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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觀止】張作錦／七十年後重讀毛澤東窯洞對──當時他說中國需要民主，現在大陸強調治理模式
2021-01-15 00:40 聯合報 / 張作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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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炎培(左)訪延安，與毛澤東暢談歷史周期率。（圖／取自網路）
天下有哪個政權，禁得住「權力」的考驗？
共產黨自1949年建政以來，
「延安精神」恐怕早就丟盔棄甲了……
川普領導美國，聯合西方盟友，共同打擊和抑制中國。說出口的及沒說出口的理由，是中國為一專制極權國家，不容於世界民主開放潮流。拜登雖組成新政府，但與中國對抗的情勢大概不會「舊貌換新顏」。
不過中國大陸這幾十年來飛躍進步，經濟已超英趕美，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內脫貧人口數字龐大，史上罕見。這次新冠病毒肆虐全球，死傷無算，中國大陸相對地控制較為成功，世人覺得這是它體制的「優越性」使然。於是出現一種論調：國家不必太強調意識形態，成功治理才最關重要。
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人毛澤東，當年未必是這樣想的，他公開表示嚮往民主，肯定地說「只有民主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
毛澤東這些話，說了不止一次，最有名的一次是與黃炎培的「窯洞對」。1945年7月1日到5日，設在重慶的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左舜生、傅斯年、黃炎培、章伯鈞、冷遹、褚輔成等六人，組團到延安訪問五天，試探國共兩黨能否透過談判停止內鬥。那時中共領導人和當地百姓一樣，都住在窯洞裡，毛澤東分別和他們見面談話。他與黃炎培論天下大勢，有下面這段對話：
黃炎培：「我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於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點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毛澤東：「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炎培：「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地方的事，公之於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來打破這個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國共內戰，纏鬥多年，一方面百姓望治心切，一方面共產黨勢力已不容小覷，大家對毛澤東和黃炎培的談話表示重視，乃仿諸葛亮與劉備「隆中對」之史話，謂之「窯洞對」，寄希望於毛的民主主張。
毛澤東主張民主，可不止說了一次。1944年6月12日他接見中外記者團，開宗明義的說：
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中國缺乏民主，是在座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不僅是毛個人，中共的領袖們，如周恩來、劉少奇、葉劍英等人，也發表了不少主張民主的言論，都經《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公開報導。
這些擲地有聲、大經大綸的言論，經大陸作家笑蜀集結成《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這本書，於1999年由「汕頭大學出版社」印刷發行，立即被時任中央宣傳部部長的丁關根在內部會議上批判，隨後全國查禁。
可是「民主」出於人的思維，想禁禁不了，春風吹又生。2006年，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撰文〈民主是個好東西〉，在黨校《學習時報》上發表。它開宗明義的說：「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是對個別人而言的，也不是對一些官員而言的，是對廣大人民群眾而言的。」文章更不保留的指出：「坦率的說，對於那些以自我為重的官員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個好東西，而是一個麻煩東西，甚至是一個壞東西。」在長期一黨主政的大陸，俞可平的言論直如石破天驚，大家驚喜、錯愕之餘，不免猜測背後的來由。但是始終未見背後來由，也就不了了之。
日裔美籍政治學者福山1989年發表《歷史的終結》一書，斷言民主制度將「成為全世界最終的政府形式」。正當有人抨擊他文章武斷，意在譁眾取寵之時，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解體，西方國家沉浸在自由民主制度的勝利喜悅中。福山也被推崇為「歷史預言家」，聲名大噪。
但「東風吹，戰鼓擂」，世界情勢變了，隨著福山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和政治的更深入研究，他也改變了調子，表示國力和繁榮是政治體制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福山是指中國大陸？他解釋不是推崇中國，而是強調國家能力與民主、法治必須達成平衡。
大陸的「國家能力」已被世人肯定，但是民主、法治如何，似乎仍有議論。而「能力」與「民主」，應該哪個先來，還是同時「齊頭並進」，都是難解的問題。
毛澤東在「窯洞對」的發言，算不算「對人民的莊嚴承諾」？中南海的人有沒有「繼承遺志」的責任？「窯洞對」距今75年，人壽幾何？
根據美國記者巴巴拉•塔奇曼在1972年出版的《史迪威和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這本書的記載，一群美國記者訪問延安，回到重慶與蔣夫人宋美齡見面，大家盛讚共產黨人的吃苦耐勞有幹勁有理想的精神氣質，宋美齡站到窗前，眺望一會，然後回頭幽幽地說：「如果你們的話是真的，我就可以說，那是他們還沒有嘗到真正權力的滋味。」
天下有哪個政權，禁得住「權力」的考驗？共產黨自1949年建政以來，「延安精神」恐怕早就丟盔棄甲了。同樣的，民進黨在台灣執政以後，「黨外精神」又爾今安在？
參政團訪問成員中有傅斯年，毛澤東與他見面，窯洞相對，自然是「百感交集」。毛和傅一樣，都「出身北大」，他1918年從湖南鄉下走進北大校園，開始了新的人生。毛澤東曾向美國記者史諾（Edgar Snow）回憶北大這段往事。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炕上，連呼吸的地方都沒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
對於我，北平好像花費太大了；我是從朋友們借了錢來北平的，來了以後，馬上就必須尋找職業。楊昌濟──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員，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尋一個職業，他就把我介紹給北大的圖書館主任。這主任就是李大釗，他不久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後來被張作霖槍殺了。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給我一筆不算少的數目──八塊錢。
我的地位這樣地低下，以至於人們都躲避我。我擔任的工作是登記圖書館讀報紙的人們的名字，可是大多數人，都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名字。像傅斯年、羅家倫，和一些別的人，對於他們我是特別感興趣的。我打算去和他們開始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忙人。他們沒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
如今，兩人在窯洞相對，人物無殊，而風景已異。毛提及傅在「五四運動」中的重要角色，「為反封建與新文化運動做出過貢獻」。毛澤東雖這樣恭維傅斯年，但共產黨卻企圖將「五四運動」的成果據為己有，並將不合己意的新文化運動者都打成「反動派」。
「五四」與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連在一起。賽先生在中國大陸已經安居，甚至已經樂業，而德先生則仍在徘徊。
[此帖子已經被作者於2021/1/15 下午 09:18:23編輯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