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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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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聯大舊址內的梅貽琦(左起)、蔣夢麟、張伯苓雕像。
《楊振寧傳》由「天下文化」出了增訂本，作者江才健在書中說：有人問楊振寧，他一生最大的貢獻是什麼？他回答說：「幫助改變了中國人自己覺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
楊振寧和李政道是在1957年合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當是時也，台灣風雨飄搖，驚魂未定；大陸則是百廢待舉，一窮二白。這樣的「中國人」當然會覺得「不如人」，而兩位青年學者能得到諾貝爾獎，而且是中國長期最弱的科學項目，自然給中國人精神上莫大的鼓舞，覺得未必「不如人」。
最令人激動的，是這兩位青年不是出自名城、名校，而是從中國偏遠地區、三餐不繼、茅草房教室、敵機不停轟炸那個樣子的學校走出來的——它是對日抗戰時期，設在昆明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很多人說，這所只存在了八年的「最窮大學」，卻是「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
聯大八年畢業了兩千多名學生，除了走出兩位諾貝爾獎得獎人之外，還為兩岸中國貢獻了四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八位「兩彈一星」元勛，171位台灣中研院和大陸科學及工程兩院院士，以及100多位人文大師。
如此成績，漪歟盛哉，舉世少見。
抗戰勝利後，西南聯大結束，學校決定樹碑以為長遠紀念，由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撰寫碑文，全文1178字，紀述建校始末及歷史意義。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國家受日本之降於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之變為時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瀋陽之變為時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為時五十一年。舉凡五十年間，日本所鯨吞蠶食於我國家者，至是悉備圖籍獻還。全勝之局，秦漢以來所未有也。
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原設北平，私立南開大學原設天津。自瀋陽之變，我國家之威權逐漸南移，惟以文化力量與日本爭持於平津，此三校實為其中堅。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遷於湖南，合組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以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為常務委員主持校務，設法、理、工學院於長沙，文學院於南嶽，於十一月一日開始上課。迨京滬失守，武漢震動，臨時大學又奉命遷雲南。師生徒步經貴州，於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設理、工學院於昆明，文、法學院於蒙自，於五月四日開始上課。一學期後，文、法學院亦遷昆明。二十七年，增設師範學院。二十九年，設分校於四川敘永，一學年後併於本校。昆明本為後方名城，自日軍入安南，陷緬甸，乃成後方重鎮。聯合大學支持其間，先後畢業學生二千餘人，從軍旅者八百餘人。
河山既復，日月重光，聯合大學之戰時使命既成，奉命於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結束。原有三校，即將返故居，復舊業。緬維八年支持之苦辛，與夫三校合作之協和，可紀念者，蓋有四焉：我國家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本應紹漢唐之遺烈，作並世之先進，將來建國完成，必於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位。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曠代之偉業，八年之抗戰已開其規模、立其基礎。今日之勝利，於我國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聯合大學之使命，與抗戰相終始，此其可紀念一也。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此其可紀念者二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斯雖先民之恆言，實為民主之真諦。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此其可紀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於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晉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風景不殊，晉人之深悲；還我河山，宋人之虛願。吾人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於不十間，收恢復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薊北，此其可紀念者四也。聯合大學初定校歌，其辭始嘆南遷流難之苦辛，中頌師生不屈之壯志，終寄最後勝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歷歷不爽，若合符契。聯合大學之始終，豈非一代之盛事、曠百世而難遇者哉！爰就歌辭，勒為碑銘。銘曰：痛南渡，辭宮闕。駐衡湘，又離別。更長征，經嶢嵲。望中原，遍灑血。抵絕徼，繼講說。詩書喪，猶有舌。儘笳吹，情彌切。千秋恥，終已雪。見仇寇，如煙滅。起朔北，迄南越，視金甌，已無缺。大一統，無傾折，中興業，繼往烈。維三校，兄弟列，為一體，如膠結。同艱難，共歡悅，聯合竟，使命徹。神京復，還燕碣，以此石，象堅節，紀嘉慶，告來哲。
碑文一千多字，就是一萬多字也未必說得清楚西南聯大成功的原因。後人認為，是那些知識分子想保住中國文化血脈，他們意識到，「國家亡了可以復興，文化亡了就全亡了」。由此，他們雖是一個「最窮的學校」，卻也是一個「最有志氣的學校」。
聯大初始，由北大校長蔣夢麟、清華校長梅貽琦和南開校長張伯苓組成常務委員會共同主持校務，但為了事權集中，蔣夢麟和張伯苓推讓梅貽琦為常委會主席，就是實際上的「校長」，長期主持校務。
那麼梅貽琦會不會有什麼特權呢？他賣掉了清華校長的汽車，辭退了司機。他能賺的外快統統拿來補助教師們的困苦生活。1940年後，梅家吃一頓菠菜豆腐湯就是過節了。梅夫人韓咏華為維持家計，上街擺攤賣米糕。
校長固然窮，老師也清寒。物理系教授吳大猷為了給妻子治病，每天像乞丐一樣到菜市場撿剩骨頭給太太熬湯。「詩人教授」聞一多，掛牌治印，以賺錢養家。農學教授費孝通的女兒在凌晨寒風中出生，家已毀於敵機轟炸，他只能用唯一的西裝上衣裹著孩子。
老師窮，學生也苦。他們失去了家庭支援，每月只靠學校發的約20元補助金過生活。雖然清苦，但師生精神剛毅堅卓。為躲避日機轟炸，教授們住得很分散，有的每天要步行幾十里路來上課，但從不遲到。學生認真學習，老師認真研究，大家爭取分分秒秒。
數學大師華羅庚的屋子被炸後，到西郊鄉下找了個牛圈，把牛圈上頭堆草的樓棚租下來。牛住下頭，華羅庚一家住上頭。但就是在這樣的牛棚裡，他攻克了十多個世界級數學難題，為世界數學史開創了一門新學科——矩陣幾何學。
錢穆的代表作《國史大綱》，也是在防空洞裡完成的。空襲警報一響，他就抱著這本書的手稿往防空洞跑，深怕書稿有所閃失。
大家都知道梅貽琦一句名言，「所謂大學，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西南聯大老師的名單沒法列舉，因為它匯集了300多位中國學術界頂尖人物。拿陳寅恪來說好了，他能用13種文字閱讀，學問博大精深，被傅斯年譽為「近三百年來第一人」。他教歷史，旁徵博引，指點中西，完全聽得懂的學生可能不多，但馮友蘭、吳宓等這些教授們都去旁聽，所以他被譽為「教授中的教授」。
如果認為聯大只是「迷信」大牌教授，那就錯了。1938年11月，學校做了一件震驚全國的決定，聘請「鄉下人」沈從文為教授。他小學沒有畢業，更沒有學術論著。但梅貽琦說，「我看中的是才華」。
後世讀史者綜合評論，西南聯大真正的成功因素，在「思想自由」、「學術獨立」。老師怎麼講課，學校概不過問，全由學生自己選擇評斷，譬如賀麟欣賞王陽明「心外無理說」，反對理在心外，而馮友蘭的思想觀點，正好相反。學生轉系也非常簡單，填一張表就行了，有學生四年讀了好幾個系才畢業。在重慶的教育部曾要求聯大，學生必修「三民主義」，行政主管必須為國民黨黨員，學校都未理會。有學生撰文說：「即使三民主義是正確無誤的理論，也得在思想的市場上自我證明」。必有這樣的老師，才會有這樣的學生。西南聯大舊址，如今還豎著一塊石碑，寫著「育才先育人」。梅貽琦說：「教授責任不盡在指導學生如何讀書，如何研究學問。凡能領導學生做學問的教授，必能指導學生如何做人」。這個做人標準，就是聯大所標榜的：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幾年前寫過一篇文章，感嘆現在大學校園裡的故事少了。圍繞西南聯大的故事綿綿密密，其中有一個最為動人。筆者個人因到昆明探親之故，二十年來三訪聯大故址。每次徘徊在校園裡，想到讀過的這則故事，輒熱淚盈眶。
學生徒步三千公里來到昆明，但西南聯大沒有校舍，主要租借民房、中學、會館上課。為了恢復正常的教學功能，學校把大部分經費用來購買了圖書和設備。
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來到昆明後，梅貽琦請兩人為西南聯大設計校舍。兩人欣然受命，一個月後，一個一流的現代化大學躍然紙上。但這個一流設計方案立即被否定，因為學校拿不出這麼多經費。此後兩個月，梁思成把設計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樓變成矮樓，矮樓變成平房，磚牆變成土牆。當梁思成夫婦交出最後圖稿時，聯大建設長黃鈺生滿臉無奈地說：「除了圖書館屋頂可以使用青瓦，實驗室可以使用鐵皮之外，其他建築的屋頂一律覆蓋茅草，磚頭和木料再減一半，麻煩您再作一次調整。」
梁思成忍無可忍，衝進校長辦公室，把設計圖狠狠砸在梅貽琦辦公桌上。「改！改！改！你還要我怎麼改？茅草房？每個農民都會蓋，要我梁思成幹什麼？」梅貽琦把圖紙一張張收好，歉疚地說：「思成，以你的大度，請再諒解我們一次。」梁思成接過圖紙，喉嚨哽咽住了：「你知不知道農民蓋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你給的木料連蓋一幢標準的茅草房都不夠！」
梅貽琦喉結上下滾動，聲音幾近顫抖：「思成，等抗戰勝利後回到北平，我一定請你來建一個世界一流的『清華園』，算是我還給你的……行嗎？」
半年後，一幢幢茅草房鋪滿了西南聯大校園。
沒有大樓，但出了大師。從此中國的高等教育，也就有了一個高等的瞻望。
[此帖子已經被作者於2021/2/21 下午 10:23:03編輯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