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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16 00:40 聯合報/張作錦
提起近代中國的教育家,大家一定會想到北大校長蔡元培。但是,商務印書館負責人張元濟,亦不遑多讓。蔡元培的教育在學校,張元濟的教育在社會。蔡元培是「菁英教育」,張元濟是「平民教育」。蔡元培的學生不過成千上萬,張元濟的「受業弟子」則是千千萬萬。
懷著這樣的敬意,那年我到上海,專程去瞻仰「張元濟故居」。沿著淮海中路,一邊找1285弄24號,一邊在腦海裡「編整」張元濟這一生。
張元濟,字菊生,生於清同治六年,即公元1867年,祖籍浙江海鹽。那個時代的青年自然要讀書求功名。他縣試、鄉試都名列前茅,入京會試得中進士。三次考試都與蔡元培「同年」,名次也高於蔡。蔡元培留任翰林,張元濟任刑部主事,不久升為總理衙門章京。
張元濟的宦途雖然平坦,但國家的命運卻非常坎坷。外國不斷大軍壓境,中國不斷割地賠款。張元濟開始重視西學,學習英文,並與友人合辦「通藝學堂」,推展新式教育,希望能以這些努力裨益國家。
年輕的光緒皇帝一心想有所作為,改變清王朝腐敗無能的局面,他如饑似渴地閱讀介紹西方新知識的書籍。負責給皇上採辦新書的任務交給了總理衙門,最後落到章京張元濟頭上。張元濟後來回憶說:
難得的是這位生於深宮,長於阿保之手的專制皇帝,居然有新思想、新見解。那時,元濟正在總理衙門供職,皇上希望看新書,差不多天天都有條子到衙門裡要書,都是我承辦的。
當時北京城的書肆,充斥的都是經、史、子、集之類傳統的國學書籍,有關西方新知識的書不多見。張元濟只好以自己所藏的書,連同向親友借來的新書,呈送光緒閱覽,每次進呈書籍都要署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臣張元濟呈」的字樣。張元濟晚年還清楚地記得其中有一部黃遵憲編著的《日本國志》,是光緒指名要看的書。
1898年6月11日(光緒24年4月23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開始了史稱「百日維新」的變法改革。
6月13日,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上《密保人才折》,向光緒保薦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張元濟與梁啟超等五人。徐致靖對張元濟的評價是:
熟於治法,留心學校,辦事切實,勞苦不辭。在京師創設通藝學堂,集京官大員子弟講求實學,日見精詳。若使之肩任艱大,籌畫新政,必能勝任愉快,有所裨益。
徐致靖的保薦得到光緒的認可,6月16日在頤和園召見。太監將張元濟引到仁壽殿。屋子裡沒有第三人,只有一君一臣相對。對於這次召見,張元濟後來在《戊戌政變的回憶》一文中有如下描寫:
當時滇越邊境發生劃界的爭執。光緒對我說:我們如果派人到雲南去,要兩個月才會走到,但外國人只要十天、八天就會到達。我們中國道路不通,一切落後,什麼事都趕不上外國,怎麼好和人家辦交涉呢?我說:皇上現在勵精圖治,力求改革,總希望國家能夠一天比一天進步。他聽了之後,嘆口氣說:可是他們都不贊成呀!我當時心裡覺得這位皇帝也夠可憐了,也不便再說什麼。
那時我在北京和一些朋友辦一所通藝學堂,教授英文和數學,學生有四五十人。……光緒對外邊的事很熟悉,他就問到學堂的情形,我把學生人數及所學科目告訴他,他勉勵我幾句:要學生好好的學,將來可以替國家做點事。他還問我一些關於總理衙門的事,光緒就叫我下去罷。問話語氣極為溫和,但看他面貌殊欠剛健。
封建勢力盤根錯節,力量極為雄厚。相反,以光緒皇帝為首的維新派勢力又是如此的單薄,張元濟一開始就為維新的前途擔憂。但他被年輕皇帝維新變法的熱忱和孤立無援的處境深深打動,他於9月5日給光緒帝上了《時局艱難變法自強亟宜痛除本病統籌全局以救危亡而成盛業折》,全折約七千字。對光緒帝憂國傷時、變法心切充分的肯定,對滿朝文武、各省封疆大吏一味敷衍搪塞深感痛心,同時也冷靜地指出,光緒雖「疊頒明詔」、「日言變法」,但並沒有「洞見癥結」,找到「受病最深之處」。張元濟具體地提出了五項建議:
一、設議政局以總變法之事;
二、融滿漢之見;
三、通上下之情;
四、定用人之格;
五、善理財之策。
但時不我予,1898年9月21日,已經忍無可忍的慈禧太后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囚光緒於灜台,自己重新「訓政」。持續103天的戊戌維新變法至此以失敗告終。「六君子」死難,康梁出走國外。
政變發生後,張元濟第一個反應是去看大學士李鴻章。對他說:「現在太后和皇上意見不合,您是國家重臣,應該出來調和調和才是。」老謀深算的李鴻章聽後並不吭聲,只是用異樣的眼光盯著他眼前的這位涉世不深的下屬,過了許久,才嘆了一口氣,用無可奈何的口吻說:「你們小孩子懂得什麼!」
滿朝鉤黨任株連,有罪難逃心自安。
分作纍囚候明詔,敢虛晨夕誤衙班。
這是張元濟《追述戊戌政變雜詠》中的一首。張元濟列名新黨,10月8日,被朝廷「革職永不敘用」,他攜母南下上海,在李鴻章交代盛宣懷的安排下,在南洋公學擔任譯書院總校,後又代理公學總理,為培養「楨幹大才」,創建了一個特班,以蔡元培為總教習。果然,這個班人才輩出,李叔同、邵力子、黃炎培等人都曾就讀於此。
張元濟堅信教育為立國之本,更逐漸認識到,「菁英教育」雖然有它的價值,但中國今天所需要的,卻是能普及大眾的「平民教育」。多數民眾覺醒,國家才能有救。他給盛宣懷寫信說:
國家之政治,全隨國民之意想而成。今中國民智過卑,無論如何措施,終難驟臻上理。國民教育之旨,即是盡人皆學,所學亦無須高深,但求能知處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於地球之上。否則豈有不為人奴,不就消滅者也。中國號稱四萬萬人,其受教育者度不過四十萬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萬人者,亦不過能背誦四書五經,能寫幾句八股八韻而已,於今世界所應知之事茫然無知也。
商務印書館老標徽。(圖/取自維基)
張元濟的主張和志向,引起一個人的注意,他就是「商務印書館」的創辦人夏瑞芳。印刷工人出身的夏瑞芳,憑著自己的才幹和口碑,和幾個同樣工人出身的股東一起,創立了商務印書館,是一個簡陋的小印刷廠,承印一些與商務有關的傳單、帳冊、票據之類,故名「商務印書館」。他自知學問有限,就想為商務的發展尋一位真正的高人。張元濟就是他心中理想人選,而張居然也答應了。
張元濟參與做這樣的「小生意」,在很多人看來,是一項犧牲和冒險。張氏所以這樣做,是一位憂國憂民知識分子對文化啟蒙的抱負,對教育國民的責任感。
張元濟到商務,以一首詩表明自己的心志,也以此勉勵商務同仁:
昌明教育平生願,故向書林努力來。
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穫仗群才。
以張元濟的中西知識和官場經歷,他立即為商務架起了一座連接學術界、政界和教育界的橋梁。很多知識分子,包括他「同年好友」蔡元培,都來加入。
張元濟到任之初,即為商務確立了以「扶助教育」為核心的出版宗旨,首先是編印一套夠水準的教科書。在蔡元培等人的領導下,於1904年起,陸續推出了初等、高等小學教科書,除國文外,還包括修身、格致、筆算、珠算、中國歷史、中外地理、理科、農業、商業等等,共16種78冊,風行全國。
除了主持編纂教科書外,張元濟對西書的中譯亦極為關注。他進館不久即組織出版了帝國叢書、政學叢書、歷史叢書、財政叢書、商業叢書、地理叢書、戰史叢書、說部叢書、傳記叢書、哲學叢書等一系列叢書和各種中外文辭書,為新知新學的普及傳播推波助瀾。除此之外,尤銳意出版西方經典,其中以嚴復所譯之「天演論」、「原富」等名著和林紓所譯之「茶花女」、「伊索寓言」和眾多小說影響最大,思想界耳目為之一新。
另一方面,張元濟更廣邀高級知識分子參加編譯所,使商務在文化啟蒙、教育發展上,更能發揮領航作用。自1920年至1922年間,陸續進館的有陳布雷、周昌壽、謝六逸、鄭振鐸、周建人、李石岑、楊端六、朱經農、竺可楨、任鴻雋、周鯁生、陶孟和、顧頡剛和范壽康等;同時還聘請陳獨秀、胡明復、楊銓等為館外編輯。在兩三年內延聘如此眾多的有名學者和專家,非有大號召力的人曷克臻此。
商務還想請胡適來任編譯所長,接替高夢旦。1921年胡利用北大暑假,到商務「實地考察」了一個多月,結論是「我的性情和訓練都不配做這件事」,推薦他在「中國公學」時的英文老師王雲五接任。張元濟與王雲五本不熟悉,但是聽說他曾一個字一個字讀完了一整套《大英百科全書》,驚嘆這樣的毅力真是了得!同時又信任胡適的推薦,立即聘了王雲五,王果然沒有辜負張元濟的厚望,最後成了商務的接班人。
張元濟對文化的理想與抱負,使他把商務看成一個教育機關,努力糾合學者專家一起努力,讓商務完成了文化建國的初步任務。
說是「初步」,因為抗戰來了,日本飛機似乎「專程」來炸毀商務館舍及他創設號稱「遠東第一大圖書館」的「東方圖書館」,館裡有五十萬冊藏書,日本之意似在斲喪中國國民奮起抗戰的精神來源也。
1948年四月,張元濟當選首屆中研院院士,但1949年中國又要改朝換代了。
新政權建立後,中南海邀張元濟去北京參加政協會議,82歲的張元濟以年老辭謝,但上海市長陳毅親自銜命出馬,張只好北上,也想順便處理北京商務的業務。
毛澤東在政協開會前後,兩次接見張元濟。張是與會人士中,唯一一個見過光緒、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五位國家領袖的人。大陸有文章說,張元濟表示,「見了毛澤東才相信中國有希望」。
倒是張元濟親自向毛提了兩條建議:
一是下情上達:「當局措施容有未當,報紙不敢倡言,宜酌登(外界)來稿,以廣言路。」
二是我國幸有統一文字,萬萬不宜自毀:「我國疆域如此遼闊,種族如此複雜,所以能至今團結成一大國者,全恃文字統一。今聞有人倡議以羅馬字改革漢字,萬不可行。」
由於中共早年就派人進入商務做「工作」,商務在上海、北京都有工潮。1949年底,張元濟在北京商務工會成立大會上致詞時,突然中風倒地,留下半身不遂的後遺症。在台北的王雲五於〈張菊老與商務印書館〉一文中,將他病倒歸因於在工會中受到「侮辱」。
身子半癱固然不幸,心也半癱對他應是更重大的打擊,張元濟扶病走進故紙堆,以整理國故消磨餘年,於1959年8月4日辭世。「幸而」走得早,逃過了文革。
在張元濟主持下的商務雖然走「平民教育」路線,但也是菁英集中地,最後就成了集才館、儲才館和育才館,商務先後走出10位大學校長:
1.高夢旦:1901年浙江大學堂總教習,1909年復旦學堂總監。
2.郭秉文:1919年南京高師校長。
3.蔣維喬:1925年南京東南大學校長。
4.蔣夢麟:1923年北大代校長,1931年北大校長。
5.朱經農:1931年齊魯大學校長。
6.任鴻隽:1935年四川大學校長。
7.何炳松:1935年暨南大學校長。
8.竺可楨:1936年浙江大學校長。
9.周鯁生:1945年武漢大學校長。
10.胡 適:1945年北京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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