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杰

第一章 黃埔不是國民黨創的，是蘇聯控制中國的工具

（前略）

黃埔軍校是蘇聯出人、出錢、出槍建立起來的

蘇俄的援助主要流向以孫文為首的廣東割據政權，少部分給了西北的馮玉祥部隊。而給廣州的資源中，新建立的黃埔軍校所得最多。與其說黃埔軍校是孫文或國民黨自行建立的，不如說是蘇俄一手規畫的，是蘇俄顛覆北京中華民國合法政府的重要工具。

對於孫文來說，黃埔軍校的建立是其一生事業的重大分水嶺。1923年11月19日，孫文趁著國民黨改組，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並討論了組建國民黨志願師和創立軍事學校等問題。1924年1月24日，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通過創辦陸軍軍官學校的決議。軍校選址在沿著珠江而下距廣州10英里、面積為八平方英里的黃埔長洲島。

當時，孫文僅僅控制廣東不足三分之一的區域，還要與非嫡系的驕兵悍將周旋，他缺乏資金、武器和人力，想創建一所現代化的軍校，只能求助於新主人蘇俄。

針對黃埔軍校經費和武器極度短缺的狀況，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和鮑羅廷同時發電報給莫斯科，要求給予大力支持。比如，在駐華顧問方面，必須挑選紅軍中的精兵強將：「第一，選派50名工作積極的軍事人員組成顧問團來廣州；第二，讓具有豐富的作戰經驗、能使孫文敬服的同志率領這個顧問團。」

一開始，蘇俄及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政策並不明確，充滿多元性，甚至有自相矛盾之處。加拉罕等人在北京遊說北京政府與蘇聯恢復外交關係—北京政府是中國唯一被西方列強承認的合法政府；卻又盡可能利用其他反對北京政府的政治勢力，甚至設法組織一個親蘇政府取而代之。出於自身國家利益考量，莫斯科不惜製造中國的動盪，來加劇和激化日美在中國的利益衝突，以牽制日美在遠東的力量，進而保障蘇聯東部邊境的安全；而出於共產主義的烏托邦理想，也就是左派作家高爾基所說的「讓革命的暴風雨來得更加猛烈些」，又不惜以巨資扶持仿效蘇俄模式的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

創辦黃埔軍校，是孫文與史達林的最佳「合作項目」。5月，由蘇聯巴甫洛夫將軍率領的蘇聯軍事顧問團到廣州，立即投入黃埔軍校籌備工作。儘管蔣介石突然掛冠而去（詳見第37頁），軍校仍如期開張。孫文強調：「我們的首要任務是依循蘇聯模式建立一支軍隊，準備好北伐的根據地。」、「蘇聯人作為各種專業的顧問積極參加黃埔軍校的建校工作，向軍校的教官和學員傳授在蘇俄革命年代和國內戰爭年代積累的軍事和政治工作經驗。」開學後不久，蘇聯許諾的兩百萬金盧布開辦費相繼到位。10月，蘇聯艦船從海參崴運來第一批武器，包括步槍8000支、子彈200萬發。由此，黃埔軍校擺脫了「500名學生30支槍」的窘境。蔣介石的副手、軍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齡在《黃埔創始之回憶》中寫道：

一天下午，總理傳來電諭，說蘇俄派來一艘載滿槍械的船，就快到了，叫我們預備收。這真是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長官以至於全體學生，無不興高采烈，聽聞船上載有八千支有刺刀的俄式步槍，每槍有五百發子彈，無不歡天喜地…… 我們不能不感謝我們革命的朋友蘇聯。也唯有革命的朋友，才有這樣無私的援助。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王柏齡不知是真傻，還是裝傻。蘇聯借出的債是高利息，之後要中國加倍償還。不過，此時的孫文和國民黨得到蘇聯的援助，宛如久旱逢甘霖，即便是飲鴆止渴也在所不惜。

黃埔軍校的教學內容，遵循蘇聯軍事院校的模式，除了一般的軍事課程之外，還將政治教育提高到與軍事教育同等的地位，校內設有專門的政治科（系），這是歐美和日本的軍事學校沒有的特色。鮑羅廷親自向學員講授「國際政治及中國革命根本問題」，學員們詳加記錄，其講義被油印成小冊子，廣泛傳播。此類課程將許多受五四影響的愛國青年，洗腦成共產主義意識型態的信奉者。共產黨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負責建立政治工作秩序，政工幹部在校內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周恩來和中共廣東區委得到授權，從第一批畢業生中挑選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組建負責孫文安全的「大元帥鐵甲車隊」。由此，蘇聯和中共將孫文置於其控制之下。

此後，國民黨以兩個黃埔軍校教導團為基礎，建立了第一支名副其實的「黨軍」。莫斯科的中央政治局根據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伏龍芝的建議，將俄國教官團增加到兩百人，還追加了50萬盧布經費。有人、有錢、有武器之後，黃埔軍校教導團很快就擴展成兩個師。

1924年，蘇俄國內戰爭的傳奇英雄布柳赫爾（加倫將軍）來到廣州，接替此前意外溺水身亡的巴甫洛夫，出任駐廣州政府軍事總顧問。俄羅斯遠東研究所政治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伊凡諾娜在研究加倫將軍的檔案後指出，黃埔軍校的武器與軍費全部來自蘇俄，加倫將軍是當時作戰經驗最為豐富的職業軍人，他將廣州政權的軍事建設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選蔣介石當校長的，不是孫文，而是史達林

中央執行委員會，諸公鈞鑒：

中正（蔣介石）駑駘庸材，難勝重任，前蒙總理委任中正為軍官學校校長一職，自惟愚陋，不克勝任，務請另選賢能以資進行。所有軍官學校籌備處，已交廖仲愷先生代為交卸，尚乞派人接辦，以免延誤，耑此敬辭，並請公安。

蔣中正敬上 2月21日

這是蔣介石給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辭職信。兩天以後，孫文做出批示：「務請任勞任怨，百折不撓，在窮苦中奮鬥，故不准辭職。」但蔣仍不辭而別。

蔣介石莫名出走後，孫文發動了第一波勸其回歸的電報。2月25日，廖仲愷應孫文要求致電蔣促其返粵，鄧演達（後來任黃埔軍校教練部副主任）奉命前往勸說。26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致函蔣「切勸」。29日，孫文又致電蔣介石：「辭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誤。」不悅之情，躍然紙上。

此後，頻繁的勸蔣電報突然中斷十天之久。直到3月10日，廖仲愷又致電蔣促返，此後國民黨不斷促蔣速返。5月2日，孫文正式發布命令：「特任蔣中正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

至此，既沒參加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沒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而且並非中央部委負責人的蔣介石，被孫文任命為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校長。

蘇聯軍事顧問切列潘諾夫在回憶錄《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一個駐華軍事顧問的札記》中指出，蔣介石最初被孫文任命為軍校籌備委員長，但蔣並未明瞭軍校對他後來發跡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被任命不久後便聲明辭職，「擅自發給為黃埔軍校招來的教職員一筆離職津貼，聲稱學校不辦了，而他自己跑到了上海。」

對中國政治缺乏了解的切列潘諾夫，並不知道蔣介石是在玩弄以退為進之計。在蔣的政治生涯中，這種舉動還多次出現。蔣並非不知道黃埔軍校對自己、對國民黨、對廣東政府的重要性，他是要透過這場遊戲，攫取對黃埔軍校的絕對控制權，他不滿足於臨時性的頭銜，更不願軍校的財權掌握在廖仲愷手上。

最早建議孫文讓蔣介石擔任黃埔軍校校長的是鮑羅廷，鮑羅廷直接向史達林負責。蔣、鮑關係惡化是之後的事情，當時，蔣介石正造訪蘇聯，不僅對蘇聯讚不絕口，還認真研讀《馬克思學說概要》與《共產黨宣言》。蘇聯對蔣的評價是「與我們很親近」、「在中國，以最有教養的人之一著稱」。耐人尋味的是，蔣介石見到多名蘇聯黨政軍高官，偏偏沒有見到史達林。反倒是此後胡漢民訪問蘇聯時，與史達林有過多次長談。但是，史達林耳目眾多，蔣介石在蘇聯的公開和私下的言行，都被匯報給史達林。

1924年1月10日，就在蔣介石返鄉研讀《出師表》時，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的譚平山與鮑羅廷在一次談話中，透露了關於黃埔軍校校長人選問題，蘇聯與孫文出現的分歧：

決定由孫中山本人擔任這個學校校長，而副校長由蔣介石擔任。但這個問題也還沒有正式解決。起初想要蔣介石當校長，但後來又改變主意，決定要孫當校長。現在您來了，就必須研究一下這個問題，而我們必須加速進行這個工作。

這段談話表明兩個事實：鮑羅廷對校長人選非常關心，蘇聯對此有最終決定權（畢竟誰給錢，誰就有說話權）；而孫文對蔣介石有所顧慮—此前，孫文與各路軍閥有過不愉快的合作，他企圖利用軍閥的武力拓展個人的勢力，卻每次都被軍閥利用後拋棄。於是，孫文痛定思痛，對軍人頗有戒備之心，對蔣這個自詡為職業軍人的追隨者也不例外。1月24日，孫文僅任命蔣為「黃埔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也就是說，即便鮑羅廷參與「研究」校長人選，仍未改變孫文自任校長的決定。正如鮑羅廷給史達林的祕密報告中所言，「要使孫中山改變主意是困難的」。因此，雖然蔣介石得到鮑羅廷的支持，卻在校長任命的博奕中「出師不利」。而當蔣確信自己得到史達林的賞識時，就壯膽跟孫文使出釜底抽薪之計。

在鮑羅廷及史達林的強大壓力之下，孫文不得不放低身段，懇求蔣介石回來就任黃埔軍校校長一職。在黃埔軍校校長人選的爭端上，史達林全力支持的，不是名義上的國民黨黨魁孫文，而是名不見經傳的蔣介石。在史達林眼裡，當時的蔣介石是比孫文更容易控制的傀儡。

蔣介石的手段果然奏效了。孫文發布正式任命，蔣欣然返回廣州，軍校的財權從廖仲愷轉移到蔣手中。還有，蘇俄顧問原本設置的18個月課程，被壓縮到6個月，學員必須在學習短短6個月之後畢業，再分別赴前線作戰。

一位寫蔣介石傳記的作者指出：「儘管許多傳記渲染孫文和蔣介石的親密關係，但有一點很明顯—孫文從來就未認真考慮過蔣介石的建議，也未將他當作自己的知心朋友。」那麼，蔣介石為何敢跟他敬重的「總理」玩這種甩手不幹、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招數？難道他不知道，孫文可以找其他人取而代之嗎？很顯然，蔣心中知道，支持他的不是孫文，而是莫斯科的大老闆史達林。

蔣介石走馬上任後，為黃埔軍校設定的課程，並不比他在日本所受的初級軍事訓練高明。比如，蔣堅持要有相當好的飲食和衛生設施，並訓令學員們不許賭博、嫖娼—儘管他本人熱衷於此。也實施以連坐法而著稱的「集體負責」原則，這是蘇聯顧問難以理解的處罰方式。蔣很看重技能訓練，例如「攻擊隊」訓練。在這項訓練中，以6人為單位的小組帶著雲梯奔跑150碼後，在烈火下攀援城牆。反觀管理、通訊、後勤等方面的課程相當缺乏。這意味著黃埔畢業生的軍事知識只能滿足於身先士卒的下級軍官，他們之中很多人在北伐歷次戰役中戰死；若倖存者日後被提拔到高位，指揮大規模作戰，則缺乏指揮大批軍隊的專門知識。這是黃埔教育的致命弱點。

黃埔軍校創立之日，意味著那些朝三暮四的僱傭兵的末日降臨了。蔣介石自視為「黃埔之父」，是黃埔系的唯一代表，以黃埔系為骨幹的軍隊，則是他的私人軍隊。學員們剛剛離開各自的家庭，就被要求像對待父親一樣對蔣保持忠誠和服從，這是一種古典式的效忠。英國作家喬納森．芬比（Jonathan Fenby）在《蔣介石傳》中，如此描述蔣在黃埔的工作和生活場景：

蔣介石和陳潔如住在黃埔主樓一樓的一套由一間客廳、餐廳和配有柚木家具的臥室組成的公寓裡。晚上他練書法，他「親愛精誠」的黃埔校訓的手跡就裱糊在絲娟上，掛在他辦公室的牆上。他的閱讀書目包括歐洲戰爭、心理學與地理學。他的住處旁是一間有一張長長的桌子和24把高靠背椅的大會議室。民國國旗和國民黨黨旗就掛在一側牆壁上。另一面牆上是一幅巨大的點綴著綠色、紅色與藍色旗幟的中國地圖，這些旗幟標誌著計畫中的北伐路線。

蔣介石向學員灌輸的是曾國藩的湘軍式的忠誠，以及孫文的「三民主義」學說——其魅力當然趕不上更強有力的共產主義意識型態。這決定了黃埔軍校很快赤化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