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樓
【轉貼】他是如此獻身於美國價值，但美國竟無情地背叛他：孫中山為何聯俄容共
孫中山聯俄容共做法的性質和由來
一、公平地說，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間的國民革命軍兩度北伐，之所以能夠迅速奪取十七年反覆辟的歷史性勝利，功雖在中國國民黨、國民革命軍和蔣介石先生，其功，亦在國中一切民主革命力量，包括具有一定共和進步意識的舊軍人、舊軍隊，直至一些地方軍事勢力的大聯合。它無疑是辛亥之後十七年反覆辟統一戰線的勝利結果。而這個統一戰線的一再策劃者和實行者，便是孫中山先生。
辛亥之前，孫中山先生為推動國民革命在中國的成功，「任何國家的援助他都想爭取，也都接受；任何派別的革命黨人，只要目的在推翻清王朝，他都吸收。興中會雖以廣東人為基礎，但同盟會成立時，便吸收了兩湖的華興會分子。華興會的黃興原主張各省搞各省的革命，經他勸說，才決心與他合而為一，共同革滿清的命。在他團結世界各地的中國留學生成立同盟會之後，他又吸收了江浙一帶光復會的勢力。雖然光復會人只想推翻滿人的政權，尚有些無政府主義者，如吳敬恆等，但孫中山亦均予以優容」。09 辛亥之後成立的國民黨，雖然以中國同盟會為核心，但因它在相當程度上乃是一個統一戰線式的普通政黨，因而，才使它成了中國第一大黨，並在國會占絕對優勢。如前所述，若不是袁世凱暗殺了宋教仁，解散了國民黨，則中國政黨政治的道路，亦未始沒有一個良好的開端。雖然在一定條件下，聯合各種革命力量，甚至是非革命力量，包括各路軍閥和地方勢力，為一定的目標而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難免不會出現魚龍混雜的情形，有時亦會出現目標一經達成即如鳥獸散，或目標尚未實現即已鳥獸散的狀況，甚至造成統戰未成反遭其害的局面，但是，孫中山先生在與軍閥的長期較量中，仍利用各派軍閥「南與南不合，北與北不合，南與北復不合」的復雜分裂狀況，甚至不惜利用聯合甲軍閥打乙軍閥等手段，在各個不同的歷史階段，利用不同的歷史事件，以組成短暫的統一戰線，以達成反對軍閥首惡，削弱軍閥力量，和防止大小軍閥聯手以共同對付革命的目的。有時，甚至亦能將反覆辟的斗爭擴張到軍閥勢力的內部，以起到分化瓦解專制復辟勢力的作用。然而，自二次革命始，直至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一大」召開，歷次由孫中山建立的反覆辟統一戰線，雖也有過成功，卻迄無重大之告成者（參見本卷第二章第五節）。尤其是一九二二年陳炯明的叛變，所給予孫中山及南方革命政府的沉重打擊，不單使他對軍閥們的背信棄義深感絕望，更使他因痛感沒有自己的武力，而深懷企求之心。由是，孫中山才在反覆辟「計無所出」的艱難時勢之下，不得不與一心要向中國輸出共產革命的俄國「聯手」，以建立新一輪反對中國軍閥復辟的統一戰線，並由此而導致了「聯俄容共做法」、而非「聯俄、聯共、扶助工農政策」的出現。因為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從來就不曾有過一個所謂的「三大政策」，那不過是蘇俄和中國共產黨的一番「創作」罷了（參見本章兼論）。
二、孫中山之所以要有「聯俄容共」的做法，還有一個更為根本的原因，就是西方列強一貫地不支持中國革命，一貫地站在支持專制政體和復辟政權的一邊，一貫地支持和操縱中國的軍閥混戰及割據，以至每一個軍閥背後都有一個或數個列強作為其支持者。而反對中國統一、阻礙中國強大、和意在使中國永遠處於一種分裂和貧弱的狀況，又幾乎是所有列強對中國的共同願望。一九二三年七月，孫中山就因尋求美國支持不得，而向《紐約時報》記者表達了他強烈的不滿。同年十二月，孫中山更因要截留廣東海關關余，又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國派軍艦赴廣州向他示威。孫中山終於忿然宣布：「我們已不依賴西方，我們將聯合俄國。」
三、孫中山之所以要向西方宣稱「我們將聯合俄國」，還因為列寧偽稱要廢除沙俄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終止沙俄在中國的特權，甚至偽言要幫助孫中山的國民革命，特別是答應他「絕不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 ——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發表的《孫中山、越飛上海宣言》即稱：「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且以為中國最緊要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關於此項大業，越飛君並確告孫博士，中國……可以俄國為依賴。」
四、其時，俄國不僅已經在與北京軍閥政府進行建交談判，而且在決定「支持」孫中山之前，就已經通過剛剛成立不久的中共，謀求與北方軍閥吳佩孚和南方軍閥陳炯明的聯合。陳炯明和中共的關系更是相當密切，他甚至被中共某些成員認為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而中共與他的關系，直至他叛變廣東革命政府之後才被迫終止。這就使得一再遭遇國內專制勢力頑強反撲和西方列強蓄意阻撓的中國國民革命，極有可能面臨著「既要增加一個外部敵人、又要增加一個內部敵人」這樣一個更加嚴峻的局面。所以才迫使孫中山只能採取「寧肯多一友、而不能多一敵」的統戰策略，准備推行「聯俄容共」的做法。
五、「聯俄容共」的做法，實際上是蘇俄對孫中山千呼萬喚的一個結果。因為歷史的事實便是蘇俄九番十次地上門找孫中山，而不是孫中山三番五次地要去找蘇俄。10 否則，就不能理解，為何自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二三年，蘇俄雖萬里尋孫十數度，都未能辦成「聯俄容共」的陰謀大業，直到鮑羅廷帶來大批軍用物資和每年二百萬墨西哥圓的俄援，方使得孫中山同意「聯俄容共」了。而所謂容共，也只是容許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並服從國民黨的主義、綱領和紀律。因為孫中山認為，「中共只有在國民黨的領導下，受國民黨的指揮，才能防止中共製造階級斗爭，妨害國民革命進行」。11
六、如果說上述諸因素才是孫中山有「聯俄容共」做法的外部原因，那麼，孫中山之所以會同意「聯俄容共」，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在原因，這就是孫中山有一個願意「聯俄容共」的思想基礎。尤其是在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前，當他還沒有像後來那樣，對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對俄國共產革命有了深刻的認識和批判之時。這個思想基礎，就是他因自身革命的倍加坎坷，而特別羨慕列寧「革命的成功」，羨慕俄黨在組織上的「嚴密和堅強」。因為他認為俄黨的經驗將有助於自己改組國民黨的工作。雖然他當時還並不真正了解俄國的「革命」和俄共的性質。此其一。
其二、如前所說，一九零五年後的數度考察歐美，雖然使孫中山認識到革命乃是歷史的一個普遍變革進程，但同時又使他對歐洲革命和美國革命尚未能解決「民生」問題，產生了自己的看法。尤如他所自述的那樣：「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美列強者，尤未能登斯民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尤有社會革命運動也。予欲為一勞永逸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主張所由完成也。」12
這一段話固然道明了民生主義思想之所由來，但這一段話裡的「斯民極樂之鄉」和「社會革命」兩語，前者既道出了他本人思想中並未絕根的「傳統大同思想」，為他後來視共產主義即是他的民生主義埋下了伏筆；後者則表現了他對當時歐洲社會革命認識的含糊不清。因此，他才一方面錯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革命看成為一個「合理的社會革命」；一方面又把從專制向民主過渡時期所必有的艱難時勢，看成為「即使是民族、民權革命成功如歐美列強者，亦因無法解決民生問題」，因而才「導致了社會革命的發生」。並由此而下結論說，「歐美雖強，而其民實困」，因而「觀世界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這就為他將列寧的「十月革命」，實質是「十月背叛」，視為「歐美為解決民生而進行的合理社會革命」，並由此而傾注「同情」，產生「贊賞」，奠定了錯誤的認識基礎。
孫中山先生身處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 —— 革命與復辟開始出現復雜較量狀態的時代，而難於看清十月革命對於俄國二月民主革命背叛的本質，錯把復辟當成了革命，固不足怪，亦無可指責。但是，正是這一錯看，才導致了「聯俄容共」做法的產生。然而，孫先生沒有料到的，恰恰是這個將中共「容」進了中國國民黨內，和將中國共產革命「統」進了中國國民革命陣營的新一輪統戰做法，竟從此為中國國民革命的勝利進程和現代中國由專制向民主的艱難過渡，誘發了巨大的混亂，帶來了巨大的麻煩，埋下了巨大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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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乘彌陀號，飛過業障山，越過生死海，同登極樂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