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主
吳三桂沒法全身而退！
很多人不明白，在中國古代的政治格局當中，沒有契約精神。最能體現這一事實的事件是蘇州殺降事件。這個事件大概是這樣的，
1860年李鴻章奉命攻打蘇州，兩軍對壘，久攻不下之際。蘇州城內太平軍也有內部矛盾，納王郜永寬有意投降。于是在外國人查理·喬治·戈登的促成和聯絡下，李鴻章與太平軍主要將領八人約定了投降的相關事宜。
而后這八人殺死了蘇州主戰負責人譚紹光和一千余人部下，第二天將譚的首級送至清軍營中，在清軍對首級確認無誤后，郜永寬等人便打開蘇州城門之一的齊門放清軍入城。
次日，郜永寬在李鴻章設的宴席中出席，八人就座后，開始喝起酒來。酒席間，李鴻章讓身邊的八個武弁手捧紅頂花領的武服遞呈八人，郜永寬等人正要接受時，武弁們隨即撥出腰刀砍殺了郜永寬等八個降將。
終于，李鴻章實施了他殺降的行動。接著城內降卒皆屠，具體多少已難考證，一般認為兩萬多。
這件事情讓英國的查理·喬治·戈登震怒，因為八人投降有他作保。他甚至拿著槍在軍營里面揚言要殺死李鴻章。
1860年在有英國人作保的情況下，李鴻章殺降在清廷看來沒有任何問題。那麼三藩之亂時期，朝廷又哪里有信譽而言。因此，一旦吳三桂交出大權，那麼隨便一個小事就會被殺死抄家。而且像他這種為清廷殺了許多漢人的漢奸，恨他的人如此之多。清廷未必自己動手，只要對前來尋仇刺殺的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他吳三桂也是必死無疑。
由于朝廷缺乏契約精神，所以只有有權力才能有保障，一旦沒有權力那麼就沒有性命，這才是古代許多歷史事件背后的邏輯。
吳三桂真正的問題并不在于他起兵造反，他真正的問題在于他不想當皇帝。
如果他真的堅定不移地想當皇帝，有劉備那種遠大志向，那麼在明清亂局中，未必不能一統天下。可是他的志向大概僅僅在于榮華富貴，如同三國進京的董卓，花了大價錢建了座城存了許多糧，一心想著大不了躲進去。這種人不可能笑到最后。
不要說吳三桂了，為清廷立下汗馬功勞的滿人鰲拜又如何？康熙真的容得下吳三桂，應該是消權而非撤藩。
我也談談契約精神，
契約精神這個東西是現代社會的特征！在古代社會中國和西方雖然都有這個東西但是大家其實都不把它太當回事兒。當然從17世紀到20世紀這段時間里，西方因為資本主義發展，所以在契約精神上做得比中國好很多。
契約精神的核心是，把權力，義務，時長都在事先說得明明白白，這種東西在古典社會不是很適用，因為涉及太多信息風險太大。
而且在農耕文明下，宗教和倫理在具體統治上都比契約更有效。因此強調契約精神的猶太人在古典時代是沒有人性貪得無厭的冷血吸血鬼。《威尼斯的商人》對猶太人的描寫就是歐洲上前年來對所謂契約精神真實的厭惡。
但是隨著工業革命的到來，社會組織形式發生了重大改變。原本被歧視的猶太人如魚得水，契約精神也被證明更加適合工業文明。
我說清政府缺乏契約精神只是陳述一個事實，與吳三桂同時代的西方也還尚未把契約精神上升成社會的基本準則。我只是說在這樣一個雙方都知道對方會隨時違約的情況下，吳三桂自然對清政府充滿猜忌，而清政府對吳三桂也并不信任。實際上雙方如同是「囚徒困境」里的兩個囚徒，三藩叛亂實際上是對兩方損失都最大的解決方案。
受限于時代，讓清廷與吳三桂打破囚徒困境當然是不可能。這毫無疑問，但今天我們回顧這段歷史卻應該嘗試著思考其問題的根源。
實際上，宋朝幾乎完美地解決了藩鎮叛亂的問題。在君臣相互猜忌彼此相殺的五代十國，善待奪去兵權的功臣，立下不殺文官的制度，徹底緩解了緊張的君臣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