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論將把“智”列為第一，克勞塞維茨論軍事天才把“勇”列為第一
位。”（鈕先鐘）正因為李氏是孫子的信徒，他極鄙視克勞塞維茨的“血
液就是勝利的代價”的理念，並且認為這理念可令心靈中毒，只配產生軍
士，而不配產生將軍了。其實李氏自己對精神和勇氣也是重視的，他說：
“拿破侖有一句常被人的引用的格言：‘在戰爭中，精神對物質的比重是
三比一’，大多數的軍人都一致接受這個廣泛的真理……在一切軍事決定
中，精神因素是居於首要的地位，戰爭和會戰的結果經常是以它們為轉動
的基礎。在戰爭的歷史中，它們成為一種最具“常”性（CONSRANT）的
因素，僅僅只有程度上的變化而已，而其他的物質因素，則幾乎在每一個
戰爭中和每一種軍事情況下，都可以完全不同。”

回到正題上來，作為兵聖的孫子為何極少言勇呢？一種可能是，遺失了，
十三篇只是《孫子兵法》的一部分﹔又一種，就是孫子不屑於言勇，因為
春秋戰國時代是群雄逐鹿，勾心鬥角，日日攻伐，血流漂杵的時代。既時
有和平，也不過是戰爭之間短暫的喘息。

“隨著強國對強國的吞並，野戰步兵的規模迅速擴大──也許是成十倍於
擴大──中國逐漸處於少數的諸侯國的控制、管轄之下，在崇尚軍事技術
的‘戰國’時期，戰爭衝突連續不斷，在公元前722至414年間發生的540
次諸侯戰爭中，至少有110個諸侯國被滅亡”（《劍橋戰爭史》）由於戰
爭的頻仍，怯懦者或勇氣不足者，早被虎狼之國逐出了戰爭歷史舞台，剩
下的只是勇者對勇者的戰鬥，因此，在理論上的探討似乎就成了蛇足了。

其二，由於戰爭頻率大大增加，規模、形態急劇變化，規模上“也許成十
倍的擴大”，形態上，由宋襄公推崇的“正道”的“成列而鼓”到“詭
道”的“權詐之兵”，從“不殺二毛”到抗殺40萬趙軍，可謂天翻地覆慨
而慷，念之斷人腸！

那年頭不僅不缺乏勇，反是凶德淫漫，勇的過了頭。由於戰爭經驗的積
累，戰爭規模、形態的變化，迫切需要的是對戰爭、戰略、戰術的理論指
導，以權詐為特色的孫子兵法應時而生，傳之千古。

漢獨尊儒術之後，兵家也受了儒者的鳥氣，講得是仁義道德，溫文爾雅，
勇字當然就只好往後捎著點了，然畢竟中毒不深，所以還能並致一向，千
里千敵。

唐代雖是儒者當朝，但那時儒者還有大氣度，還算雄健，儒學尚未被閹
割，看看唐代的邊塞詩，就可知唐代的尚武精神是怎樣的深入人心了（參
見宗白華《唐人詩歌中所表現的民族精神》，寫的極好！）

到了宋代，便不成體統了，武將見了文官就矮了半截，且多是由“笑人齒
缺曰狗竇大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官統御三軍，不到無可挽救的危機情
勢，是不會讓岳飛韓世忠掌兵的。

再往後，就是王老五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了，老太婆過壽，一天不如一天
了，更別奢談勇字了，張嘴閉嘴談的是中庸，卻忘記了“極高明者”才有
資格“道中庸”，而那宋明理學，再高，也高不過武大郎，只是躺在中庸
的大旗下睡大覺罷了，竟一覺逾千年，中庸成了苟且偏安，“急時將妾接
上床”的最廉價的遮羞布。

本世紀初，雖有陣天華、鄒容、秋瑾等先哲大聲疾呼、痛陳利害，然正如
所有先知先覺者一樣，逃不脫殉道的命運，他們都在風華之年以身許國，
鄒容死於牢獄，秋瑾在“秋風秋雨愁煞人”的悲吟中慷慨赴死，陳天華以
“我以我血荐軒轅”的猛士情懷蹈海殉國希冀以獻一已之軀，澡雪吾民族
精神，重躊國魂，但終是吶喊於荒原，應者廖廖，多的只是伸長了脖子的
看客，以這些看客來看，陳天華的行為，只是“徒增笑耳！”

倘使孫子活到今天，我想這孫子兵法第一篇一定不是計篇，而是勇篇吧。