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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空老法師:
一九五三年,我初接觸佛法時,好友葉會西先生看到我研究佛學,有一天他來告訴我,他有位同鄉對佛學有很深的造詣,問我願不願意認識他,可以向他請教。我很樂意,於是他就為我介紹認識朱鏡宙老居士。
老居士當時已經七十歲,我才二十六歲,他把我當作小朋友看待。他創辦「台灣印經處」,當時台灣的經書非常缺乏,全省印經、流通佛書只有三家。在台北就是老居士辦的印經處不定期出書,台中有瑞成書局,和台南的慶芳書局。佛書的種類、數量都很少,所以經書相當不容易得到。朱老居士對我非常愛護,凡是台灣印經處出版的書,他都送給我一本。我對他非常感謝,也常向他請教。以後我辭去工作,老居士為我介紹認識懺雲法師與李炳南老居士。這是我學佛的一段很深的因緣。
老居士常跟我們講因果報應的故事,而這些故事都是真實的,是他自己親身經歷的。他是學財經的(財政經濟),抗戰期間曾經任職西康的稅務主管,抗戰勝利後曾任浙江財政廳長,是一位德學俱優的長者。 他告訴我,一九三一年他在一家銀行任經理,通常閒暇時,總有幾位朋友打打牌、聊聊天,其中有一位朋友是走陰差的,也就是晚上到陰曹地府上班的。他說,這是真的,一點也不假!他的職位並不高,好像是負責傳遞公文,替蘇州都城隍當差。在世間,蘇州是個縣,上海是特別市;但是在陰間,蘇州城隍稱為「都城隍」,好像省長(省主席)一樣,而上海的城隍只是個縣官,歸蘇州都城堭管轄。我們講的城隍還有分大小,都城隍管轄一個省。
他說,有一天上海城隍廟送來一批「生死簿」,呈報蘇州都城隍,是他接收的,他好奇的翻開來看看是那些人,結果令他大惑不解,其中名字多是五、六個字的。第二天他和朱老聊天閒談時,就把這件事說出來;當時每個人都想不出原因。中國人的名字最多四個字(複姓的),但是也不可能這么多,還有五、六個字的,他們怎么想也想不通。
三個月之後,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兵在上海發動戰爭,我國軍民奮勇抵抗。這時他們才恍然大悟,以前上海送來的那一批生死簿,是日本兵在一二八戰役中的死亡名冊。從這裡就曉得「生死有命」,即使戰爭陣亡的人,三個月前,名冊已經送到蘇州都城隍那裡了。這就說明一般認為戰爭中橫死的,其實也是命中注定的;死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皆是注定的,確實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命里不該死的,槍林彈雨之中也沒事;命里該死的,甚至於流彈也會把他打死。這些都是事實。
一九五三年,我初接觸佛法時,好友葉會西先生看到我研究佛學,有一天他來告訴我,他有位同鄉對佛學有很深的造詣,問我願不願意認識他,可以向他請教。我很樂意,於是他就為我介紹認識朱鏡宙老居士。
老居士當時已經七十歲,我才二十六歲,他把我當作小朋友看待。他創辦「台灣印經處」,當時台灣的經書非常缺乏,全省印經、流通佛書只有三家。在台北就是老居士辦的印經處不定期出書,台中有瑞成書局,和台南的慶芳書局。佛書的種類、數量都很少,所以經書相當不容易得到。朱老居士對我非常愛護,凡是台灣印經處出版的書,他都送給我一本。我對他非常感謝,也常向他請教。以後我辭去工作,老居士為我介紹認識懺雲法師與李炳南老居士。這是我學佛的一段很深的因緣。
老居士常跟我們講因果報應的故事,而這些故事都是真實的,是他自己親身經歷的。他是學財經的(財政經濟),抗戰期間曾經任職西康的稅務主管,抗戰勝利後曾任浙江財政廳長,是一位德學俱優的長者。 他告訴我,一九三一年他在一家銀行任經理,通常閒暇時,總有幾位朋友打打牌、聊聊天,其中有一位朋友是走陰差的,也就是晚上到陰曹地府上班的。他說,這是真的,一點也不假!他的職位並不高,好像是負責傳遞公文,替蘇州都城隍當差。在世間,蘇州是個縣,上海是特別市;但是在陰間,蘇州城隍稱為「都城隍」,好像省長(省主席)一樣,而上海的城隍只是個縣官,歸蘇州都城堭管轄。我們講的城隍還有分大小,都城隍管轄一個省。
他說,有一天上海城隍廟送來一批「生死簿」,呈報蘇州都城隍,是他接收的,他好奇的翻開來看看是那些人,結果令他大惑不解,其中名字多是五、六個字的。第二天他和朱老聊天閒談時,就把這件事說出來;當時每個人都想不出原因。中國人的名字最多四個字(複姓的),但是也不可能這么多,還有五、六個字的,他們怎么想也想不通。
三個月之後,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兵在上海發動戰爭,我國軍民奮勇抵抗。這時他們才恍然大悟,以前上海送來的那一批生死簿,是日本兵在一二八戰役中的死亡名冊。從這裡就曉得「生死有命」,即使戰爭陣亡的人,三個月前,名冊已經送到蘇州都城隍那裡了。這就說明一般認為戰爭中橫死的,其實也是命中注定的;死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皆是注定的,確實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命里不該死的,槍林彈雨之中也沒事;命里該死的,甚至於流彈也會把他打死。這些都是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