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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看王安石變法的內容：
均輸法 ：供應國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熙寧二年七月，頒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由發運使掌握六路的財賦情況，斟酌每年應該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資的情況，然後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從便變易蓄買」，貯存備用，藉以節省價款和轉運的勞費。均輸法奪取了富商大賈的部分利益，同時也稍稍減輕了納稅戶的許多額外負擔。
市易法：熙寧五年三月，頒行市易法。在開封設置市易務。市易務根據市場情況，決定價格，收購滯銷貨物，待至市場上需要時出售，商販可以向市易務貸款，或賒購貨物。後又將開封市易務升為都提舉市易司，作為市易務的總機構。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壟斷市場方面發揮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財政收入。
免行法：熙寧六年七月，正式頒行免行法。免行法規定，各行商鋪依據贏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務交納免行錢，不再輪流以實物或人力供應官府。
發展農業生產：調整封建國家、地主和農民關係的政策以及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和農田水利法。
青苗法：熙寧二年九月，頒布青苗法。規定以各路常平。?廣惠倉所積存的錢穀為本，其存糧遇糧價貴，即較市價降低出售，遇價賤，即較市價增貴收購。其所積現錢，每年分兩期，即在需要播種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願原則，由農民向政府借貸錢物。收成後，隨夏、秋兩稅，加息2／10或3／10歸還穀物或現錢。青苗法使農民在新陳不接之際，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貸的盤剝，使農民能夠「赴時趨事」。
募役法：熙寧四年頒布實施。募役法(免役法)規定由州、縣官府出錢僱人應役。各州、縣預計每年雇役所需經費，由民戶按戶等高下分攤。募役法使原來輪流充役的農村居民回鄉務農，原來享有免役特權的人戶不得不交納役錢，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方田均稅法：熙寧五年頒行。方田均稅法規定每年九月由縣官丈量土地，檢驗土地肥瘠，分為五等，規定稅額。丈量後，到次年三月分發土地帳帖，作為「地符」。分家析產、典賣割移，都以現在丈量的田畝為準，由官府登記，發給契書。以限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隱瞞田產和人口。
農田水利法：熙寧二年頒布。條約獎勵各地開墾荒田，興修水利，修築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戶按戶等高下出資興修。在王安石的倡導下，一時形成「四方爭言農田水利」的熱潮。北方在治理黃河、漳河等河的同時，還在幾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貧瘠的土壤變成了良田。
將兵法：作為「強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簡軍隊，裁汰老弱，合併軍營，另一方面實行將兵法。自熙寧七年始，在北方挑選武藝較高、作戰經驗較多的武官專掌訓練。將兵法的實行，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
保甲法：熙寧三年頒行。各地農村住戶，不論主戶或客戶，每十家(後改為五家)組成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凡家有兩丁以上的，出一人為保丁。農閒時集合保丁，進行軍訓；夜間輪差巡查，維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壯丁接受軍訓，與正規軍相參為用，以節省國家的大量軍費，又可以建立嚴密的治安網，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編制起來，以便穩定封建秩序。
王安石等變法派還改革了科舉制，整頓了各級學校，為社會培養需要的人才。
所以，在政策中我們可以看到，有些措施對大地主，大商人，等人的利益是有損害的。每項新法在推行後，基本上收到了預期的效果，使豪強兼并和高利貸者的活動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級官員、皇室減少了一些特權，鄉村上戶地主和下戶自耕農減輕了部分差役和賦稅負擔，封建國家也加強了對直接生產者的統治，增加了財政收入。各項新法或多或少地觸犯了中、上級官員、皇室、豪強和高利貸者的利益，最終被罷廢。
其實變法失敗的重要原因不僅因為保守大臣反對，也因為沒有了正直大臣的幫助，變法用的都是小人，對新法推行很不利。有良好的願望和動機，並不一定就產生良好的結果。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可以作為這一論斷的註腳。古來變法，實際上所要解決的就是四個字「理財、用人」。理財為了富國強兵，是變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則關係到財理到哪裡去了，實際關係到變法的成敗。王安石並沒有很好地解決用人的問題，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說不得力的變法卻沒有收到應有的結果，反而成為新興官僚集團搜刮地皮，擾民害民的工具，大悖於王安石的良苦用心，這究竟是因為什麼呢？
不管當代的歷史學界怎樣誹謗反對新法的韓琦（前宰相）、富弼，（知延州，抵禦西夏，守護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馬光（偉大的史學家，個人品行無可挑剔者），文彥博，（樞密使、一代諍臣），范純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傳），甚至蘇軾兄弟，都無法否認這樣一個事實：即，幾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們在其他方面都勘稱泰斗，幹才，在個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麼不約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變法的反對者呢？后妃史上，賢德自守，不逾閨訓半寸、無人可以企及的曹後、高后那樣深明事理的女主，怎麼也加入到本來有利於趙氏統治的變法的反對者之列呢？簡單地用大地主、大官僚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聯合反對重在抑制豪強兼并的新法，從而導致了新法的失敗，這是不科學的，至少是違背了歷史事實本身。
縱觀王安變法的用人，基本貫徹著黨同伐異的幹部路線。只要是口頭上堅決擁護新法，並且不惜矯枉過正地推行他所以為的新法的後進，不管其人品怎樣，節操如何、是否有胸襟為了終極目標，就能虛懷若谷地博採眾家之益言，忍辱負重地團結同人，目標一致地堅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對象。而恰恰是這些人，大多處於政治投機的動機，並不真心擁護變法改革，只是借用這一終南捷徑，來實現自己飛黃騰達，青雲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為主管變法的司農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諸法的參與制定者，但在朝臣，後黨一致反對下，神宗對變法有所動搖時，即聯合另一個市易法的倡議人魏繼宗攻訐實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個得力助手呂嘉問，止此一點，可見曾布，魏繼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諸法害農的前三司使韓絳（王安石第一次罷相繼為宰相，繼續推行新法者）與王安石得力助手呂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復相後，又於市易司用人與王安石意見相左，自請辭職外任知州。王安石薦用呂嘉問為市易司，又為呂惠卿所不滿，雙方時有芥蒂，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僅指示御史中丞鄧紈上書彈劾呂惠卿在華亭縣借富民家財置田產，由縣吏收租，「交接貪污」，致使呂惠卿罷政，牽連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兩臂膀。這樣一個臨時拼湊的，貌合神離的變法集團，個人品行又可以時時為人添加攻訐，彈劾的理由，怎能不讓王安石內外交困，陷於兩難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樞密使吳充，是王安石的兒女親家，卻不心許新法，率先變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竟然與前宰相富弼女婿馮京聯合支持言官鄭俠上書攻擊呂「惠卿朋黨姦邪」。閒居洛陽四年的司馬光上書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錢，使民負債，官無所得。二是免役斂錢，養浮浪之人。五是保甲擾民。至少是觸到了新法在推行過程中，官吏變本加厲，使該法變質的實際。在外有強大政敵，內部又渙散離心離德的情況下，獨木難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敗北，哪裡能有其他的選擇？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賊（高俅、童貫、王黼、朱緬、李彥）攬財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紛擾，民不聊生，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假如王安石能開誠布公地與韓琦、富弼、范純仁，司馬光、文彥博這些當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傾心之談，以國之根本打動他們，相信這些名臣大多數決不會抱殘守缺，堅持腐朽之見，僅以利己來論國事。因為，他們畢竟不是貪贓枉法、利祿薰心的腐敗官僚。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統一戰線方面首先失之偏狹，以至樹敵過多。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聽其言而觀其行，堅持用人唯賢的路線，而不是黨同伐異，至少，新法在實行過程中便不會變味，變著法兒來擾民，成為某些打著變法之名來營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貴們翻雲覆雨的工具。名臣們一致反對王安石變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為名臣們所不齒，自然不屑與之為伍。而且，像蘇軾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對變法，否則便不會有「司馬牛」的故事了。
所以，一切變法總是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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