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主
《轉貼》
（本文摘自《聯合新聞網》，原刊於2005.09.18《聯合報》E7版《聯合副刊》）
沈君山於病榻撰寫兩度就醫，生死邊緣的體會
二進宮
《二進宮》是一齣平劇的劇名，講明朝一位大臣二度進宮，幫助皇后、太子奪回皇權。此處我借來敘述二度中風的經過，與病中感想。世上二度中風能活下來的本就不多，還能寫文章的就更少了，所以本文有些「獨家」的味道，彌足珍貴的。
沈君山
在生死相關的 重大問題上，
還自作清高不去找關係是十分愚昧的。
我第一次中風是六年多前一個星期六下午，下著毛毛雨的一個傍晚，自己拄了雨傘走進急診室報到。因為是週末，只有一個值班的見習醫生在，他看了一下，拿不定主意，說分不清是溢血還是栓塞，要觀察一下，讓我到一個小房間的病床上去休息，卻不知這一休息就休息了近二十個小時。當然不久家人也來了，但因為沒有經驗，既然醫生說觀察就只有觀察，到了第二天中午，手指腳趾漸漸全不能動了，才緊張起來，打電話給原本相識的副院長。他馬上來了，但他是腸胃科醫師，只有再去找真正的腦科專家，下午四時才開始緊急處理。後來回想這段經歷，當然十分怨氣，但再想想，自己也不是沒有過失，那個小醫生犧牲了週末來值班，他的知識經驗或許只能作這樣不做不錯的處理。
事已至此，只有調整自己，去適應未來。但汲取了一個教訓：在生死相關的重大問題上，還自作清高不去找關係是十分愚昧的。不過這教訓代價太大了。
中風後兩、三週，是最難熬的時刻，病情穩定了，也知道以後大概的生活限制，覺得像忽然掉進一個泥沼，而且以後一輩子都要陷在這個泥沼中，心裡非常恐慌不安，總想理出個頭緒來，就問主治的醫師，以後可能的變化。
醫師經歷多了，了解我這型凡事不弄清楚就不甘心的人，就老實地對我說，復健有空間，但也有極限，而且二次中風的或然率，要比一般人高，五年內大概有百分之五十的再發機會，主要看你自己。這些冰冷的話，他用非常誠懇的態度說出來，使我覺得他沒有騙我，沒有把我當傻瓜。那我也得面對現實。
生死的問題，我過去想過，也參加過一些安樂死之類的討論會，有一定的哲理認識，但那是「學術性」的，談的是別人的事，現在臨到自己身上，得落實的規畫一下，先想「死」，想了三條，寫成生命遺囑的法律形式，大意是：
「我確信如何處理個人之生命乃個人之基本權利，因此在因病或其他原因使本人身體受到傷害：
一， 此傷害使本人陷入長期痛苦而無法正常生活之狀態
二， 此狀態將無法復原
三， 維持延續生命對家人及社會造成沉重之負擔
在上述情形皆確定時，本人希以積極方式有尊嚴地走完人生，屆時或將尋求相關人士直接或間接的協助，以尋求生命之終止，為避免上述人士負擔道義上或法律上之責任，特此立遺囑。」
構想此遺囑時，我是以二度嚴重中風病人的情況做參考，在復健病房，每天都可見到這樣毫無尊嚴也沒有意義拖延著生命的病人。遺囑寫完後，分送給律師和有關親友，也寫在《浮生後記》第一章裡。這樣，把如何死規畫好了，心裡落實很多，就來處理如何生。那可複雜得多，單求生並不難，但要生得有生趣有生機卻不容易，著實過了兩、三年才調適過來。
第二次中風 忽然降臨，伸手去拿電話，手指卻不聽使喚，
電話機在面前，就差那麼一點兒。
最近兩年生活非常單純，大部分時間在清華，每天早上一、兩個鐘頭寫文章，或在電腦上打打橋牌、下棋，下午就做復健，散步，每星期來台北兩、三次，處理三個基金會的事，一年出國兩、三次，像我一個月前就剛到美國看孫女兒，生活調適得很好。但不知道，突然，第二次中風忽然降臨到我頭上。
第一次中風之後，妻帶著兒子曉津在台北讀國小，跟建構式數學奮戰，我獨居在新竹，請個管家照顧我三餐。八月五號禮拜五晚上上床時，已經覺得腳很重，但不知已是二度中風的開始，半夜兩點多想起來如廁時卻爬不起來，才知事態嚴重：「我再次中風了。」
當時第一個反應是打電話找人，但也知道只有力氣打一兩個電話，所以找的人一要可信賴二要能幹，會安排，不會亂。我直覺的想到紀政，她和我二十五年前有過一段熾烈的感情，現在還是最堪信賴的朋友，曾在我第一次中風時全力幫助我復健，而且她各方關係也好。
我伸手去拿電話，手指卻不聽使喚，電話機在面前，就差那麼一點兒。我嘆口氣對自己說，這也許是我此生最後一個電話，現在不打，力氣只會越來越小，就再也打不成了。我深吸一口氣，沉思默念一番，猛的手伸出去，這一伸，似乎長了半個手臂，居然觸到了電話。但卻無法打，只好用力將電話勾過來，茶几上東西乒乒砰砰打翻，也顧不著了，一寸一寸把電話勾到眼前。屋內暗暗的，開燈是無力的了，只好閉著眼，按著方位，一個個把號碼按下去，頭兩次都撥錯了，而且錯到同一個號碼，一個半夜被吵醒的倒楣人，第一次他還耐性解釋說打錯了，第二次火大了，就直接開罵，用閩南話罵，我沒聽懂，咕嚕咕嚕的回答，他大概也沒懂，只好在此補個抱歉。
等待送醫急救的 二十分鐘內
作了三個重要的決定。
第三次重複默想一番，確定了號碼和方位再按。這次響了，可沒人接。我耐心等它一直響下去，終於有人接了，有點睡意的聲音，我一聽就知道是紀政，鬆了一口氣。她說請問是誰，我說我是沈君山，我中風了，這下她清楚了，馬上醒過來：「你中風了？」我說「是」，心裡一塊石頭放下，知道打通了。
不到二十分鐘，管家、一一九都被紀政找來了，這段時間中我想了一想，接下來該怎麼做。決定了三點，一是先送新竹馬偕急救，再送台大，馬偕離我家只有三、五分鐘的路，但接下來一定要送台大。二是到了馬偕，我請他們用最強的藥打點滴，醫生卻只願打點滴，值班的都是實習醫生，但第一時間處理幫助很大。三是等紀政從台北趕下來再上路，因為我知道沒她，即使早點到台北，也一定找不到病床。果然不久後台大打給馬偕，說病人別來了，沒病床。紀政馬上打電話給葉金川，他是台大畢業的校友，人緣又好，一調就調到病床。
我這三個決定都很重要，一是去台大，因為在醫院的倫理，一個醫生開始處理了，別的醫生都不願意再碰，而我知道我的病歷都在台大；二是馬上打抗栓塞的點滴，我有經驗了，中風重要在頭幾分鐘，雖是慘痛的經驗，總是識途老馬；三是在馬偕等紀政，沒有她，隨便找一個人不行，紀政從陳水扁到工友，大家都認得她。
到台大，照了核磁共震、超音波等等。從前主治我的醫師在美國，還沒回來，別的醫生不願碰，但葉金川有個朋友黃教授替我看了，說很嚴重，中風的地方在腦幹，就給我先做處理。
我用茫然的眼光 看著他：三加二
啊？喔，等於四！
有個小插曲滿有意思，我這一路上過來，一直碰到實習醫生，每個人都用一枝鉛筆在眼前晃來晃去，左晃到右，右又晃到左，讓我的眼珠跟著動，然後問我兩個問題：「你叫什麼名字？三加二等於多少？」大概是試我的神智清不清楚。但他們每個問題都一模一樣，到了第五個人，我厭煩了，這次是個大概七年級的實習醫生，又問我三加二等於多少，我看了他一眼，決定跟他開個玩笑，就說三加二等於四。他吃了一驚，問我：「三加二耶，等於多少？」我故意扳著已經漸漸不能動的手指，用茫然的眼光看著他：「三加二啊？喔，等於四。」
他好緊張跑了出去：「沈教授不得了了，他說三加二等於四！」這時來了個年紀大一點的醫生，我向他神祕笑了一下，他才知道我在搗蛋。
另外一件趣事，是後來發生的，到了台大醫院，護士們告訴我，林志玲就住在樓上，我開玩笑說，能不能看她一下，這當然不可能，說過也就算了。但次日，管家從新竹趕來，卻弄到一張林志玲的海報，把它貼在牆上。妻看見了，十分不以為然，說：「滿身掛了瓶瓶罐罐，牆上還貼林志玲，太不相稱了，也顯得輕浮。」我那時還能模糊不清的說些話，就辯稱：「現在整天都看些醜陋古怪的形象，包括鏡子裡的我，晚上瞄一眼林志玲，才不會做惡夢。」主治醫師是十分通達的人，聽了我的辯解，嘻嘻的笑出來，接著說：「也對，對心理健康有益，我們就讓林志玲做中風小天使，掛在牆上無妨的。」病房裡面醫生最大，有了他的御批，就萬事合法了。消息傳出去，送花的朋友們少了些，送林志玲海報的卻一大堆，現在（中風後兩週）我有十三張林志玲的海報，看來可以開特展了。
與其成為植物人 或四肢癱瘓，
不如讓我走。
星期六清晨坐救護車到了台大，原來的主治醫師還沒回來，並且也要等檢查的結果，黃醫師先給我開了一般的藥。星期一主治醫師從國外回來，一切檢查也都出來，會診之後，主治醫師告訴妻，情形不樂觀，第二次中風，又是中在腦幹部分，再延續下去，可能全身癱瘓也可能危及生命。他建議用血管攝影再徹底檢查一次，如果大血管有問題，馬上開刀，小血管有問題，用抗凝血劑，這都是危險度很高的，尤其開刀，也許只有一半一半機會，要她具結，醫院會盡力做，但不能負責。妻說君山的生死觀她很清楚，還早寫好了生命遺囑，她簽字沒問題，但現在他自己神智很清楚，你不妨問他。
主治醫師是很通達的，也看過《浮生後記》裡面講生死的一章，就來問我。我說一切聽你的，但有個但書，作為我們的君子協定。在救護車從新竹上來時，我仔細的想過，在選擇的順位上，倒過來排。〈一〉昏迷不醒的植物人，〈二〉四肢癱瘓，第三才是死亡。因此要他答應我，假如不行的話，與其成為植物人或四肢癱瘓，不如讓我走，這樣不至於連累他人，自己也痛快些。
主治醫師爽快的答應了〈一〉，換句話說，若成為植物人，就讓我走；但無法答應〈二〉，他說這不合法，他不能做違法的事。我想了想確實如此，法律走在倫理後面，倫理走在科技後面，這是人自找的麻煩，本來「天」幫你解決的問題，硬要人定「勝」天，但其實人只能在戰役上勝天，永不能在戰爭中勝天（Win the battle， not the war），廿世紀人定「勝」天已臻極致，環保、生態、生死都引出種種問題，廿一世紀就要人定「和」天，但科技跑太快，法律倫理都跟不上，我既然只活到廿一世紀初，就要遵守廿一世紀初的法律倫理才行。
何況要判斷什麼叫「四肢癱瘓」也有技術上的困難，眼珠還能跟著鉛筆動，算不算癱瘓呢？「人生泰半原是由不得己的！」嘆口氣，也只好同意，替對方想，各讓一半，也算是妥協吧。
交代了四件事，
興高采烈進開刀房。
自從星期六進院後，手足一刻比一刻軟弱，根據第一次中風經驗，一開始復健至少有一段時間，不能處理事情，因此星期一上午，我把秘書及兩個出版社的編輯都找了來，下午為進攝影房簽了具結書，還有三四十分鐘才能進房，正好把一些未完的事一一交代。
首先是明天星期二，原定去溪頭吳大猷科學營和黃榮村校長對話「如何打造第一流大學」，黃在教育部長任內編列了五年五百億的預算，有一些構想牽涉到清交合併，我對他的看法不太贊同，已經交鋒過好幾次，但儘管「政見不同」，卻都能談得來，朋友還是朋友，乃相約在今年的科學營好好辯論一次，由參加的學員作評判，現在顯然無法應約了，乃交代秘書請吳大猷基金會的執行長彭宗平校長代我應戰，還告訴他不可口軟，好好的修理黃前部長一番。
第二件事，是四五天前和張忠謀共宴，談起一本書《甘地之道》，講競爭雙方解決衝突之道，我以為是本好書，向他推薦，並答應送他一本，就告訴祕書把這件事當天辦了。
第三件事是一本漫畫故事書《沈爺爺講圍棋棋王故事》已經寫完很久，但缺一篇序，拖在那兒，「漢聲」九月要出版此書，我告訴編輯，沒法寫序了，就口述幾句話代序，大致是說，假如做一件事帶給自己快樂，也帶給大家快樂，那就是最快樂的事。這套故事書，我講時很快樂，若也能帶給閱讀的小朋友快樂，那便更加快樂了。第四件事是把上次中風後寫的第四本書《浮生再記》，補些照片。交代了這四件事，快三點了，我覺得心情愉快，泰然進了血管攝影室，準備接著進開刀房。
妻後來跟我說，看我興高采烈的進去，不難過也就罷了，興高采烈些什麼？我說，先講一個希臘神話，傳說是世上第一個女人的潘朵拉，神給了她一個盒子，說裡面裝滿了各種東西，要她千萬不要打開，但好奇是女人的天性，有一天還是將盒子打開，想瞄一眼。瞬間各種妖魔鬼怪：妒忌、怨恨、病痛、戰爭都跑出來，潘朵拉嚇壞了，趕緊關起來，於是最後留住了一樣東西，叫做「希望」的，沒跑出來，從此地球上充滿了各種災禍，但還有「希望」。只要還有一絲希望，就有一縷光明，人就可以憑著希望走下去。
第一次中風是連本
第二次中風是帶利，
老天要拿回去。
生老病死四事，想像中應以生最苦，在完全陌生漆黑的通道裡，憑著直覺掙扎前進，通過一道道關卡，只有母體的蠕動幫忙，但是那時並不自覺，當然以後更沒有記憶。死的痛苦主要是心理的，死是一切的終結，從此人天永絕，假若從小我看，唯一的我沒了，就是沒了，確實很絕望，但從群體看，好像樹上的葉子，不去舊黃哪來新綠？
對抗絕望恐懼，宗教信仰也許最有效，心中有個天堂，或者輪迴來生，至少那就有了希望，一切並不就此終結。但並不是人人都能真正有信仰的，至少像我，雖然明知「持分明知不能證真如」，平時也不去想那想不通的生死大道，但要我真心去相信那並無理性知識支持的天堂與來生，卻也是不能。我能懂的是大我與小我之分，億萬眾生，個人不過滄海之一粟，「不去舊黃，哪來新綠？」但這只是理性的悟解，感性上還是難以絕對超然的。
我有一個很有學問的朋友，中風住院後，他打電話來慰問，說他自己心臟也不好，這兩天就要去裝支架，心情也很消沉。我說很羨慕他這樣心臟病的病人，要嘛就好了，要嘛就乾脆走了，不像中風拖拖拉拉的，復健以後也不過維持一個打了折扣甚至沒有生活的生命。
我進血管攝影房又準備接受開刀時，心情十分泰然。七十三歲了，前面六十七年，健康快樂，老天給我的條件很好，該做的事也已做了。現在，第一次中風是連本第二次中風是帶利，老天要拿回去，本來應該就此結束，但世事也由不得己，還是得跟世上的倫理規範走，開刀打抗凝血劑是一個機會，也許就此走了，豈非正好。
但就此決然告別塵世，總也有些依依不捨，一半一半的機會，卻給你希望。人生煩惱，泰半是由有抉擇要負責而來，現在一切交給醫生，心情自然就輕鬆起來。
加護病房的機器壞了，
差點就完蛋了。
檢查出來，醫生向我恭喜，說大血管沒問題，只是微血管栓塞，打抗凝血劑就可以了，那只有10%的危險，說實話，那時我反有些悵然若失，既然走不了，看來只有面對現實，慢慢調適自己，總希望不要真的四肢癱瘓才好，人生本來就有兩條路，該放手時要放手，既然放不了手，只有在現實條件下盡其在我快樂的活。
在告別中風，進入復健之前，我註定還要有一次經歷。
從攝影室出來，打了抗凝血劑，就被送去加護病房。六、七年前吳大猷先生生命末期，在加護病房度過兩、三個月，那時我常去看他，所以我對加護病房並不陌生。直覺中，加護病房應該是一個肅穆安靜的地方，剛剛相反，嘈雜得很。大部分加護病房的病人都沒有知覺，不是很清醒，所以加護病房裡的護士總是嘰哩呱啦講話沒有忌憚。病床側有一個量壓劑，二十分鐘量一次血壓，然後將數字顯示在病床對面的顯示器上，平常病人昏昏沉沉的大概也不會注意，我卻很清醒，慢慢看出什麼是收縮壓，什麼是舒張壓。
顯示的數字十分驚人，收縮壓九十，舒張壓六十（收縮壓正常值為一一０至一四０，舒張壓為七十至九十），我嚇了一跳，把護士找來，護士看了也嚇一跳，又找來住院醫師，她亦十分緊張，就建議為我打升壓劑，提高血壓，我不放心，堅持要主治醫師同意，但他們找不到主治醫師（那時是凌晨二時），另外找一位教授問了，他卻不同意，說升壓劑不能隨便打，同時住院醫師又打電話給我太太，說「沈君山病危」，把我太太從床上拉起來。
在等待她來院期間，大家沒事做，住院醫生於是建議由護士用手再量一次血壓。這一次，收縮壓是一三五，是正常值。搞半天，原來機器壞了，要不是我有凡事弄清楚的訓練，醫生說什麼就相信什麼，升壓劑一針打下去，完蛋了。妻卻半夜趕來，在加護病房外等了一夜。
活著出加護病房， 一條漫長艱苦的路
正等著我。
受了這般折騰，加護病房裡又熱又悶，睡在床上手腳不能動，護士們在外面嘰嘰呱呱，實在很生氣。昏迷的病人其實大多是有知覺的，只是表達不出來，而死亡時最後失去的是聽覺，又想起吳大猷先生在加護病房昏迷不醒的住了一個多月，去世前一週，李政道先生特地來看他，眼珠還能動一下，豈不是更痛苦？想到這裡，油然興起一種使命感，光自己生氣沒用，一定要把這些感覺寫出來，一方面替病友申冤，一方面也為自己出氣，或者還可促進醫院有些改進吧！想到這裡，氣消了一些，也不覺得那麼熱了，大概是心靜自然涼的緣故，居然昏昏沉沉的睡了。次日（八月九日）上午十點，一覺醒來，身上的瓶瓶管管少了一些，終於活著出加護病房了。
當天下午，主治醫師告訴我：「你已經脫離了危險期，現在是你感覺最虛弱的時候，四肢癱瘓，言語不清，但這些都是自然的，以後會進步，當然不會完全復原，但會進步，進步多少，要看你復健的努力。」這話我聽得懂，因為有過一次經驗，這次只會更困難，一條漫長艱苦的路，正等著我。
【2005-09-18/聯合報/E7版/聯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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