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名
2002年春節期間，我閑翻顧炎武的《日知錄》，忽然被一句話觸動，心中大震，繞室疾走，浮想聯翩。下邊抄錄這段話（括弧內為引者注釋）：
“一邑（縣）之中，食利於官者，亡慮數行人（古軍旅一行為25人），恃訟煩刑苛，則得以射人錢。故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
這裡描繪了一種常見現象：一個名額，總要由六七個人共用。那麼，我問自己，這多餘的五六個人及其所屬的集團叫什麼名字呢？
現代漢語稱這五六個人為“超編人員”，古漢語把多餘的公家人稱作“冗員”。描述這個集團的文字並不少見，各個分支的學名和諢名也傳下來不少，例如“傳奉”、“幫虎”、“小牢子”、“野牢子”、“小官”、“白役”等等。其中最具概括性的是“白役”。“白”可以理解為白丁、白身，非官身而做官事，這就是白役。《漢語大詞典》將白役定義為“編外差役”。
我國古代官府的幹部職工分為官、吏、役，“白役”二字比較偏向衙役，不夠尊重領導。為了彌補這個缺陷，我們不妨依據“白役”的造詞法，生造它一個“白員”。“白員”是白役和編制外官吏的統稱。
我有一個猜想：中國歷代興衰，與這個未曾命名的社會集團有密切的反比關係——白員興則社稷衰。而且，歷代都不缺少明白這個道理的人，卻又根除乏術。在為這個猜想求證的過程中，我發現自己做過五六十條與白員相關的筆記，又幾十次上百次地視而不見，與這個張牙舞爪的龐然大物擦肩而過，真所謂“有眼不識泰山”。這回不能再讓它溜了。
二、朱元璋的發現和嚴刑峻法
洪武十九年（1386年），松江府的吏卒違法害民，都察院窮追根由，揭露出一個特殊群體。
朱元璋詳細描寫了這個發現。他說，松江府有一批不務正業的人，專門依附衙門裡的役吏皂隸，借官府之威害民。這些人自稱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幫虎，僅松江一府就有1350名，蘇州府還有1521名。
這些人不知農民的艱辛，農忙時下鄉生事。芒種正是栽種季節，他們拿著官府批文找到農民，從水車上把人鎖下來，或者從農民手裡奪下秧苗，鎖人出田。
朱元璋還詳細剖析了“牢子”（近似如今的獄警）職位上的貓膩。朱元璋說，牢子分三等，有正牢子、小牢子和野牢子。正牢子是編制內的正役，小牢子和野牢子都是不務正業之徒，這樣的人僅松江府就有900餘名。
皂隸（衙門內的差役，近似如今的法警和刑警）的職位上也有貓膩。編制外的皂隸叫“小弓兵”和“直司”。小弓兵大概相當於皂隸職位上的臨時工，“直司”的地位排在小弓兵之後，可能屬於二等臨時工。當時的政府工作人員似乎也像如今一樣，位子坐穩當了，就想把髒活累活交給臨時工做。臨時工幹久了，位子也坐穩了，又會招徠和支使二等臨時工，同一職位上就可以形成三個等級。
正吏的職位上也有編外人員，這裡的一等臨時工叫“主文”，二等臨時工叫“寫發”。他們都屬於白領，管理和領導衙役們。
朱元璋說，這些人不務士、農、工、商這四項正業，也就是說，不屬於上述四大社會集團。那他們屬於什麼集團呢？朱元璋將他們統稱為“幫閒在官”之徒。這個“閑”字用得好。本來官吏和衙役集團已經滿額了，日子過得頗閑在，他們偏要去幫。
朱元璋逮捕了這個害民集團的2871人，但他認為並沒有抓乾淨。據他估計，“若必欲搜索其盡，每府不下二千人”。
兩千人可不是小數。明朝初年松江一府二縣，不過三座衙門，平均下來每座衙門就有666位白員。明朝一個縣的正式官員不過四五位，再加上十幾位吏，縣級衙門的“編制”名額不過二十左右，而“幫閒在官”的人竟然超過這個數字的三十倍。
這裡說的是官吏名額，不是衙役的名額，而衙役也是吃官飯的。我找不到松江府及其下屬兩縣的衙役額定數位，用其他縣的數字代為示意。
北京宛平縣的地界相當於今日北京的西城區、宣武區、海澱區和豐台區，需要支應大量皇宮貴族和中央級衙門的差役。扣除上述特有數字之後，我統計出來的萬曆十八年（1590年）本縣之役的名額在220人左右。另據清光緒八年（1882年）山西省平遙縣誌記載，平遙縣衙門的差役有302名，人均工食銀每年6兩。
據此推算，松江府幫閒在官的人是額定衙役的兩三倍。顧炎武說“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指的是明末。明初吏治森嚴，腐敗不那麼嚴重，兩三倍似乎更合情理。我在李昌平《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中看到，2000年，湖北省監利縣容城財政所的正式編制為30多人，實際工作人員140多人，編外人員是編內人員的三四倍。這不如明初洪武年間，但比明末的崇禎年間好一些。
面對白員集團，朱元璋的反應極為兇狠，殺手疊出。
朱元璋說，竟有官員敢在朝廷法令之外巧立名目，起用閑民當“幹辦”和“的當”。官員擅自起名，閑民擅自承當，這是亂政壞法，罪當處斬。今後捉拿進京，官員和閑民一概斬首於市。
沒過多久，朱元璋就覺得僅僅砍當事人的腦袋不解氣了。他說：如今的官府故意違反法律，濫設無藉之徒。這些人自稱“的當”、“幹辦”、“管幹”，出入城市鄉村，禍害百姓比虎狼還厲害。……今後再有敢這麼幹的，“的當”本人、“管幹”本人、“幹辦”本人，連同政府官吏，族誅，滿門抄斬。
朱元璋不僅立下嚴刑酷法，還發動群眾保障實施。
《大誥續編·吏卒額榜第十四》規定：今後，各省、府、州、縣衙門的官員，必須把應役皂隸的名額張榜公告，讓民眾知道。公告最後還必須聲明：“除榜上有名外，餘有假以衙門名色，稱皂隸、稱簿書者，諸人擒拿赴京。”
為了鼓勵百姓替他捉拿白員，朱元璋懸下重賞：
“所在鄉村，吾良民豪傑者、高年者，共議擒此之徒，赴京受賞。若擒‘的當’人一名，‘幹辦’人一名，‘管幹’人一名，見一名賞鈔二十錠。的不虛示。”
洪武十八年的二十錠等於一百貫錢，如果不考慮次年出現的通貨膨脹，這筆錢可以買到七八千斤大米，價值六七千元人民幣。可以與種地一比。
後來朱元璋又提高了賞格。《大誥續編·閑民同惡第六十二》規定：閑民私下擅稱名色，與官吏共同禍害老百姓的，族誅。如果被害人告發，將犯人的家產賞給首告人，有關官員淩遲處死。
《大誥》是朱元璋親自處理的各類案例的彙編，其地位相當於“文革”或“嚴打”時期的暫行法規。《大誥》像《毛主席語錄》那樣發行全國，朱元璋要求人人學《大誥》，家家戶戶有《大誥》，這就在全國城鄉撒下了天羅地網。
我們眼前是一盤延續千年仍未終局的棋。對局者包括白員、官吏集團、百姓和皇帝。皇帝使出殺招，且看各方如何動作。
三、當白員的利害計算
知道了在衙門“鑽營濫充”的法律風險，也應該知道鑽營的實際好處。
《儒林外史》開篇就寫到幾位衙役，百姓尊稱其為“老爹”，能和他們一起喝回酒，便是值得炫耀的光榮。他們的真實收入，據《儒林外史》第二回對一位快班衙役（近似刑警）的介紹：“李老爹這幾年在新任老爺手裡著實跑起來了，怕不一年要尋千把銀子！只是他老人家好賭，不如西班黃老爹，當初也在這些事裡玩耍，這幾年成了正果，家裡的房子蓋得像天宮一般，好不熱鬧！”
與此對照，這一回說到教書先生的收入，每年的館金不過十二兩銀子。李老爹一年的進項，頂教書先生的83年。按說，三班衙役的名義收入從六七兩到十二兩不等，未必比得上教書先生，但他們有機會撈外快。
李老爹大概是正身衙役，而且負責抓人，格外容易混好。他的地位和收入可以引來白役，卻不能代表白役。我讀過一封晚清人李榕寫給父母官的信，信裡詳細描繪了差役（白役）是如何謀生的，下邊將幾段內容再抄一遍：
“（四川）劍州有查牌差役，或四五人，或七八人，四散於鄉，不知其差自何時，所查何事，鄉人但呼之曰查牌而已。所到之處，市鎮街坊頭人，或為具酒食，或量給盤費。臨路小店及鄉僻零星之戶，必索一餐。自道其苦差，而亦莫敢有抗之者。遇有酗酒、賭博、偷竊瓜果雞狗之賊，鄉愚不忍小忿，若輩竄入其中，橫架大題，動輒黑索拘拿，視其肥瘠而訛之，從未有事發到官者。”
這段文字介紹了三種收入：一、酒食或一餐飯。無論有事無事，工作餐已經有著落了。二、市鎮街道的首腦們支給的盤費。這是比較有保證的日常現金收入。至於當地領導如何攤派這筆錢，那是他們的事。三、訛詐酗酒、賭博和偷雞摸狗者。我們知道，抓賭至今仍是基層幹警和聯防隊員額外收入的來源。至於其他輕微犯罪，只要竹杠敲得准，也可能出一筆小財。憑藉以上收入，大概可以混到溫飽和小康之間。
“昨聞街坊某酒店，查牌直入，收取其壺，撞擊酒家翁，口稱：‘台尊示禁（縣領導宣佈禁令），天旱糧貴，不得煮酒熬糖。’掉臂徑去。今日下寺業酒之戶鹹來捨下，問訊煮酒究犯何法，我輩資本所關，詎能歇業？且聞查牌在鄉已詐某家錢若干矣。”
這是合法傷害權的更加主動和放肆的應用。差役們找上門去，以禁止營業相要脅，勒索錢財。平民百姓資訊不通，很難估量告狀的成本和成功率，因此，在停業、告狀和賄賂之間，三害相權取其輕，適度行賄是很正常的。合法傷害權的價值就是由避免傷害的費用確定的。
李榕最後說：“切懇台尊根查，此種差票，立與銷除，並選派幹役將查牌追攝回州，有無白役混充。轉恐若輩一類同弊：承票之始便有規費，銷票之日更有酬謝，被人訐告則以白役混充遠揚無跡為詞，如營勇（正規軍）騷擾百姓，轉以遊勇掩飾。使此害竟成痼疾，有累盛德多矣。”
通過李榕的呼籲我們進一步瞭解到：“差票”就是合法傷害權的憑證。差票也確實是有價格的，可以買賣的。在有差票的情況下，白役與正役的區分便不再重要，但是正役仍可以利用白役降低違法敲詐的風險：萬一被告發，他們可以推說這是白役幹的，而白役已經畏罪潛逃。
李榕在此透露了“差票”交易的過程：承票時有一次付費，那叫“規費”。銷票時還有一次付費，名曰“酬謝”。
四、官吏的利害計算
純粹從官僚個人的眼前利益考慮，削減白員有害，增添白員有利。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正德皇上駕崩，嘉靖皇帝即位。當時的文官首領楊廷和代皇上起草登極詔書，痛裁白員14.87萬人，減漕糧153.2萬石。這些白員不在錦衣衛（近似國民黨的軍統）就在內監（近似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而且來頭不小。有的人原來是宦官，有的是皇上認的乾兒子，有的是皇上直接下令升遷的“傳升”或“乞升”。可以想像，為了謀求這些美差，那14萬人花費了多少財產和心血。詔書公佈後，中外稱頌，都說新天子是聖人。
在這場運動中，新皇上撈到了聖人的聲譽，老百姓減輕了153萬石漕糧的負擔，楊廷和卻遇到了生命危險。
《明史》說，裁員之後，“失職之徒”對楊廷和恨之入骨，楊廷和上朝時，有人藏著白刃在轎旁窺伺機會。皇上聽說後，詔派百名禁卒護衛楊廷和出入。
據《萬曆野獲篇·大臣用禁卒》記載，明朝只有馬文升和楊廷和二位用過禁軍。馬文升是弘治初年的兵部尚書（近似國防部長），他痛恨軍官冒濫，斥去軍營將校30餘人。結果怨家引弓射入他的家門，又搜羅了他的過失，飛書射入皇宮。於是皇帝賜給馬文升錦衣衛士12人。由此看來，裁員不僅有喪命危險，還有掉烏紗帽的危險。怨恨者搜羅裁員者的過失，寫匿名信告狀，這都是常見的官場手段，而在官場混過十幾年的人，有幾個乾淨得可以經住這種挑剔？這挑剔相當於一道限制裁員資格的高門檻，偌大的官僚集團未必能挑出幾個夠資格的人。
過去大臣裁員難，如今小官裁員也同樣難。
1998年5月22日《南方週末》講了一個鎮黨委書記清退臨時工失敗的故事，大標題是：《懲治腐敗裁減官員實施新政董陽變法遭遇強敵慘敗河口》。董陽43歲，調至湖北省黃石市河口鎮當書記11個月，清退了48名臨時工。這關係到臨時工的飯碗，也關係到把臨時工塞進來的人物的臉面。結果本鎮幹部18人聯名上書，要求將他調走，上級果然就將他調到區科技局當局長，手下有一個兵，享一份閑差。調走董陽的理由是：他是好幹部，但不是好書記。
為什麼古往今來裁員總是這麼難呢？李昌平在《我向總理說實話》中引述了白員的一段話，其中大有深意。超編數倍的容城財政所在上級的壓力下準備裁員，被裁的人放出話來：“進容城財政所都是花了錢的，少於三五萬進不來。現在要我們走？沒門！”
我覺得這話很在理。三五萬不是小數，那是人家一生的重大投資，指望將本取利慢慢回收的投資，你說兩句話就不算了？這不是沒收土地搞土改嗎？非要沒收，你就要準備鬧一場殘酷的階級鬥爭。提高到階級鬥爭的高度看問題，就比較容易理解馬文升和楊廷和二位前輩動用軍隊的境遇，也比較容易理解如今董陽和李昌平們的下場。在李昌平筆下，裁減容城財政所白員的努力最後不了了之；在他治下裁掉的上百人也陸續回來了，真正被擠走是他自己。
後退一步天地寬。接納白員其實是很合算的。幹部的工資由國家規定，幹多幹少都一樣。在收入固定的條件下，追求福利最大化的方式，就是減少工作量，也就是增加幫手。更何況，白員的那三五萬元的投資也是一筆可觀的外快。
以上談的都是官吏自身利益，沒有考慮上級和皇帝的要求，也沒有考慮法律和條例的規定。假如官吏們執法對自己有利，這個法律就不難貫徹。反之，如果執法對自己不利，既吃力又得罪人，還得不到上級的獎賞，那麼，皇上下達給官員的命令不過是一紙空文。
為了不執行或少執行對自己不利的法令，同時又不受到上邊的懲罰，官員們發展出一套偽裝術，一套以虛文應付法令的策略。《五雜俎·事部二》這樣介紹這套通行策略：
上官剛到任，必定宣佈一番禁令，這是通行的套路。大體都是胥吏以老套子欺騙官員，官員假裝振刷欺騙百姓。說什麼禁止參謁、禁止饋送、禁止通關節、禁止私下攻訐、禁止常例、禁止迎送、禁止奢華、禁止左右人役需索，都是自己禁自己犯，早晨下令晚上更改。
有了這套久經考驗的偽裝術，來自法令方面的風險也可以大大降低了。
五、百姓監督的利害計算
從理論上說，真正能阻擋逐利洪流的只有老百姓。白員收益的源頭正是民脂民膏，只要民眾保護好自身的血汗，滔滔江河就可能變成涓涓細流。朱元璋看出了這一點，他也寄希望於人民。
洪武十九年（1386年），朱元璋寫下了一段充滿失望和希望的文字，大意是：過去我任命的那些官，都是些不才之徒，一到任就與吏員、衙役和頑惡潑皮勾結起來作弊，害了我多少良民。我想依靠官員替百姓辨別曲直，但是十九年了，還沒有見過這樣的官。今後，民間的老人和豪傑要幫助我安民。官府再徇私枉法，就給我把刑房（近似縣法院）官吏捆來。再賦役不公平，給我把戶房（近似縣財政局）官吏捆來。……只要民眾按我的命令去做，不用一年，貪官污吏就會全部轉化成賢人。為什麼呢？因為良民自己能辨別是非，奸邪難以得逞，由此就可以逼迫官員成為好官。誰敢阻擋民眾捉拿貪官污吏，誅殺全家！
群眾監督政策的實行情況及其效果如何？我找到的歷史記載不多，難以作出準確評估，但從零星記錄中已經可以看出，確實有一些百姓使用了這種權利並且獲得獎賞，還有一些刁難權利行使人的官吏被挖掉膝蓋甚至被處死。
朱元璋曾以洋洋得意的筆調記載了一個縣官向老百姓求饒的故事。他說，樂亭縣的主簿（縣府三把手）汪鐸想方設法害民，擅自徵發勞役，避勞役者要交五匹絹。結果，德高望重的老人趙罕辰等34人聯合起來將其綁縛赴京。路上，又有何睿等十名“的當”人、“說事”人和“管事”人（至少有兩種為白役）翻然悔悟，改正錯誤，協助趙罕辰等人將具體執行害民政策的工房吏（統管全縣交通城建水利等工程的領導）張進等八人一併綁縛進京。走出樂亭縣40裡後，縣主簿汪鐸求饒說：我14歲讀書，用燈窗之勞換來了今天，你免了我這一次吧，別毀了我的前程。
設身處地替百姓想一想，假如李榕筆下的那些酒店老闆被逼停業，他們一定會打聽一下停業的禁令是否合法。倘若可以確認不合法，倘若可以確認是差役害人，他們很可能利用這個政策，把害人的傢伙綁縛進京。不過我要強調這僅僅是可能，真要成為現實，還有許多需要討論的“倘若”和“可能”。
首先，打聽資訊是有成本的，到縣城裡搞清楚這一點需要時間和金錢，需要有關係，找對人，這並不容易。
其次，禁令很可能是合法的，法令中有許多模糊地帶，官吏衙役不至於笨得讓百姓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把柄。
再次，搞清楚差役是不是白役，也是需要花錢花時間的，有的時候定義模糊，潛規則當政，再加上檔案保管嚴格，百姓根本就別想弄清楚，即使費勁弄清楚了，人家也早跑了，你也早破產了。
再往後，過五關斬六將鬧清楚了一切，綁縛幾個人從四川走到北京又需要多少人手和盤纏？五六千元或被告的家當是否夠用？他們反抗或逃跑怎麼辦？百姓有權將其監禁甚至擊斃嗎？
最後，終於把貪官污吏和白員押解到京了，你去找誰呢？找皇帝？找大臣？如果他們這麼容易說上話，我自己去告狀就行了，何必抓人？如果告狀是一面之詞不可信，抓來了被告他就會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各級官員向來把百姓踢來踢去的當皮球，抓了幾個他們也不在乎其死活的小官，他們就不踢我們了？萬一他們再把我們踢回四川呢？
上邊提到的所有風險、成本和技能，本來都該由政府來承當。政府徵稅，雇傭了許多熟悉法律和政策的專家，又雇傭了許多押解人犯的員警，賦予他們鎮壓反抗的權力和武器，每年還要撥出大筆的差旅費和辦案費。朱元璋指望老農民把這一切都承擔起來嗎？如果他們真來承擔的話，恐怕比承擔貪官污吏的侵害還要倒楣。而且，我總覺得這麼做有生命危險，難道真能指望人家束手待斃，讓你捉去滅族嗎？
總之，我不敢指望朱元璋的“群眾監督”能夠解決多少問題。或許可以解決一些值得拼命的大問題，但我們經常面對的是單獨哪個都不值得拼命的一大堆小問題。
另外，群眾監督還有並不乾淨的一面。朱元璋講過某些刁民如何濫用這種權利的故事，如何借機橫吃橫喝，到人家殺雞宰羊，敲詐勒索，如何拿獲貪官污吏白役後做私下交易。這倒也罷了，反正可以降低貪官污吏和白員們的收益。問題在於難以正常執行政府公務。朱元璋本來限制了衙役的合法傷害權，不准他們拿著牌票下鄉抓人，只能發牌傳喚，三次傳喚不到才可以用強。結果，在官府需要召集民眾正常服役的時候，某縣一傳不來，二傳不來，三傳都不肯來的達251戶，更有一位叫劉以能的刁民，不僅三牌不至，還把前去通知的差役綁縛進京。
我們可以想像，各級官員如何竊笑著把這些資訊迅速而誇張地傳到朱元璋的耳朵裡。他們的潛臺詞是：不是要限制我們的權力嗎？不是要群眾監督我們嗎？那好，你安排下來的工作我們無法完成，這可不賴我們。朱元璋聽多了這類報告，感歎道：嗚呼！為了方便民生而禁貪婪的官吏，刁民便乘機侮慢官長。為了維護官吏的威信而禁民眾，官吏的貪心又勃然而起。沒有人知道仁義在哪裡。嗚呼，治國難呀！
六、對局結果
對局各方的利益分析完了，現在可以做總結了。
蘇州府是朱元璋親自抓過的典型。二百多年後，《虞諧志》如此描繪蘇州府常熟縣的白役陣容：“計常熟皂隸、快手、健步、民壯、馬快，共二百名。每名四人朋充，號曰‘正身’。每正一二副，號曰‘幫手’。每幫手二名，置白役六七名，曰‘夥計’。合之得萬餘人。”《虞諧志》的作者說，這意味著萬餘隻虎狼，在方圓百里內橫行，無休止地弱肉強食。愚昧善良的鄉下人之所以喪家亡命，都是因為這個。
明朝人一般算術水準不高，“萬餘虎狼”相當可疑。我根據上邊給出的數位計算，一二名幫手折中算1.5名，六七名夥計折中算6.5名，合計為5900人。這或許更接近事實。劉衡在清朝道光年間任四川巴縣（重慶府首縣）的知縣，他說巴縣吃衙役飯的有七千人，這是我見到的權威人士給出的最高數字。至於江南，他說浙江省的錢塘縣、仁和縣，各有正身、白役一千五六百人。為了提一個被告，經常出動兩個正役、四個副役、七八個幫手，十幾個人到被告家叫囂勒索。
（明）黃省曾在《吳風錄》中也提供了一個數字：“隸人之害為尤甚。一人之正，十人之副，與吏胥夤緣為奸。”這個比例與錢塘、仁和接近，照此計算，常熟縣依附二百衙役的白役應該在兩千上下，不至於上萬。
無論如何，朝廷失敗了，白役勝利了，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
[此帖子已經被作者於2023/3/27 上午 10:10:01編輯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