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主
淨空老法師：
一九五三年，我初接觸佛法時，好友葉會西先生看到我研究佛學，有一天他來告訴我，他有位同鄉對佛學有很深的造詣，問我願不願意認識他，可以向他請教。我很樂意，於是他就為我介紹認識朱鏡宙老居士。
老居士當時已經七十歲，我才二十六歲，他把我當作小朋友看待。他創辦「台灣印經處」，當時台灣的經書非常缺乏，全省印經、流通佛書只有三家。在台北就是老居士辦的印經處不定期出書，台中有瑞成書局，和台南的慶芳書局。佛書的種類、數量都很少，所以經書相當不容易得到。朱老居士對我非常愛護，凡是台灣印經處出版的書，他都送給我一本。我對他非常感謝，也常向他請教。以後我辭去工作，老居士為我介紹認識懺雲法師與李炳南老居士。這是我學佛的一段很深的因緣。
老居士常跟我們講因果報應的故事，而這些故事都是真實的，是他自己親身經歷的。他是學財經的(財政經濟)，抗戰期間曾經任職西康的稅務主管，抗戰勝利後曾任浙江財政廳長，是一位德學俱優的長者。 他告訴我，一九三一年他在一家銀行任經理，通常閒暇時，總有幾位朋友打打牌、聊聊天，其中有一位朋友是走陰差的，也就是晚上到陰曹地府上班的。他說，這是真的，一點也不假!他的職位並不高，好像是負責傳遞公文，替蘇州都城隍當差。在世間，蘇州是個縣，上海是特別市;但是在陰間，蘇州城隍稱為「都城隍」，好像省長(省主席)一樣，而上海的城隍只是個縣官，歸蘇州都城堭管轄。我們講的城隍還有分大小，都城隍管轄一個省。
他說，有一天上海城隍廟送來一批「生死簿」，呈報蘇州都城隍，是他接收的，他好奇的翻開來看看是那些人，結果令他大惑不解，其中名字多是五、六個字的。第二天他和朱老聊天閒談時，就把這件事說出來;當時每個人都想不出原因。中國人的名字最多四個字(複姓的)，但是也不可能這么多，還有五、六個字的，他們怎么想也想不通。
三個月之後，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兵在上海發動戰爭，我國軍民奮勇抵抗。這時他們才恍然大悟，以前上海送來的那一批生死簿，是日本兵在一二八戰役中的死亡名冊。從這裡就曉得「生死有命」，即使戰爭陣亡的人，三個月前，名冊已經送到蘇州都城隍那裡了。這就說明一般認為戰爭中橫死的，其實也是命中注定的;死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皆是注定的，確實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命里不該死的，槍林彈雨之中也沒事;命里該死的，甚至於流彈也會把他打死。這些都是事實。
一九五三年，我初接觸佛法時，好友葉會西先生看到我研究佛學，有一天他來告訴我，他有位同鄉對佛學有很深的造詣，問我願不願意認識他，可以向他請教。我很樂意，於是他就為我介紹認識朱鏡宙老居士。
老居士當時已經七十歲，我才二十六歲，他把我當作小朋友看待。他創辦「台灣印經處」，當時台灣的經書非常缺乏，全省印經、流通佛書只有三家。在台北就是老居士辦的印經處不定期出書，台中有瑞成書局，和台南的慶芳書局。佛書的種類、數量都很少，所以經書相當不容易得到。朱老居士對我非常愛護，凡是台灣印經處出版的書，他都送給我一本。我對他非常感謝，也常向他請教。以後我辭去工作，老居士為我介紹認識懺雲法師與李炳南老居士。這是我學佛的一段很深的因緣。
老居士常跟我們講因果報應的故事，而這些故事都是真實的，是他自己親身經歷的。他是學財經的(財政經濟)，抗戰期間曾經任職西康的稅務主管，抗戰勝利後曾任浙江財政廳長，是一位德學俱優的長者。 他告訴我，一九三一年他在一家銀行任經理，通常閒暇時，總有幾位朋友打打牌、聊聊天，其中有一位朋友是走陰差的，也就是晚上到陰曹地府上班的。他說，這是真的，一點也不假!他的職位並不高，好像是負責傳遞公文，替蘇州都城隍當差。在世間，蘇州是個縣，上海是特別市;但是在陰間，蘇州城隍稱為「都城隍」，好像省長(省主席)一樣，而上海的城隍只是個縣官，歸蘇州都城堭管轄。我們講的城隍還有分大小，都城隍管轄一個省。
他說，有一天上海城隍廟送來一批「生死簿」，呈報蘇州都城隍，是他接收的，他好奇的翻開來看看是那些人，結果令他大惑不解，其中名字多是五、六個字的。第二天他和朱老聊天閒談時，就把這件事說出來;當時每個人都想不出原因。中國人的名字最多四個字(複姓的)，但是也不可能這么多，還有五、六個字的，他們怎么想也想不通。
三個月之後，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兵在上海發動戰爭，我國軍民奮勇抵抗。這時他們才恍然大悟，以前上海送來的那一批生死簿，是日本兵在一二八戰役中的死亡名冊。從這裡就曉得「生死有命」，即使戰爭陣亡的人，三個月前，名冊已經送到蘇州都城隍那裡了。這就說明一般認為戰爭中橫死的，其實也是命中注定的;死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皆是注定的，確實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命里不該死的，槍林彈雨之中也沒事;命里該死的，甚至於流彈也會把他打死。這些都是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