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底總藏著三個小故事，每次想起，都一驚。因為我原以為自己很聰明、很客觀，直到經歷這些故事之後，才發覺許多事，只有親身參與的人，方能了解。

那是人性最微妙的一種感覺，很難用世俗的標準來判斷。

當我在聖若望大學教書的時候，有一位同事，家裡已經有個蒙古症的弟弟，但是當他太太懷孕之後，居然沒作羊水穿刺，又生下個「蒙古兒」。消息傳出，大家都說他笨，明知蒙古症有遺傳的可能，還那麼大意。

我也曾在文章裡寫到這件事，諷刺他的愚蠢。

直到有一天，他對我說：「其實我太太去作了穿刺，也化驗出了蒙古症，我們決定墮胎。但是就在約好墮胎的那天上午，我母親帶我弟弟一起來。我那蒙古症的弟弟，以為我太太得了什麼重病，先拉著我太太的手，一直說保重！保重！又過來，撲在我身上，把我緊緊抱住，說『哥哥，上帝會保佑你們。』

他們走後，我跟太太默默地坐了好久。不錯！我是曾經怨父母為什麼生個蒙古兒，多花好多時間在他身上。但是，我也發覺，他畢竟是我的弟弟，他那麼愛我，而且毫不掩飾地表現出來。

我和我太太想，如果肚子裡的是個像我弟弟那麼真實的孩子，我們能因為他比較笨，就把他殺掉嗎？

他也是個生命、他也是上帝的賜予啊！所以，我們打電話給醫生，說我們不去了……」

二十多年前，我作電視記者的時候，有一次要去韓國採訪亞洲影展。當時出國的手續很難辦，不但要各種證件，而且得請公司的人事和安全單位出函。我好不容易備妥了各項文件，送去給電影協會代辦的一位先生。

可是才回公司，就接到電話，說我少了一份東西。

「我剛剛才放在一個信封裡交給您啊！」我說。

「沒有！我沒看到！」對方斬釘截鐵地回答。

我立刻衝去了西門町的影協辦公室，當面告訴他，我確實自己細細點過，再裝在牛皮紙信封裡交給了他。

他舉起我的信封，抖了抖，說：「沒有！」

「我人格擔保，我裝了！」我大聲說。

「我也人格擔保，我沒收到！」他也大聲吼回來。

「你找找看，一定掉在了什麼地方！」我吼得更大聲。

「我早找了，我沒那麼糊塗，你一定沒給我。」他也吼得更響。

眼看採訪在即，我氣呼呼地趕回公司，又去一關、一關，「求爺爺、告奶奶」地辦那份文件。就在辦的時候，突然接到中影「那個人」的電話。

「對不起！劉先生，是我不對，不小心夾在別人的文件裡了，我真不是人、真不是人、真不是人……」

我怔住了。忘記是怎麼掛上那個電話的。

我今天也忘記了那個人的長相。但不知為什麼，我總忘不了「他」，明明是他錯，我卻覺得他很偉大，他明明可以為保全自己的面子，把發現的東西滅跡。但是，他沒這麼做，他來認錯。

我佩服他，覺得他是一位勇者。
許多年前，我應美國水墨畫協會的邀請，擔任當年國際水墨畫展的全權主審。

所謂「全權主審」，是整個畫展只由我一個人評審，入選不入選，得獎不得獎，全憑我一句話。

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尊重主審，一方面是避免許多評審「品味」相左，最後反而是「中間地帶」的作品得獎。不如每屆展覽請一位不同風格的主審，使各種風格的作品，總有獲得青睞的機會。

那天評審，我準備了一些小貼紙，先為自己「屬意」的作品貼上，再斟酌著刪除。 評審完畢，主辦單位請我吃飯，再由原來接我的女士送我回家。

晚上，她一邊開車，一面笑著問：
「對不起！劉教授，不知能不能問一個問題。沒有任何意思，我只是想知道，為什麼那幅有紅色岩石和一群小鳥的畫，您先貼了標籤，後來又拿掉了呢？」

「那張畫確實不錯，只是我覺得筆觸硬了一點，名額有限，只好……」我說，又笑笑：「妳認識這位畫家嗎？」

「認識！」她說：「是我！」

不知為什麼，我的臉一下子紅了。

她是水墨畫協會的負責人之一，而且從頭到尾跟著我，她只要事先給我一點點暗示，說那是她的畫，我即使再客觀，都可能受到影響，起碼，最後落選的不會是她。

一直到今天，十年了，我都忘不了她。雖然我一點都沒錯，卻覺得欠了她。

三個故事說完了。從世俗的角度，那教授是笨蛋、那影協的先生是混蛋、那水墨畫協會的女士是蠢蛋。

但是，在我心中，他們都是最真實的人。

在這個平凡的世界，我們需要的，不見得是英雄、偉人，而是這種真真切切、實實在在，可以不忠於世俗，卻無負自己良心的人。

每次在我評斷一件事或一個人之前，都會想到這三個故事，他們教了我許多，他們教我用「眼」看，也用「心」看。

當我看到心靈最微妙的地方，常會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