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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0年6月，倫敦的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批准了她的請求，「前去與正在孟加拉為公司做軍事任務的丈夫會合，並且帶著她的女兒伊莉莎白同行」。董事會知道她窮困，於是讓她免於「支付慣有的許可費」。

由於東印度公司的船隻一般是在秋季與春季從英格蘭啟航，此時沒有公司船隻可搭。於是，她選擇搭乘海豚號——一艘速度飛快的皇家海軍三桅小型風帆艦，1751年起造，搭載32門砲。米爾伯恩與喬治．馬許肯定曉得，海豚號是海軍最早在船底覆銅的船艦之一，能有效抗衡累積在木造船殼上，拖慢速度的海藻與船蛆。

海豚號的包銅在1770年換新過，因此在沒有其他船隻前往印度的時候，這是一艘非常合意的船，可以比一般要六或七個月時間的航程更快抵達。海豚號艦長迪格比．丹特（Digby Dent）在這年夏天抱怨過，要是他讓「三分之一」吵著搭船的平民上船，「他應該指揮一艘一等艦，而不是一艘小船」。結果丹特拒絕了大多數想在船上求個位子的潛在乘客，因為「船上每一吋地方都是滿的」。

但他同意帶上伊莉莎白．馬許和她女兒。他當然同意。她的叔叔和父親如今都在海軍後勤補給擔任要職，因此有能力還丹特艦長人情。更有甚者，丹特早在直布羅陀時就認識米爾伯恩．馬許，而丹特的父親也在牙買加與米爾伯恩當過同袍，而海豚號的船務長約瑟夫．米爾伯恩（Joseph Milbourne）又是伊莉莎白龐大的海上「表親」網路中的一員。此事是個相當經典的例子，說明伊莉莎白的旅行是如何受到她的家族在海軍裡各式各樣的人脈幫助。

伊莉莎白．馬許的遷徙之途

約翰．伯格（John Berger）曾寫道，一個個人所作的遷徙決定，通常「浸潤著歷史的必然性，但是他自己或是他遇到的所有人卻都對此一無所知」，伊莉莎白．馬許的情況多少正是如此。

關於何時離開，以及離開的方式，她有她自己明確的理由，但她同時也是所謂「動態世界」（the world in motion）中的一份子：七年戰爭之後，進行長距離海外遷徙的人口數量明顯增加。一如戰前的情況，1763年之後，長距離遷徙的人當中最多的仍然是乘船航向奴役的非洲人。整個18世紀，由法國賣到大西洋對岸的奴隸，有70%以上是在1762年之後的30年間被迫踏上這趟旅程的。

白人離散的規模與範圍同樣在這個時期迅速膨脹。在1760年至1775年之間，大約有十二萬五千人離開不列顛與愛爾蘭，前往北美洲各地——就像克里斯普曾經受到東佛羅里達吸引——他們也是受到北美洲的大量新征服土地吸引。與此同時，那些在七年戰爭中沒有贏得，反而損失了領土的歐洲國家，如今則試著尋找歐洲之外的新土地來彌補，也尋找能前往那些地方居住的移民。1763年至1765年間，超過一萬三千名男女、孩童離開法國與日耳曼各邦國，前往「庫魯」（Kourou）——一座位於圭亞那，根據啟蒙原則規劃的新殖民地。啟蒙原則沒能讓他們免於劫難，其中大多數人很快死於疾病與飢餓。

七年戰爭之後前往印度次大陸的海外遷徙，很少被和其他這些黑人、白人的長距離遷徙擺在一起思考，一部份是因為前往印度的人數少得多。除非是王室或東印度公司官員，否則當局禁止不列顛人在沒有許可的情況下前往印度，至少理論上是如此。因為這項禁令，也因為旅程涉及的危險與浩瀚的距離，印度次大陸上的不列顛男性人口始終寥寥無幾，「白人」女性的總人數更是微少。伊莉莎白．馬許和她的女兒在1771年抵達馬德拉斯時，只有85名歐洲婦女與孩童被記載為居住在當地。

儘管如此，就像克里斯普家從看好東佛羅里達改成移居印度，1763年之後，前往東方的不列顛航行者在許多方面，和往西航行的人也很相像。他們的人數也在七年戰爭結束之後擴大。1756年之前，印度次大陸列名為不列顛人的人數，恐怕從未超過一千人。相形之下，從1762年起的十年內，出身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愛爾蘭、加勒比海或北美大陸，離開不列顛前往印度的人，已知者就有六千五百人，真正的總人數必然更高。

離開不列顛前往印度的人，就和前往美洲的人一樣，有絕高比例來自城鎮，而且絕大多數都是男性，絕大多數是年輕人。其中大部分若非出生在不算富裕的人家，像伊莉莎白．馬許一樣，就是像詹姆斯．克里斯普，在成年之後經歷過某種財務危機。無論出發前往北美洲，抑或印度次大陸，多數的移民多少是「受到自己的野心……所魅惑」，而不純粹是無路可走孤注一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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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豚號：帝國統治擴張的象徵之船

伊莉莎白．馬許搭上海豚號出發時，心中對於自己、丈夫和孩子是否能迅速衣錦返鄉回到不列顛，並沒有明確的期待。詹姆斯．克里斯普有些債主還在試圖討債，因此留在海外對他是真正安全的選擇。但這不代表她——或他——在移民的時候，對於未來完全沒有期望或計畫。

伊莉莎白．馬許第一次前往印度之行還帶有更廣泛的重要性，她本人也意識到其中幾點。因為她有理由知道，海豚號是當時唯一兩度環航世界的船隻。在1764年7月到1766年5月之間，海豚號在海軍准將約翰．拜倫（John Byron）閣下指揮下，航向太平洋並且回返，歷時22個月，損失七個人員的生命，比詹姆斯．庫克的三次太平洋之行速度更快，死亡率更低。

拜倫在環航途中，宣布佔領福克蘭群島為不列顛所有，時任海軍第一大臣的艾格蒙伯爵認為福克蘭是對「整個太平洋……智利、祕魯、巴拿馬〔以及〕阿卡普科（Acapulco）口岸與貿易」的關鍵。1766年至1768年，山謬．沃利斯（Samual Wallis）艦長再度率領海豚號航向太平洋，這次受到的命令是要確定「在麥哲倫海峽與紐西蘭之間，那塊此前尚未被探索或親眼目賭的廣大陸塊」的位置。

結果，沃利斯「發現了」大溪地與其他14座島嶼，但沒有找到那個巨大的南方大陸。伊莉莎白．馬許對於帝國和海豚號的探索之旅知道不少，畢竟她的叔叔喬治．馬許在為海軍部的艾格蒙工作時，就已經參與計畫這些行動。「拜倫將軍啟航繞行世界時」，喬治．馬許後來寫道，「他問過我……能不能推薦一位紳士，擔任他的秘書，與他同行。」當然，伊莉莎白的叔叔馬上想到「一位非常適任的人選」，可以與拜倫一同啟航，為他編纂環航紀錄，於是「根據他的要求……向他推薦」。

海豚號於1770年前往印度次大陸的任務，就和上述這些志向遠大的早期航行一樣，與不列顛國家統治者對於主張帝國權利信心日益增強密切有關。詹姆斯．克里斯普與伊莉莎白．馬許在1750年代晚期與整個1760年代生活在倫敦，住處距離東印度大廈不過幾個路口，國會就在附近，又能輕鬆閱讀首都的新聞報紙，兩人自然有環境能知道，東印度公司的角色演進得有多麼迅速。1757年的普拉西戰役（Battle of Plassey），以及公司擊敗孟加拉納瓦卜（Nawab）——西拉傑．烏德．達烏拉（Siraj-ud-Daulah）的消息抵達倫敦時，夫妻倆人就在倫敦。

1765年，蒙兀兒皇帝被迫將印度北部的孟加拉、比哈爾（Bihar）、奧里薩（Orissa）等省分的「第瓦尼」（diwani），亦即收稅權授予公司時，他們也在倫敦。等到國會對於公司在次大陸的事務首度展開全面調查時，兩人依舊在倫敦。此次調查揭露的貪腐、暴行與無能，加上當時所出版如洪流般大量的宣傳冊與書籍，讓人們更加確信東印度公司事務如今「已經超越一個商人團體所能處理的程度」。出於商業、財政、人道與帝國的理由，愈來愈多人主張不列顛政府必須對於東印度公司本身，以及公司試圖統治的次大陸地區，承擔更多的監督角色。

此時，海豚號已經是一艘將不列顛國力擴展到遠方的知名船艦，而它的這次新出航，正是官方為了達成上述目標而採取的行動之一。

化危機為轉機：海上旅程帶給她的後續挑戰

除了伊莉莎白．馬許和她的女兒，以及150名來自國際的船員之外，這艘船還帶了兩套巴斯勳章（Order of the Bath）的勳章與綬帶前往印度次大陸。將接受授勳的人分別是蘇格蘭裔海軍高等職員約翰．林賽（John Lindsey）爵士，以及愛爾蘭裔沙場老將——陸軍中將艾爾．庫特（Eyre Coote），兩人奉命前往孟加拉與馬德拉斯，監督並回報東印度公司在當地的表現。巴斯勳章的頒發完全由不列顛君主決定，1770年時巴斯勳章被運送給林賽與庫特，就是為了強調他們身為王室代表的角色與權威。「我們擔心的最糟糕情況恐怕發生了」，1771年2月底，一名東印度公司官員得知海豚號抵達馬德拉斯的消息後寫道：「……〔不列顛〕政府準備介入公司對印度事務的管理。」

這艘船作為帝國與全球的前兆，甚至影響到身在她們潮濕、擁擠艙房中的伊莉莎白．馬許以及她六歲大的女兒。航程初期，她們和海豚號船員的健康狀況都保持得非常良好，但船隻「受到我們所遭遇的天候嚴重影響」，在1770年10月時必須偏離原訂的航道與時程，到里約熱內盧外海下錨。當時的里約是葡萄牙帝國的一部份。艦長丹特希望能在當地「讓船接受防水處理」，並補給巴西新都知名的糖、咖啡、蘭姆酒、菸草、萊姆與廉價蔬果。這項規劃，以及伊莉莎白．馬許打算花個幾天探索這座城市的計畫，因為里約總督拒絕給予海豚號「任何援助」而胎死腹中，一行人幾乎是立刻被迫啟航。海豚號顯然是一艘會令人想到跨洋野心的船，葡萄牙當局擔心不列顛人會試圖侵犯他們在南美洲的殖民空間。

由於遭遇惡劣天候，加上無法在里約熱內盧整修與補給，在迪格比．丹頓橫渡南大西洋抵達好望角的29天內，海豚號的木料與船員紀律都受到嚴厲的考驗。

一名水手過世，另一名水手落海，而伊莉莎白．馬許也跟船上的外科醫生戴維斯（Davis）先生起了口角，原因是「他的舉止對小女士和我非常不尊重」。無論是什麼原因，當有人用優越感或是失禮的態度對待她時，她通常都會立刻發難。等到海豚號終於在11月18日抵達好望角時，船員之間的狂喜情緒、惡劣飲食與長期壓抑的怒火綜合起來，一觸即發，導致五名水手與兩名士兵遭到鞭刑——後者遭受處罰的原因是對船上的軍官抗命。

不過，伊莉莎白不怕海上的惡劣天氣，習慣口糧配給不足，也看過海軍的鞭刑，這一程的最後階段對她反而很能消除疲勞，甚至放鬆。這艘船在好望角外停泊四個星期，她得以造訪這個殖民地，並且在荷蘭總督登船禮貌拜會時與他會面。一行人在12月18日再度啟航，而且由於海豚號是艘快船，他們在1771年2月17日便看到錫蘭海岸，並且於三天後抵達馬德拉斯。

對她來說，真正的挑戰與啟示，在離開熟悉的海上空間，離開大海這個她選擇的途徑之後，才剛要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