；雖然是最符合朝局穩定，社稷安寧的大局，卻絕不符合朝中那些權奸宵小、如石亨、徐有貞、曹吉祥等人利益。
他們謀劃奪門，不止是為撈取迎立之功，亦是因他們深恨的于謙在朝中主持中樞，他們就沒辦法為所欲為，得到朝中大權。
而對於謙這樣望重天下的社稷大功臣，想要致他於死地，就必須換上一個對於謙有深怨而銜恨的皇帝，並栽贓以謀反罪名。所以前太子朱見深不行，非太上皇朱祁鎮不可。
就在《復儲疏》呈於禮部，還未上報給朱祁鈺的當夜，石亨徐有貞曹吉祥們聽聞風聲，迫不及待聯合朱祁鎮，發動了 「奪門之變」。
于謙同樣已發現奪門一黨的串聯端倪，以他當時如日中天的威望、掌管軍政的權柄，若登高一呼，撲滅此亂本是輕而易舉。但如此一來，朱祁鎮這個謀逆罪人或死，或廢為庶人；
而包括朱見深在內的所有朱祁鎮子孫，都同樣將作為罪人之子，宣宗朱瞻基一脈將永遠失去皇位繼承權。而代宗朱祁鈺已然不治垂死，迎立其他藩王，必致國勢動盪。
為了大明社稷的穩定，為了回報當年宣宗的知遇之恩，于謙最終選擇了犧牲自己，按兵不動……
【奪門之役，徐石密謀，左右悉知，而以報謙。時重兵在握，滅徐石如摧枯拉朽耳。……方徐石夜入南城，公悉知之，屹不為動，聽英宗復辟。……公蓋可以無死，而顧一死保全社稷也。】
病重的朱祁鈺以己度人，是萬萬想不到于謙這般幾近聖賢的高尚節操的。他聽聞變起，第一反應是「于謙耶」，生怕于謙要學王莽司馬懿，奪大明江山，自己從此成為朱氏皇族末代國君、千古罪人；
等聽說是朱祁鎮政變復位，方長舒一口氣「哥哥做，好！好！」。他被廢去帝號，繼續躺了一個月後，不明不白死去，明人筆記里說，是被明英宗派太監蔣安，用布帛勒死。
明英宗朱祁鎮，和奪門一黨達成骯髒的政治默契：一方得皇位；一方得朝權、殺于謙。
因此朱祁鎮復辟後，迫不及待將于謙及許多景泰重臣下獄。其謀害於謙聖旨曰：
「于謙……這廝每知罪惡深重，恐朕不容，……糾合心腹都督范廣等，要將總兵官（石亨）等擒殺，迎立外藩以樹私恩，搖動宗社……欽此」
商輅原系朱祁鎮東宮舊臣，本不在逮捕之列，朱祁鎮還讓他給自己起草復位詔書。可商輅為于謙力辯絕無迎立外藩事，舉此時仍在禮部的《復儲疏》為證據。
豈不知朱祁鎮對此本就心知肚明，為了完成與奪門一黨的約定、為了讓這場政變變得師出有名，他才非殺于謙不可；是以索性將商輅也下了獄，其後從寬改罷官歸鄉，終其在位之日，不復召還。
是以，《明史》和通俗讀物《明朝那些事》中「朱祁鎮受徐有貞、石亨矇騙，才害死於謙，事後悔悟」一說，何其荒謬？不過是後來的明憲宗給於謙平反時，為其生父遮醜諱過，才做的官樣文章。
本質上，朱祁鎮就是殺害於謙的頭號罪魁禍首，罪證確鑿，不容抵賴。
于謙家產下令被抄沒，家無餘資，只有正屋裡緊鎖著朱祁鈺賜給的蟒袍、劍器等物。當日，血不曾冷，風孰與高，天下冤之……
【謙自值也先之變，誓不與賊俱生。嘗留宿直廬，不還私第。或言寵謙太過，興安等曰："彼日夜分國憂，不問家產，即彼去，令朝廷何處更得此人？"及籍沒，家無餘資，獨正室鐍鑰甚固。啟視，則上賜蟒衣、劍器也。死之日，陰霾四合，天下冤之。】——《明史·于謙傳》
又過了許多年，憲宗朱見深在位期間，不但給於謙平反昭雪，並在此時被召還為內閣首輔的商輅力主下，追復朱祁鈺「恭仁康定景皇帝」帝號，並以帝皇之禮重修其陵寢。
平心而論，朱祁鈺雖然本身能力有限，性格上也頗有心胸狹隘和優柔寡斷的弱點，但能以朝政大局為重，絕大部分時候都對於謙充分信任，鼎力支持，已經算是個相當不錯的皇帝了。
明朝能安然度過「土木堡之變」的危機，集合一群殘兵敗將，取得北京保衛戰的勝利，除于謙是護國功臣、中流砥柱外，朱祁鈺作為患難天子，也同樣功不可沒。
只是汲汲於一己之利、一家一姓之私的朱祁鈺，始終難以真正理解于謙的高尚人格和偉大襟懷。
于謙和岳飛這對「西湖雙忠」，皆是以「社稷為重君為輕」為信念的華夏社稷之臣，他們真正忠心的從不是某家某姓皇帝，而是整個華夏文明和億兆蒼生。也真因如此，方值得我輩後人，永世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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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于謙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